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沈子槎生於浙江吳興，早年闖蕩上海灘，在久成綢莊學徒。由於天資聰慧，勤奮好學，進步很快，僅18歲，在生意場上已經能夠獨擋一面了。1912年，他羽翼漸豐，便自立門戶創辦上海大豐綢莊，一則因為經營有道，不過於銖錙必較，二是因為注重質量，決不搞魚目混珠，三是因為誠信，童叟無欺。於是，大豐綢莊生意日益興隆。辛亥革命爆發的那年，他剛屆而立之年，卻已在綢緞業聲名鵲起。
早期商界，總商會是一言九鼎的。因為當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百姓養家餬口，得依賴打工或做點生意，生意行當應時的，賺錢容易點，生意行當不應時的，錢少賺點。總商會會員是屬於生意場上成功人士加入的組織。在1925年上海總商會的會員名錄上，開始有了沈子槎的名字。從《上海總商會會員錄》上能知道沈子槎還有個別號，叫“永瑞”。那年他45歲，是代表山東河南絲綢業公所的合幫會員。他熟悉柞蠶絲生產貿易的季節、產地、質量、價格，是這方面的行家。
殊不知，總商會會員在當時有許多特權，比如：條陳商務，對官府有商業建設、內外貿易的建議權；遇冤抑及錢債糾葛時，由總商會的公斷處出面評理；如遇商務談判，不諳中外法律之處，可向總商會討教，總商會有專門的法律人才，能協助會員解惑釋疑，甚至可能為之出面交涉。還有會員欲商務考察，總商會可以介紹。凡此種種，總商會會員形象是社會上層商業人士，體面的商人。沈子槎能代表山東河南絲綢業公所參加總商會，足見他在行業中的地位已經窺見一斑了。
收藏錢幣捐贈國家
1926年，沈子槎仍然是總商會的會員。因為當時會費的數額相當大，一般商人是承受不了的。沈子槎是合幫會員，他的會費或許還可以從山東河南絲綢業公所支出，而他所繳的山東河南絲綢業公所會費卻是公所中最多的。
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收藏家沈子槎的條目中，對於沈子槎的貢獻有這樣描述：“1955年至1963年間，將所藏古泉4494件分別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吳興縣博物館、寧波市古物陳列所和嘉興市中心博物館。1959年，將珍藏的古泉3863件捐贈給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他所捐獻的錢幣兩項合計8357枚。其中“咸豐通寶” 有當五十、當五百、當千的，具有珍貴的史料和文物價值，是研究中國貨幣制度和商品交換演變過程的實物見證。
1931年與錢幣收藏家聶芷庭，李柳塘等好友在黃龍
沈子槎不光收藏，還著述研究，現存世的有《子槎、果園兩翁古稀壽泉集拓》和《子槎七十泉拓留存》二書，為後人研究古幣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時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為沈子槎簽署了獎狀，表彰他對中國文物事業作出的貢獻。他謝世後，沈子槎的兒子還按照他的遺願，將他未及捐獻的最後一套精美古幣獻給了國家，了卻沈子槎生前的一大心願。
1902年壬寅吉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銀幣一套五枚，四、五十年代著名錢幣收藏家沈子槎舊藏，錢幣鑑賞家孫仲匯題識吉林壬寅太極圖銀幣一套
資助進步教授和青年聲援學生運動
沈子槎離世是文革時期的1969年。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能為這位工商界人士舉行悼念儀式，直至落實政策後，於1981年的5月14日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在他所屬的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上海市絲綢分公司介紹沈子槎的生平裡，有這樣一段話：“1946年加入上海工商界的進步組織上海經濟協進會，1947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國民黨反派的白色恐怖下，沈子槎先生積極支持子女參加革命工作，並在工商界中捐募資金援助學生運動，還掩護了一批進步教授和革命青年及地下黨員，將他們安全轉移到解放區。”
解放戰爭時期，各地學生運動此起彼伏。上海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沈子槎在陳叔通、盛丕華等工商界人士影響下，漸漸認清形勢，同情進步學生、資助進步學生。1947年5月，他以募捐形式資助當時學生運動的宣傳費用，並先後保護交通大學等校進步學生，幫助他們走向解放區。據沈子槎家屬瞿如清大姐回憶：家裡曾經居住過不少陌生人，這些陌生人給她講解人生道理和解放區的故事。同樣，在上世紀50年代，沈子槎自己的回憶文字裡也提到這些事。綜合這些材料，可以印證沈子槎當時確實為黨做過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號召舉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和籌備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沈子槎曾協助陳叔通、馬寅初、盛丕華、包達三等先後脫離蔣管區，輾轉至香港，轉道至北平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擔任綢緞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
