開創行草取法一代風尚，清代推崇帖學的書法大師
和同時代許多人一樣,吳榮光的啟蒙教育都源於家學。吳榮光從小受到較好的家庭教育,這也為其以後書法學習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在京期間,吳榮光與阮元交往密切,於阮元處吳為人、為官、為學均受益匪淺,但並不見阮元在碑學觀念上對吳榮光有較大影響。除家學外,直接影響吳榮光書法觀念及書法創作的無非劉墉、翁方綱二人。
吳榮光書法創作走的基本上是帖學的道路。他取法眾家之長而後卓然成家。康有為稱“其書為吾粵冠”。吳榮光的書法傳世較多,書法水平也頗高。近年吳榮光書畫作品已列入限制出境作品。
吳榮光認為臨摹應做到“肖似古人”,若臨摹與原作不相似就不應該叫作臨摹。吳榮光不但反對“師其意不求形似”的臨書觀念,而且找到了促成這種不當觀念的根源,那就是“文人學士一藝之微曰畫禪、書禪”董其昌認為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是也”。董其昌這種臨書方法是很明顯的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吳榮光對於董其昌這樣的方法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
吳榮光由論畫推及到論書,他認為書畫同理,臨摹古人書畫作品都應該“肖似古人”。我們可以看出吳榮光並不贊同董其昌“臨書肖似古人為書奴”的觀點。吳榮光、翁方綱的這種臨書觀念的形成很明顯受到“乾嘉學派”所倡導的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學風影響。
吳榮光對待書法臨摹的觀點與翁方綱、錢泳、梁章矩等人均如出一轍。作為吳榮光、梁章拒等人的業師,同時又是乾、嘉年間北京書畫圈的重要人物,翁方綱的書學觀念甚至影響到了整個乾嘉時期的北京書畫圈。乾、嘉時期考據派學者臨摹觀念的相似也是樸學學風使然。
吳榮光非常贊成祝枝山“學書者用古人不為古人用,用自己不為自己局”的觀點。由於吳榮光認為臨摹最重要的是為“我”所用,所以進而又提出了“自運宜善變”的觀點。
吳榮光對趙仲穆這幅作品非常欣賞,甚至認為“實有一二筆文敏未曾寫出者”。同時指出趙仲穆這幅作品成功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從荒率處得新意”。從“荒率”二詞我們可以看出吳榮光對於書法創作時“無意求工”的肯定。吳榮光的書法創作觀念充滿了辨證統一的哲學道理。他既提倡書法臨摹要“肖似古人”,同時又認為不要為古人所囿。他提出在創作中應該善於變化,應以“無意求工”的心態進行藝術創作,才能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
吳榮光認為二王一脈帖學佳作應達到“虛和朗潤”或“虛和宛朗”這樣一種美的境界。而這個標準與同時期碑學倡導者是迥異的。在嘉道碑學濫筋的背景下,這樣的聲音顯得彌足珍貴。吳榮光提出了草書應達到“虛和、宛朗”這一審美標準。
吳榮光一生遊歷北京、廣東、湖南、福建、陝西、貴州、浙江、天津、湖北等地,所以其書法風格及書學觀念的形成是非常複雜的。
吳榮光對書法鮮見偏執一端之論,可以說其觀念體現著辨證統一的哲學道理。吳榮光堅持書法臨摹要“肖似古人”,反對董其昌以“以禪理論書”,他在這方面很明顯受到了其師翁方綱的影響。吳榮光雖然提出臨摹應“肖似古人”,但並不是泥古不化。他認為書法臨摹最重要的是為創作所用,進而,他又提出了“自運宜善變”、“無意求工”的觀點。吳榮光以“虛和朗潤”評價王羲之書法完全是以傳統砧學的視角來觀照帖派書法的,沒有摻雜絲毫碑學的因素,所以其觀念與當時的碑學倡導者是有別的。
在書法鑑定方面,他既能熟練運用乾、嘉學者擅長的考據方法,也不廢書畫家常用的“品韻”方法。吳榮光常常以“翰墨因緣”來形容自己與書法的緣分,可見其對書法投入之深、寄託之大,他對待書法態度之虔誠和單純足令當代許多學書者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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