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帖是學習書法的有效手段，是通向創作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橋樑。只有在臨帖這一階段打下堅實基礎，擇取到前人創作的經驗和精華，才有可能創作出“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好作品。大多數人雖然都知道臨帖的必要性，但是對於臨帖本身卻未必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創作有境界的差別，臨帖高精亦然；臨帖境界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以後創作境界的高低，這一點往往被書法愛好者所忽略。
大體說來，臨帖境界可分為三個境界：“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後兩個層次是當前認識比較模糊的地方，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勢必影響到以後的創作水平。
先來談談“眼到”。
這一層次即是唐代孫過庭所謂的“察之者尚精”。對法帖中字的用筆、結構、章法要詳察細審，既要在靜態上把握筆畫形態，又要在動態上理解點畫間的呼應關係。在結構上既要看到線條本身在空間中的安排，又要對空白的分佈予以重視。而在整體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間行距，欹正關係，潤燥疏密等因素。
在這一階段主要解決的是觀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處。許多臨習者只得粗枝大葉，整體看上去，似乎與原帖相去不遠，但在細微處則失之甚多，這和抄書並無區別。前人妙處往往就在一筆一畫，甚至一個小動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顰一嗔之間。所以王僧虔說：“纖微向背，毫髮死生。”這時的眼睛要像放大鏡，能夠將常人注意不到的細節放大。能否做到“眼到”決定了能否“手到”，因此臨習者不能盲目機械地照臨，應多讀帖，多觀察。
“手到”這一境界
是在臨帖過程中最具基礎性的環節。
不僅是指臨得形似，而且要神似。事實上，“手到”的境界對於一個學書法的人來說，可謂是難途了。在眾多臨習者中，真正能做到這一點的，並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臨習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態浮躁，臨摹功夫尚未下到。當前許多臨習者對於“擬之者貴似”這一句格言的認識相當模糊，一個“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義遠非想象的那樣簡單。
關於“心到”的境界，
則是本文最主要的立意之處。
在許多人看來，臨帖到了“手到”的境界即形神兼備了，理應算達到了臨帖的最終要求。但反觀當代不少書法創作者在提及他們的臨帖經歷時都說臨過多少多少帖，某帖臨過多少遍。但其所創作的作品中，卻難以看到他們從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見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的書寫者提到自己曾臨《蘭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並無半點“二王”的影子和形式特徵。如果從創造動機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營養，那當然另當別論。既然花了時間去臨，為何連捕風捉影的意思都沒有呢？
另一種情況是雖然在創作中體現了所學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於程式化，缺乏變通，更無論“神韻”二字。以上疑問使得筆者開始想到關於臨帖的“心到”問題。“手到”雖然標誌著臨帖已到精熟準確之境，但事實上，仍然處於技術層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靈深處的生命律動。
所謂“形神兼備”也還不過是在筆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雖然做到這一步已經很難得，但要想對創作起到精神層面的深刻影響，則必須“心到”——去觸動前人在揮毫時撩撥性靈的心絃。就像六祖慧能之於達摩，直通心性，而後可言悟道。創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那麼臨摹的最高境界也當如此。要想達到這一點，則需要更多地在精神層次上去體會探求。如具體到《蘭亭序》，則不能僅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應在充分了解魏晉社會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個性的基礎上，熟讀《蘭亭》內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靈深處，深味那魏晉時代士人獨有的心靈“藥酒”，試圖讓這酒的餘味滲入你的歷史悠思當中去。
當你彷彿已聽到王羲之等人對人生的詠歎時，或許你將不再處處拘泥於《蘭亭》某筆某畫的固定形態，而達到心手雙暢的境界。唐張懷瓘在《書斷》序中說：“若乃思賢哲於千載，覽陳跡於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會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性靈，披封睹跡，欣如會面，又可樂也。”這裡雖然是論述書法的功用，但完全可以把它作為臨帖達到最高境界的具體要求。同時也足以說明書法絕不僅僅是一種技巧形式而已，它的文化內涵是博大精深的。這自然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前人的傳統時，必須超越技術層面，進入文化精神的境界去理解它。所謂“心到”，即是要在臨帖中凸顯這一文化意義。
總之，在達到“心到”這一境界之後，相信人們在以後的創作中必能左右逢源，心手相應，寫出既富時代氣息又具深厚傳統底蘊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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