綢緞是我國特產品，產區很廣，江浙兩省為產綢的重心，運銷國內外歷史悠久。上海是近百年來綢緞最大的集散都市，各地區所有的產品，經過各個幫口商販運滬銷售。所以，一百多年前上海便有各幫口設立的綢業會館公所，辦理驗貨、議價、裝運、納稅等工作。其時有經營杭州貨、紹興貨的錢江會館，湖州貨的縐業公所，蘇州貨的雲錦公所，盛澤貨的盛涇公所，山東河南府綢幫的魯豫堂，門市店大同行的緒綸公所，小同行的錦綸公所，以及南京丹陽等幫口。1927年9月，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綢緞業分會成立，各幫的行商開始合流。1930年成立上海市綢緞業同業公會，各幫口會館公所所屬的會員單位，多數以其企業名義加入了同業公會，當時除門市店小同行錦綸公所已經解散外，其他各會館公所的原有組織，繼續保留，各自為政。但是，沈子槎是合流後綢緞業同業公會的重要骨幹。據1947年《上海市各業同業公會理監事名錄》記：沈子槎是該會的理事。當時理事不多，在556戶會員中，僅有一名理事長，10名理事。說明他在行業中的地位。
上海解放後，於1949年11月，籌組上海市綢緞商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此時，沈子槎年近七十，但是，他從事綢緞行業50年，德高望重，仍然被推為主任委員。而在自己所在的企業，他的堂弟沈季安擔任經理。按現在的話說，他是退居二線，擔任總監理。不久，公私合營上海國際貿易公司聯合董事會成立，他卻再次擔當起董事長的責任。
民建會代表人物工商界耆宿
沈子槎先生（前左一）194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時與其他代表合影
1955年沈子槎（二排右三）與上海工商聯同仁合影
沈子槎與民建會結緣是在1946年。他的入會介紹人有2位，一位是盛丕華，另一位是張絅伯。他的會員號很靠前，61號。1946年11月，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的名單中便有了沈子槎的名字。1949年9月，他作為民主建國會的代表參加新政協會議，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廣場莊嚴而隆重的開國大典。
1949年5月，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臨時工作委員會組建時，他是委員。1953年3月，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分會成立時他繼續擔任委員。他是民建會的元老級人物，在以後的民建上海市委員會第一至四屆選舉中，他始終擔任委員。
沈子槎是一位經歷了清朝、民國、新中國3個時期的工商界名士。他除開設大豐綢布莊以外，還開設湖南協進綢莊。他將絲綢貿易領域擴大，出口外銷，府綢生意越做越大。在上世紀40年代末，他與印度永祥洋行合資經營，在香港開辦了“永大行”。在上海開設生產加工企業寅豐絲織廠和雲豐綢廠。
大豐綢莊起初在九江路，後做批發生意，遷至福州路。1950年的材料表明是在福州路17號二樓204室，職員19人，電話是10054。1953年4月登記表明，大豐綢莊職員13人，資金25億（舊人民幣），沈子槎投資比例佔企業總金額的11%。而云豐綢廠則是沈子槎在1947年與人合夥開設的，資金1億元，職工50人，地點在西康路1255弄41號。寅豐絲織廠在普陀區。湖南協進綢莊，當時資金約4億，沈子槎投資佔50%。
作為行業的領頭人，沈子槎在各項愛國運動中積極帶頭，工商界勞軍他拿出155萬元，佔行業的3.1%；在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方面他購買數額是4750分，佔行業的3.8%；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他捐了1.2億元，佔行業的5%強；稅收方面達到9至10億，佔行業的7.1%。在“五反”運動中，被評為守法戶。在購買國家建設公債方面，他的寅豐絲織廠，購買經濟建設公債5億，而且一次繳足。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人們回望這位綢緞業老前輩時，不由得想起達爾文曾經所說的，生死於他們無所謂了，因為他們所要發現的都已發現，要實現的都已實現。沈子槎在“文革”到來時就是那麼地坦然，因為他的生命已經轉為一座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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