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的時候，被刷屏最厲害的是一個將被載入史冊的聚會——茅臺集團季克良，紅塔集團褚時健，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他們坐到了一起，手拉著手。
都說菸酒不分家。想當年，這二位是中國商業的扛鼎人物，他們用國家給的一點點資源，把品牌和事業做起來，經銷商恐怕望其項背也難見上一面。
幾十年過去，這一代人的命運已經塵埃落定，大可以溫酒話當年，也無風雨也無晴。有人全身而退，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東山再起，有人則只是沉寂了下去。
想一想，上世紀30-40年代出生的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機會到來時，他們仍值盛年的尾聲。這是個抉擇：是就此認命、服氣，平平淡淡了此一生，還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獨自一人面對曠野？
還有一個人，他可能比褚時健、季克良，甚至柳傳志都更幸運。因緣際會，他在柳傳志樓下開始創業，最終，他既得到了他想要的，也沒有被這個事業綁架。八旬之年，他有回味，也有自由。
這一年，在三亞，馮侖、劉永好幾個老男人玩起了身體路線。他們一會兒光膀子靠在遊艇上曬太陽，一會兒又撩起袖子跟人掰手腕子。這樣的畫面儘管難稱香豔，倒也不失說服力——他們全都年過半百，但仍然精力充沛，玩得很High。
這些人都是遊艇的主人蔡先培的粉絲。馮侖50多了，他說：“看看蔡老爺子，人家七十多歲了還開飛機，我又怎麼敢有中年危機呢？”
蔡先培籍籍無名，因為他把名聲送給了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是科寶博洛尼CEO蔡明。他很得意，因為每次他的朋友們見到他父親，都沒人猜出他已經過了古稀之年。
“不止因為外表，還有性格。我父親年輕時籃排兼修，球場虎將，現在仍然對速度型運動情有獨鍾，開了遊艇，70歲了還報名學開飛機，教練都沒見過這麼大歲數的。”
蔡先培整整80歲了，是這家企業的董事長。他很自豪。他比馮侖大23歲，比劉永好大15歲，比柳傳志大8歲，和謝霆鋒的爸爸謝賢同齡——除了沒有小女朋友，他的玩法，就連謝賢也比不過。他開車時速能達到200公里，打球能進入90杆，最近還新學了帆板和滑水。至於他的遊艇，則是一代企業家們的客廳——去年，柳傳志坐過他駕駛的遊艇，柳夫人對蔡先培說，等過兩三年，老柳退休了，就來跟著你玩兒。
“八十年代，我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創業的時候，柳傳志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蔡先培愛這麼感嘆，“不過，他後來一復出，就又被拴住了。”
蔡先培和柳傳志同時代創業。1986年，民間發明家、工廠高級技術員蔡先培向北京鋼廠打了正式報告，不再上班。“全國那麼多個體戶都能生存，我就算混得再差，就算是蹬三輪，也能比廠裡掙得多。”
這一年，蔡先培50歲，柳傳志42歲。
“我們這一代人，精神上都非常壓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已經浪費了30年生命，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了，如果不出來，我回首往事就是碌碌無為，就是一輩子砸鍋了。我決定把中間30年忘記，我當自己是20歲——現在我當自己是43歲。”
如果按照這種算法，蔡明現在只比他爸爸小兩歲。
兒子比父親倖運。24歲的時候，趕上小平南巡講話，就從中科院辭職，加入了父親的創業隊伍。
父親在這麼歲數的時候，剛剛從北京鋼鐵學院機械系畢業，進入北京鋼廠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蔡先培的日常生活除了偷偷看《參考消息》，打球，動手設計能力強，也就是買買菜，做做飯。直到現在他還記得，當年的帶魚是三毛七一斤，瘦肉是九毛六一斤。
