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到2015年，
導演鄭瓊花6年時間，拍攝紀錄片《出·路》，
片子參加了這一屆上海電影節的展映，
並且將在6月30日進行全國點映。
《出·路》跟拍了不同家庭出身的3個孩子：
一個甘肅山溝溝裡的小女孩，馬百娟，
在16歲時，她嫁給了表哥作為自己的出路；
一個湖北的高三複讀生，徐佳，
高考、工作、結婚，這是他選擇的人生軌跡；
一個家境優渥的北京女孩，袁晗寒，
高中退學後，去國外留學，畢業後開了一個藝術投資公司。
在鄭瓊看來，儘管他們的生活天差地別，
但他們都在自己的困境裡，尋找著自己的出路。
片中的主題，關於人的出路到底是什麼，
也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
鄭瓊（右一）在馬百娟學校
一條：為什麼想到要拍這部紀錄片？
鄭瓊：2008年，一個北京朋友來我辦公室跟我講她女兒的故事。她的女兒叫袁晗寒，17歲，高一留級後就退學不念了。而她所在的央美附中，是很多人擠破頭想要進去的。她擁有著最豐富的教育資源，小學、初中、高中唸的都是最好的。而且他們學校不止她一個人選擇退學。
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因為我是從小地方湖北咸寧出來的，高考了3次都落榜。那個時候，我們高中有80%的人都需要復讀，復讀的羞恥感我也背了很久。直到我到北京打工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北京的高考分數線要比湖北低那麼多。
而袁晗寒是北京人，在我看來她擁有的機會像黃金一樣珍貴，她為什麼像吹羽毛一樣輕易就放棄了？我對她的選擇很好奇，想拍她的紀錄片，但如果只拍她一個人比較單薄，所以我另外再找2個不同背景的孩子，來探討出路的問題。
馬百娟、徐佳、袁晗寒
一條：除了家境優渥的北京女孩，另外兩個孩子是什麼樣的背景？你是怎麼找到的？
鄭瓊：第二個是一個小鎮青年，徐佳。他是我回到我當時復讀的那個高中找到的，19歲了，是農民工的一代。爸爸因意外去世後，徐佳就一直揹負著父親的遺願，發誓一定要考一個大學，這時他正在準備第三次高考。
第三個孩子，一個山溝溝裡的孩子，馬百娟。找她的時候比較波折，我是拜託公益組織的朋友幫我找的。當時是2009年，用的還是諾基亞的手機，屏幕特別小。我就是靠看照片，找到了馬百娟。她的那個學校一下子擊中了我，是個矮矮破破的平房，只有2個老師、5個學生，這就是我想要的。
一條：紀錄片從2009拍到2015，一共拍攝了6年，讓你印象最深刻的場景是什麼？
鄭瓊：那個場景可能是整個紀錄片裡最震撼的一個了。馬百娟每天放學回去，她要餵豬，要做飯，幹農活。那天我跟著她去做農活，要下這麼陡一個坡，然後再上來，費那麼大的勁。
我當時看到他們在對面的溝壑上，山那麼大，路那麼彎，人那麼小，就跟螞蟻一樣在爬坡。
他們的生活狀態也真的是像螞蟻一樣在討生活，我當時眼淚都掉下來了。
一條：山裡孩子馬百娟、小鎮青年徐佳、北京女孩袁晗寒，分別給你怎樣的印象？
鄭瓊：馬百娟在這麼艱苦的環境裡，那種喜樂的狀態也是深深吸引我的。雖然她自始至終只有一件衣服可以穿，雖然她要走上十幾裡山地才能買到學習用具，但是她那個笑容都沒法抑制住。我特別喜歡她像唱歌一樣的誦讀方式，她坐在山坡上唸作文，說她的夢想是考北京的大學，她的夢想很樸素也很明確。
徐佳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教室裡上自習課的場景。所有人都坐著埋頭唸書，被一摞摞書埋得只剩下頭頂。這個場景對我來說太熟悉了，20年前，我復讀的時候，也是這樣高的書牆。20年，整個城市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這個書牆沒有變。徐佳心理壓力很大，孤注一擲要考上大學。
袁晗寒，我在拍她的時候我也挺困惑的，表面上你會看到她在遛兔子，捲菸草，吃蛋糕，一會兒錢包掉了四處找，一去畫室就頭疼……好像真的無所事事。但我後來發現了，她其實一直也揹負著一個目標，她在對付“無聊”。
她其實在做各種嘗試，她開酒吧、看電影，然後做裝置，申請學校，其實到後面的時候她也學習，她也做作業，包括假期裡來上海實習。
袁晗寒和其他兩個人相比，其實擁有更強烈的自我意識，並且能最清晰地自我表達，也是唯一一個需要處理更多非物質層面、精神層面東西的人。
