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把西安复名为长安的N个理由
——长安，是一条什么样的“老根”？
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说法：长安（或者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根。不管是不是最重要的“祖根”、甚至唯一的“主根”，以树木之根的形象比喻来看，怎么说都堪称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条“老根”或者“老根之一”。
各式各样的“老根”，或许在比较哪个更古老、哪个更绵长、哪个更粗壮、哪个更坚实等等之外，更具有定性意义或更加具有根本标定性的，还是它们各自都是怎样一条或什么性质的“老根”。用现在常说的话来表达就是，一个个的古代文明中心城市，它们各自归根结底都是以什么来“立市”的。搞清楚了这点，回过头来再给其做一个总体的定位、再来谈复兴什么或复兴成为什么样子，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
长安，究竟是怎样一座都城、一个中心呢？从今往后，我们最应着力于她的哪种根本性质、才能令其长久粗壮的“老根”焕发出新的更大生命活力呢？
我要说的是，长安，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座伟大的古都；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她具有一种根本的气质或者性质，那就是：“通合”。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通合”，这是一种秉持文明共荣理念的“通合”，这是一种始终传承着中华和合之道精神、且成就了中华文明大合之道最伟大高峰的“通合”，这是一种在昔日历史长河中无人可及、在今后走向人类新文明过程中必将引航世界的“通合”！
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长安，归根到底是一座“通合”性质的城市，是长久矗立在昔日文明大分世界里的一座宛如灯塔般的“通合之城”。长安，因始终蹈循中华文明赖以安身立命的大合之道，从而总能卓然耀世、久久矗立、一再复兴、老根不老。放眼全球范围来看，如果说耶路撒冷是“信仰之城”的最高代表、罗马是“力量之城”的佼佼者的话，那么，长安便是一座最为伟大、最为昭明的“通合之城”。
换言之，若停留在城市历史、城市建筑、城市规模、城市经贸、城市文化、甚至城市建都时间与鼎盛时期周边影响力比较的层级上，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些闪光的突点与侧面，很难发掘出这座城市真正独特与最为根本的内涵来。只有站在中华文明为人类探索出的最为伟大的“大合之道”上，一座世界级伟大城市的“通合”成就与光辉，才会在照亮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与人类未来新文明航程中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
锁定中华文明的“大合之道”与长安的“通合”，我们便容易发现，长安，不仅事实上根本地成于中华的“通合”，其一而再地重获新生也皆源于此。
具体地，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抛开民族集体理念的聚合形成不论，仅就族群与文明的现实发展来看，从炎黄时代的族群大融合、农耕经济大协作、体系制度大对接、文字文化大统合等开始，中华文明就初步拓展出了一条大通大合的道路来。大长安地域，长期处在这种“大通大合”努力的中心地带，必然会承袭和携带了这大通大合之道的文明基因。
二、在天人相通相合的维度上（这是中华文明大通大合之道的第一应有义），一方面，可以说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文明体结构定型与大一统国家出现之际就更加地坚实与稳固了——虽然殷商以巫占通天人那一段对后来长安区域的影响没有那么深厚直接，但可视作升华了商人通天理路的周人敬天礼乐制度，却大大补上了这一地域在这一维度上的先天不足。甚至，从大兼合、必行中道的意义上看，这或许正是长安之所能始终恪守天人合之中道的一桩幸事。因为，商人过分依赖揣摩天机天意而建立起的“通神假神”理路，没有深刻持久地影响长安，反倒使周人开创的人世自立大合文明格局成了后来长安的坚定秉持与不二传承。
不仅如此，在天人通合的人世作为之中道上，长安（或者说未称“长安”时的前长安）继承了周的正道衣钵后，还有了新的更大跨越与发展。比如秦蔑视当时所谓的天庭天意天理与大举人世人为人力征战之策，看似多了几分孔武蛮劲，却为中华文明身处财狼之境，趟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文武兼备、甚至先武后文的对内对外之新路（只是秦没干成的武打江山、文治天下未竟事业，后来被汉接下来圆满完成了）——应该说，这怎么看都不是周人、周朝之世所认为的天理天意，却真的就不是那时整个世界所通行的天理天意、或是对文明生存法则的一种自然顺应吗？再比如，汉汲取秦的教训后，发展出了更加近乎中道和根本重视人为的“天人合一”（汉朝董仲舒所提出）、“文治武功”（此词出自西汉著作）及广揽数家独尊儒术（此时独尊的“儒术”，是早已掺合和融汇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各方思想的一种多元一统）。这些，都跟以长安为中心的文明，很好地处理了天人关系、完成了人通天地自然的统系，是密不可分的。