“文革期間，我一張大字報也沒寫過。1958年反右，我還休學過一年。我走的是白專道路，學習、打球，能不發言就不發言，需要發言就跟著別人說套話，做沉默的大多數。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和內心的感受，特別反感仗勢欺人。舊社會、國民黨、抗日戰爭我都經歷了，對不公平深有體會。我現在心態為什麼這麼好，身體為什麼這麼好？因為我一輩子沒做過壞事，特別坦蕩，沒有精神壓力。”
我們現在都知道了，蔡先培沒有成為柳傳志。但是柳傳志說不定會羨慕他有這樣的兒子。從1998年開始，蔡先培就退出了公司的實際運營，他不看財報，不開董事會，不參加融資談判。兒子蔡明從美國進修MBA回國，提出了“生活在廚房”的概念，開始從擰水拖把、排煙罩、整體廚房向家裝整體解決方案的業務領域轉型。2004年，科寶博洛尼獲得柳傳志旗下弘毅5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當時，蔡家父子就和柳傳志坐在一起吃了頓飯。
“這一步一步，都是蔡明帶動乾的。”父親說，“我們是一起創業，不存在接班。企業今天能這麼好，全靠蔡明的能力。”
父親對兒子原本沒有這麼大的期望。1968年12月，蔡明出生。“那時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我第一感覺是在中國不要做知識分子，不會有好下場。我沒打算讓兄妹倆上大學，從來沒看過他們的作業本。一個破自行車，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反正就是帶著他們玩。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帶兒子在地震棚外面踢足球——變成野外拓展了。”
兒子從小自由生長，他的青春期比父親的青春期有趣得多，但也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上世紀八十年代，蔡明看弗洛伊德，聽邁克爾·傑克遜，跳霹靂舞，玩吉他，踢足球，打群架，看當代藝術展。年青一代的叛逆，就是對一切時髦的事物都感興趣。
父親年輕的時候看費爾巴哈和馬列主義，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個革命者。“我為什麼後來學開飛機？那是17歲時候的夢想。1953年抗美援朝，我報名參加空軍，想開美國的F86，可是出身不好，被退回來了。”
兒子年輕的時候看王朔，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個有錢人。上大學時，父親每月給兒子72塊錢的生活費。畢業進了中科院，每月工資100塊錢。蔡明一邊吃著豬頭肉，一邊看著在外企工作的大學同學在國貿的餐廳大吃大喝，他想起王朔那句經典臺詞——“看那些醉生夢死的人”。
蔡明不想“創富”，他要“改窮”，要追上自己想追的姑娘。1992年，蔡明出國的夢想沒能實現，開始和父親一起創業。“我這一代人比較幸運，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有點緋聞也不影響做事。”
蔡明喜歡排場。有一年，蔡明在自己經營的九朝會戲樓裡給父親辦了一場隆重的壽宴。他像個公關人員一樣親自張羅，場地模仿《紅樓夢》裡賈母七十大壽的佈置，酒席是孔宴傳人操辦，模仿慈禧的“萬壽無疆宴”。蔡先培夫婦穿著大紅對襟衣裳端坐檯上，蔡明領著妻子、兒子、妹妹、妹夫磕頭祝壽。
壽宴過去半個月後，我就在這個有天井、臥榻、戲臺和庭院的地方見過這對父子。蔡明四十多歲，但並不像箇中年人。他穿著白色的阿瑪尼收腰襯衫，有一口滑膩的京腔。他拍著父親的肩膀，說：“老爺子的優勢在數字和機械，我的興趣在文化藝術。他對我的影響是精神上的，技法上沒什麼影響。”
父親既沒有贊同，也沒反駁，他沉默拘謹地望著鏡頭，像在父母的客廳裡接待陌生人的孩子，並無傳說和照片中的激情活力。
等兒子走開了，父親才開口告訴我們，這是他這輩子記憶猶新的一次生日。“這麼多年，就過了這麼一次生日。我一直感覺兒子在爬坡，忙得沒有靜下心來的時候。等到以後公司上市了，請到職業經理人了，才算告一段落。”
