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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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今日主播:郭靜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你應該知道的古典名家名曲 之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二)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巴托克與德國音樂學家亨利·莫勒 (Heinrich Möller) 進行過一場激烈的辯論,他激烈地抨擊莫勒在《人民之歌(Das Lieder der Völker)》一書中所講的“匈牙利民歌帶有濃重的吉普賽影響”的觀點。在他自己的評論中,“種族純潔”(racial purity)、扭曲與偏差(distortions and deviations)等詞彙,不免讓人懷疑巴托克是個“極端達爾文主義者”。

歷史總是充滿戲謔:巴托克後來遭到迫害,被逼前往美國,孤獨淒涼客死異鄉,罪魁禍首就是奉行種族主義的納粹。不過,晚年時巴托克在發表的一篇名為《音樂的種族淨化》(Race Purity in Music)的文章 裡,將其自身的音樂觀念與納粹種族主義進行了明確的區分,這裡不再贅述。

巴托克(及同時代匈牙利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理論)與當時匈牙利的社會大環境有著迷之契合:一方面,匈牙利在中世紀是對抗穆斯林的橋頭堡;進入19世紀,匈牙利與奧地利以及哈布斯堡皇室的抗爭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對待當時國內的斯洛伐克人、猶太人、南斯拉夫人則簡單粗暴——文化上實施強勢的同化與壓制。在奧匈和解後,匈牙利人作為奧匈帝國內第二大種族,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一戰後,奧匈帝國戰敗,匈牙利失去了七成的領土以及三分之二的人口;二戰時,匈牙利加軸心國,法西斯政府與箭十字黨掌權時,匈牙利的種族主義不亞於德國!!!二戰過後,匈牙利千年王國的迷思,也隨著戰後國際環境的穩定逐漸凋零…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所以現在你是否更能理解巴托克心中所謂的“農夫音樂”了?他認為浪漫主義音樂發展到此時已經是行將就木;他要尋到一股新力量——一種具有驚人表達力, 卻不帶矯情、無病呻吟、浮濫藻飾——他認為這才是音樂復興的理想起點。在巴托克眼中,作曲家所要做的不過是“把農夫音樂的語言儘量化為己有, 直到已植於潛意識, 使其流利程度不亞於母語”。巴托克認為真正的農夫音樂必須從鄉野民間音樂中滋生, 研究者也必須與農夫同寢共食, 打成一片。

“但若把農夫音樂變成真正的音樂語言,音調媒介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令巴托克與維也納無調性主義者分道揚鑣的重要原因。巴托克堅決認為本身具有調性的民族音樂與勳伯格的無調性絕無妥協餘地。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巴托克的理論只適用於他自己。 二戰結束時,巴托克的生命也結束了,他的音樂雖然如昔日般受歡迎,但對年輕作曲家卻起不了什麼作用。有人說:巴托克的音樂唯有跟與勳伯格及其樂派肅清關係時, 才會頓顯有趣。布萊茲認為巴托克不過是“晚期貝多芬和爐火純青時期德彪西的綜合體”。他認為巴托克的音樂“缺乏內在統一”,至於巴托克最受聽眾激賞的幾部作品(《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管絃樂協奏曲》),其品位令人懷疑。布萊茲還將巴托克的民族樂風描寫成“十九世紀民族風潮的殘餘”。

儘管巴托克的音樂為人演出次數不算多, 但他在國外被人討論的盛況, 卻超出匈牙利甚多;甚至他的音樂作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因社會制度、文化交流,特別是創作思想與當時中國音樂創作理想契合等機緣,獲得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與接受。要知道,作為一個“現代音樂”作曲家,巴托克的作品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能夠在中國傳播,是一樁難能可貴的事。

1955年12月30日,為紀念巴托克去世十週年,北京舉行了紀念會,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馬思聰與匈牙利駐華大使館代表高恩德就巴托克的生平和作品做了報告。隨後演奏會演奏了巴托克的《給孩子們》、《羅馬尼亞舞曲》、《匈牙利素描》等作品。很顯然,這些作品都不是巴托克音樂創作中最“激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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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托克誕生八十週年,趙渢同志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第二屆國際音樂學會議上做了題為《論巴托克的創作》的長篇發言。現在看來,這篇發言顯然是目前所見中國音樂界對巴托克音樂創作研究最早、也最有份量的理論成果之一。發言的最後即便是對今天的作曲家都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巴托克在創作中運用民間音樂的卓越成就,是中國音樂家學習的典範之一。他在單純為民歌作和聲配製的改編上作了許多工作,從而加深和豐富了民歌的表現力。其次,他用多種手法擴大樂曲的結構規模,根據組曲原則、變奏處理以及運用民歌為主題來作多主題的曲式創作,都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最重要的是:他根據民歌節奏、曲調特點而創作出來的那種全新的、風格統一、富有顯著民族特徵的大型作品(如晚年寫作的樂隊協奏曲的末樂章和第三協奏曲的第一樂章)可以說是這一方面的範例。”

二十年後,1981年恰逢巴托克誕辰一百週年,中國音樂界、特別是作曲理論界研究巴托克音樂創作迎來最高潮。其中,許勇三先生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發表長篇論文《巴托克的創作出發點》中,最後的落筆尤為擲地有聲:“我們中華民族有著古老而獨特的民族音樂傳統,其歷史之悠久,風格之豐富,與任何民族相比絕不遜色。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象巴托克那樣,一方面深入學習西方高度發展的專業音樂藝術技巧;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蒐集、研究我們自己的民族音樂,並以此做為創作出發點,植根民族音樂之土,躋身現代音樂之林。讓我們中華民族的音樂藝術以新的面貌展現在世界樂壇。”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從十九世紀末到一戰後這幾十年間,世界音樂從風格上實現了從古典向現代的過渡。此間著名的“革新派”音樂家中,除了“印象主義”德彪西、拉威爾,“無調音樂大師”勳伯格、韋伯恩之外,就是巴托克與俄國音樂家斯克里亞賓了(巴托克與斯克里亞賓被現代人並稱為“表現主義音樂大師”)。如果從音樂內容上劃分,巴托克似乎又應與斯特拉文斯基屬於相近的派別,這兩位大師的音樂都以民間音樂為素材,在創作中融入大量現代音樂和聲手法,打造出一種“原始性的神秘色彩”。後人也將這兩位大師的作品歸於“原始主義音樂”範疇之內。

巴托克,我思 故我在(终)

縱觀巴托克一生的創作,其實並非全是“農夫音樂”。他不過是一位碰巧相信“純而不雜的民族音樂是股豐沛之泉”的作曲家而已,他要做一個作曲家,而不是民謠家。可以說:巴托克所創作的粗礫音樂不奢求別人施捨一絲讚美。樂如其人,他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二十世紀初這樣一個執著的男人,“我思故我在”。

文/茶茶斑竹

背景音樂列表

1. Duos for Two Violins - 5. Slovak Song 1

2. String Quartet No. 4

3. Volt egy oreg apo Molto moderato

4.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No. 1, Sz. 75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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