一條：片中3個人物互相瞭解嗎？他們互相怎麼看待對方？
鄭瓊：我在最開始，給徐佳講過袁晗寒的生活和選擇，包括她的個人作品。徐佳說，他知道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接受這種不公平，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下一代會達到袁晗寒的狀態。但相比馬百娟，他說他要好很多。
我也問了袁晗寒，我問她怎麼看，她擁有這麼多機會，可以走遍歐洲，而其他人不行。她說她在出生的時候，也不能站在天上看，哪個好她就選哪個。
而對於馬百娟，她對另外兩個人的生活完全沒有興趣。
一條：片中三個人物的生活差異很大，你是想表現人的差異嗎？
鄭瓊：他們的差異很大，但我想要表達的不是隔閡，而是融合。
在中國，不同人群彼此之間是不瞭解的，也沒有交流和交集。但是，當你瞭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和行為。
我有一個朋友看完這個片子後說，她回家後對她的保姆好像更寬容了些，因為她明白了，保姆到達今天是因為走過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生路。這就是我想要達到的目的。
一條：這三個孩子最後選擇了什麼樣的出路，你怎麼看待他們的選擇？
鄭瓊：2015年拍攝末期，我其實已經聯繫不上馬百娟了，給她打電話也不接，後來是從別人那兒知道，她16歲時嫁給了自己的表哥。她這麼早結婚，我其實是挺心痛的。
但我們不能只看她的結果，應該去理解她為何走到了這一步。她因為學習跟不上，很早就退學了，又因為年齡不到，找不到工作。而身邊的人一直在給她灌輸“女人長大了就是要靠男人的”的思想。當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時候，可能婚姻對她來說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出路了。
徐佳的人生軌跡很中規中矩。他高考、找工作、結婚，走了一條最常規、最多人走的路。
袁晗寒自由一些，她可以選擇退學，去國外念自己喜歡的藝術；她很有魄力，想開酒吧就開酒吧；她也很灑脫，願意做一個月只賺400塊錢的售貨員。2015年的時候，她自己開了一家藝術投資公司。
鄭瓊
一條：很多人都可以在這三個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那你呢？
鄭瓊：這3個人的經歷，我都經歷過。
我從小在湖北的農村長大，我特別能夠體會像馬百娟那樣，在艱苦中喜樂的樣子。後來，我3次高考落榜，最終也沒有考上大學，就好像被甩出整個社會體系。然後我到北京來打拼，一門心思要活下去，這樣的日子過了10年。到現在，我可以有很多自由。
我的自由，不是因為我有錢了，或者打破了階層。我沒錢，也沒有打破階層，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學強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出路。
一條：很多人看完你的片子都會說你在批判高考，這條片子和高考有關嗎？
鄭瓊：說心裡話，我的初衷其實跟高考真的沒有什麼關係。我曾經和袁晗寒的媽媽聊天，她說：“小孩如果生在二三級城市的話，就是讓她死也要死在學校裡邊。”所以不論有錢的、沒錢的，有身份的、沒身份的，其實我們的文化環境都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打破。
就像馬百娟的出路絕不是中一個彩票。當馬百娟變成徐佳，徐佳變成袁晗寒，問題還是不會解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在成功學的框架裡找出路，是死路一條。
社會和教育體系一直在給我們洗腦，給我們腦子裡塞了很多屎，我覺得只有當你把這一坨坨屎挖出來，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脫去一切身份、金錢這些世俗的外套，找到自己的使命和價值，就像袁枚的那首小詩一樣：“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閱讀更多 一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