三、在内部通合（也就是文明体内部多层级、多圈环、多向度、多范畴之相通相合）的维度上，随着长安后来日益以皇城国都、文明中心的姿态傲然挺立于中华大地，其作为“中华通合之都”、甚至“人类大合中心”的表现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长久以来的各种史实发现和文献记载，无不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里就不多说了。
唯一要说的是，在中华文明体坚实形成与牢固夯实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看到许许多多早已被大家更多关注的领域与事项，我们还应更加全面透彻地看待一些潜流、隐项的未明之功。比如周期性大战乱所带来的人口与文明的大范围迁徙、全方位交流等；比如一种文明新创、甚至一些有口皆碑的民俗风尚，在大一统文明体制下的被学习、被攀比、甚至被官僚士大夫们移花接木、加以推广等；比如一些常用语、成语俗句进入“文字文化平流层”后的高效传播、世代固化等。
四、在中外通合的维度上，古长安，就更加显得突出凸显、光彩耀目了。因为就整个中华文明的内外交往交融史而言，无长安，便无以写出这部历史来。她不仅是策动者、肇始地、早期中期的高峰，甚至还是几千年里的最有成就者、中国主动拥抱世界的一面旗帜、中外通合之道的缔造者与最高象征。这些，许多人讲得都很多了，不少人也都有相当得了解了。还是那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再重复了。很少有人提及或认识到的，我们反倒要大讲特讲一番。
关于中外之通合、尤其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碰撞大合造就了一个唯一的世界级大长安问题，以及站位于两大文明相交相通的核心点位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这里也不展开来讲。今后至少会有几篇文章来专门跟大家探讨。这里，我只想提示性地说三点。一是，长安，数度复兴，老根不老，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农耕的中华文明与游牧的草原强者之相交边界，在那段长久的时间里，无论怎么改变、几乎从来都没有偏离这一大长安地区而去。所以，长安，得天独厚地拥有横跨两大异质、身合两大文明的罕有站位优势。二是，游牧文明（或不具备文明体建构的、松散形态的游牧准文明）与游牧民族身上突出的血性彪悍以及相关文化，恰恰使极端文明化的中原文明最为欠缺和需要的。长安，在这一长久且根本的吸纳、消化、融合、扬升过程中，很好地扮演了文明交互演变所赋予的一个大角色与主角。三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情况下与时间里，都大大低估了不同文明间交往、交流、交杂、交融，对各个分立分行地域文明或文明体所起到的长期巨大作用，尤其是其中一些更会是具有“质变”意义和价值的、甚至直接导致相当程度“总体质变”的始作俑者。这是一种广阔而极高的视野。这也可能是让我们更根本地看透历史、更真切地看清未来的一种新认识论。
五、在中华古今通合、中国与人类新文明未来通合的维度上，长安，因历史存在而备受瞩目，因数度复兴而堪做借鉴，因曾为通合高地而天赋秉异，因多元交汇而重新站立潮头。
简略地讲，进入当代及未来时代后，由于中国自身所处阶段与根本质性的改变、以及中西文明的碰撞相交成为主要矛盾，且这次更多地会以古代两大文明间“反之动”的方式长期展开，长安，将会由主要引入和消化异质文明、变为更多地致力于重新发现与弘扬光大中华文明之道。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中华文明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文明”与所处国际现实格局都变了（“对手文明”从草原游牧者、变成了西方“力霸者”，国际格局从中华是那个时代世界文明的最大高地、变成了现今尚处在世界现当代文明的“跟跑者”），但长安身处两大文明交流交汇之最前沿的站位没有变，长安承担着的既传承一个文明之基因、又吸纳另一个文明（或多个文明）之精华的特有使命没有变。前一个，不仅是地缘、地域所决定的，更是历史、文化所必然会做出如此选择的。后一个，虽说在中华文明的内部不乏强有力的竞争者，但综合起来看再次被选择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总之，一条历经两三千年、甚至上万年生成长大的“通合之老根”，其根脉有多深，枝叶也就会有多繁茂——尤其是在大气回暖、中国和世界越来越急迫需要的今后，长安之花的再度绽放，不仅会照亮中国、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更会为世界喜获中华之道的引领而竖起一座无与伦比的伟大灯塔来。
转自“今日大西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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