等父親走開了，兒子才開口告訴我們，這次生日有不為人知的秘密。“我跟老爺子說是人均200元的消費標準，其實是人均2000元。我爸媽都怕花錢，要告訴他們2000，他們還不得瘋了。”
到底還是兩代人，而且是中國式的兩代人——似乎以在對方面前流露內心情感為恥。
父親這樣形容和兒子的關係：“我不算是他的偶像，他也從不向我取經。只有在帶孫子的時候，我才像是他的家長。我們很少坐下來談心，跟職業經理人似的，有事說事，沒事不廢話。以前每週一家人去騎一次馬，最近也沒騎了。”
兒子這樣形容和父親的關係：“我不是富二代。從1992年10月27日創業起，我就是法人。老爺子其實不擅長生意的邏輯，是精神領袖。搭班子，做銷售，幾次業務調整，都是我主導的。尤其1998年進入整體廚房行業，老爺子基本不參與了。以前還在家裡跟他談公事，後來他退出了，基本也不談了。我們之間的交談以真理為基礎，感情不輕易表露。”
父子之間最近的一次爭論和父親的二次創業有關。
早些年，蔡先培在順義承租了2000畝土地，種植上千棵速生楊樹苗。後來，他又在武漢註冊了公司，開發林場和育苗基地。這還不算，他還跑到俄羅斯弄了一大片林地。父親的想法是，通過佔領產業鏈的最上游，將來可以自己供貨做密度板和刨花板，在傢俱業立於不敗之地。但由於民營企業做林業不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其“晚年的夢想”一度斷了現金流，“處於一個看守狀態”。
兒子覺得父親不會聚焦，像撒胡椒麵一樣做企業，那哪兒行，林業這種長期投資會成為企業上市的包袱。
父親則覺得兒子缺乏戰略思維的高度，不投錢，自己被邊緣化了。他賭氣似地跟我說：“我就是個傀儡。”不過他又說：“有意見的時候我從不跟他爭論。人是特殊的動物，語言的爭論是無用的，還是做主的人說了算吧。”
過了一會兒，老爺子又高興起來。“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我種樹的時候，開著越野車跑遍了全中國。我自己開著飛機在森林上空巡邏，也挺高興的。這上萬畝的地，就是我自己的領地，將來弄成像布什家族的莊園一樣，大家來玩綜合拓展，多好！”
老爺子還放了句話：“我比兒子多活30年。按我的想法，靠林業可以做得比主業還厲害。如果快的話，我三五年之內稀里嘩啦，在俄羅斯就是一個知名的林業大企業。”
兒子沒有父親這麼想得開。
“我不是一個純商人，也不是一個純藝術家。其實從內心裡，士農工商，我是想做士的。但是我不做寒士，我不做屋子後面沒有游泳池的士。”他說。
這時候，天色已經暗了下來，父親坐在他對面，沒有說話。這位父親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善於“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與時俱進”。他把自己身心健康的秘密總結成50字口訣：一個平常心，一份好心情；親近大自然，經常搞活動；不怕風雨曬，五穀果蔬肉；設定小目標，天天去奮鬥；戒菸又限酒，遠離黃賭毒。80歲的他，可能想不明白自己的兒子是怎麼回事——這麼年輕，又這麼有錢，夢想已經實現，但為何卻仍然不滿足？
對話：你們到底有代溝嗎？
雷曉宇：你們兩個為什麼都是光頭？
蔡明：我是因為前邊頭髮沒有了，又不想梳那樣的髮型，乾脆剃了。老爺子光頭也是我建議的，一剃，高興死了。
蔡先培：我的光頭是2007年剃的。當時我從海南迴來，參加公司的千人年會，我帽子一脫，光頭，就是為了向員工說明什麼叫做“扁平化管理”——減少一切中間環節，然後確認結果導向。
雷曉宇：你是個好父親嗎？
蔡明：從時間上來說，我肯定不是。
蔡先培：他基本上不黏自己的孩子。他沒時間，事太多，我幫他管。現在只有看孫子的時候，我才像是他的家長。我們兩個很少在一塊兒，就算有什麼聚會，一起吃個飯，也不過是談事兒，很少有那種坐下來談心的。普通人的天倫之樂很少，基本上家不成家。
雷曉宇：現在有家族傳承的意識了嗎？
蔡明：還沒太有這想法。但是有一點很清楚，我不要我的兒子接我的班。
蔡先培：一開始我沒有刻意，但是現在有了一個上市的事兒，覺得出來了一個蔡氏家族，會有一個上市公司的股權，好像進入一個比較透明、有點社會知名度的狀態了，我開始考慮以後怎麼基業長青，開始有這想法了。我的小孫子，別讓他成為一個懦弱膽小的人——我要培養第三代，長子長孫嘛。
雷曉宇：再過幾年，小孩子長大了，問爸爸，奮鬥是為了什麼，怎麼回答？
蔡先培：我覺得快樂就行。幹你喜歡的事，幹你感興趣的事，不用強制。
蔡明：我乾的事都是我的興趣。我的悲哀也是這個——我把我的興趣全變成生意了。本來吃飯就是吃飯，但我現在做會所，吃過了的地方不能再去，得去沒吃過的地兒，研究人家的菜譜，變成嘗菜了。這不是一個好事。
雷曉宇：將來上市了，會擔心自己上富豪榜嗎？
蔡明：沒想這事，談不上擔心。要說擔心，就是它會逼著我帶保鏢……
蔡先培（打斷）：他上了市也上不了富豪榜，他沒多少錢。
蔡明： 富豪榜是前500人，又不是前100人。
蔡先培：反正我將來又不需要我的孩子養活。我的財產以後100％都是要做慈善的。我現在玩命做林業、種樹，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夢想。我晚年的夢想就是希望我在武漢和俄羅斯的林業項目能夠做得比蔡明的主業還要厲害——掙幾十個億、上百億，現金流和利潤不是每年增加3％-5％，而是300％-500％，然後借殼上市，打包，進行資本運作。
蔡明：老爺子完全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者適合做詩人，做投資家，卻不適合做我。
蔡先培：我1986年從鋼廠出來創業，到現在也沒覺得自己是個企業家。我68歲開始學開車、騎馬、打高爾夫、開遊艇、開飛機，我這麼大歲數了，什麼都敢玩。
蔡明：這些我現在是玩不了。說起飛機，我想的是怎麼把人家的飛機內飾項目拿下來。
蔡先培： 我是很無所謂的。我幹企業就是幹著玩。哪天做垮了就垮了，做沒了就沒了，從頭再來就完了。何況我還種了那麼多樹，我一天砍兩棵樹也能讓你們住上窩棚。
蔡明：我做事情很謹慎，我只會拿企業的15％去冒險。我比較中庸，我不是一個純做生意的商人，也不是一個純藝術家。我是一個結合體。
雷曉宇：你們有代溝嗎？
蔡明：我們不是典型的中國式父子關係。我們之間的交談都以真理為基礎。以前在家還談公司的事，最近有點煩了，也不談了。我們家沒有家長意志。我倒是覺得，要是有就好了。
蔡先培：從小我就是放手讓他們自由發展，現在搞得他們一點家教也沒有，不懂規矩。
雷曉宇：創業這些年，能感受得到兒子身上的變化嗎？
蔡先培：這對他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他跟我一樣是天生的技術人員、工科生，不擅長人際關係，不過現在他好像強一點了。
蔡明：我從小就不會跟叔叔阿姨說客套話，不過現在覺得也沒那麼難。我有三個交際圈子，一個是投資銀行；一個是企業家，最近認識了江南春，挺喜歡他；還有一個是社會文化，好多演員，就數跟章子怡聊得來。我最嚮往林徽因那樣的“太太的客廳”。對了，我對他們三個人的緋聞也很感興趣……金嶽霖對吧？
雷曉宇：有過中年危機嗎？
蔡先培：什麼叫中年危機？我什麼危機也沒有，我活了這麼大沒得過任何病痛。我是活到老學到老，有充分的激情活力。
蔡明：我現在有點年齡的緊迫感，這不就擔心嘛，開始吃六味地黃丸了。剛覺得自己思想上有一定成熟度，事業上有了突破，到了人生最好的時候，但是發現很快再不用就會走下坡——連性能力都可能會下降呢。
雷曉宇：現在對兒子還有什麼擔憂嗎？
蔡先培：就是希望他身體好一點，每天面對這麼大的壓力，要找到健身的方法，安排自己每天拿出兩小時，把手機關了打球去。
蔡明：這個我已經接受了。今年我推掉了很多合作，意大利有人找我合資生產遊艇，還有人找我合資做傢俱，我都推掉了。
蔡先培：你可以讓我來做。
蔡明：真交給他，他也完了。他並不會真正做，他玩浪漫主義，甩手，必須有人具體來操作，最後還得我來上。這個行業越做越大，沒完沒了，還有好多項目來找我，誘惑太多了。我現在堅決做減法，再不減就完了，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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