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正在迎來它最繁榮、最複雜、最變幻莫測、最日新月異的特殊時期，我們的作家和研究者面對著很多潮水般湧來的新機遇、新素材、新內容，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多更艱鉅、更深刻的新挑戰，如何理清和判斷各種各樣的‘新路向’，如何為‘新路向’把脈，為它們即將或已經開啟的可能性提供智性的、學理的思想和指導，應該是所有作家和理論家們的共同課題。”6月10日在南京召開的“第四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吳義勤如此界定本次論壇主題“中國當代文學新路向”的意義。
當下文化形式更為紛繁複雜，影視、音樂、動漫、遊戲、網絡越來越多地滲透著人們的文化生活，並與文學這一古老的文體不斷產生交叉、轉譯，這意味著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必然面臨著新的場域。面對發生著如此深刻變革的人類生活現場，文學何為？作家和評論家們如何應對？新的路向又在何方？成為本次論壇集中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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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技作為生產力建構文學時，文學如何認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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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事實是，科技越來越在當下顯示著自身強大的能量，網絡文學與科幻文學成為當下大眾流行小說樣式，無疑不在昭示著這個事實，科技日益成為改變人們生存現實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陳曉明認為，科技不僅是作為一種生產力在建構文學藝術，而且在改變人們認知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在他看來，人類文明正在生成“視聽文明”，意即是說，今天的聲音和圖像的生產方式、生產力、傳播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席捲人們置向於其中的世界，視聽世界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是虛擬空間、心理空間和星際空間，世界正在被視聽媒介重構了。主體性功能逐漸喪失，漸而形成了巨大的被科技重構的客體社會和歷史。那麼，留給文學藝術的是什麼樣一個存在場域呢？文學又能提供出自身的何種的話語流呢？更進一步，當網絡文學以穿越和碎片化為其規劃世界的方式，生活世界原有的真實性邏輯和經驗邏輯不再起作用，傳統文學視為根本的問題——真實性又如何抵達呢？某種程度上，生活的真實現在已經被虛擬法則所替代，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虛擬世界逐漸成為人們生存於其中的真實世界。
無獨有偶，評論家黃髮有與他的看法相似。“當下技術美學取代了主體美學。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技術對寫作的滲透與控制成為一種明顯的趨勢。”從2006年開始上線的“獵戶星”寫詩軟件，到近年開始流行的小說寫作軟件如玄派、小說創作大師、小說生成器、星達字段拼湊軟件、大作家超級寫作軟件等，技術化的修辭驅逐了生命化的創造，文學的思想、形式和語言都被轉換成程序代碼。另一方面，傳統媒介越來越多地在探索多元化的傳播路徑，與網絡媒介形成一種協作和互補，圖像思維、文學語言的視覺化現象日益突出，電子語體的影響力不斷上升，文學語言的表現力被削弱。
評論家汪政認為，科技、新媒體導致的文學變革，最直接導致的是人們文學觀念的變化。人們對文學的看法，甚至何為“文學”都在悄悄地變化，許多寫作者並不在意自己的寫作是不是“文學”，他們在意的是表達，是創意。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正以強大的力量向傳統文學施壓，從觀念到技術都在給文學以誘惑和規約，它們的觀念與手法向傳統文學中遷移、滲透，形成了許多新表現手法和文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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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仍然應當是抵達世界真實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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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如此強大，文學似乎恰恰應該成為與之對應的觀照人類生活的一種方式。正如陳曉明所說的那樣，傳統文學視為根本的問題——真實性問題，仍然是文學抵達這個世界的最終方向。
作家畢飛宇曾經做過一個作品的宣傳視頻，製作方讓他將身邊的杯子拿起來喝水，前後說了四遍，拍下了從杯子遞到嘴邊到把水嚥下去的全過程，得到的解釋是，沒有人會關心你如何看待莎士比亞、魯迅，他們只會覺得這個人把茶杯拿起來的畫面有意思，才會點開。畢飛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表明一個問題，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學面對的人們對於真實的期待也發生了改變。如果傳統文學裡虛構是一種抵達現實的手段，通過虛構渴望得到更真實、更堅定的現實，那麼今天的許多寫作者和閱讀者通過虛構渴望抵達的，或許正是虛擬的世界。
由此，在這個意義上談論中國當代文學的新路向有了另一種維度。文學的本質何為？
在評論家丁帆看來，如狄更斯所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各種思想和怪現象都並存的多元時代，而作家能不能保持定力走自己的路成為了最大的挑戰，對世界和知識的表達給文學表達提供了廣闊的技巧空間、技術空間，但由此產生的偽作家也並不少見，惟有堅守著文學理想，堅守著人文精神，堅持著人性的底線，懷抱著對現實世界的關懷，才能醞釀出史詩性的大作品，沉下心來在紛繁的世界背後看到歷史的過去，看到我們的未來。
這必然對作家提出一個最質樸的要求，這個時代如何成為一個好的作家？評論家王彬彬認為，無論文學的路向如何改變，成為優秀作家的基本質素卻永遠不會改變，即作家首先要保持對人性的好奇，這種好奇應該是持久的對人性的凝視、觀察、研究，會為人性的表現感到驚訝、困惑、感動甚至恐懼。其次要有穩定的價值體系，對世界、對社會、對人性，有一種基本的看法，對“生命”有一種基本的態度，通過思考、探究，確立了一個恆定的觀察視角、評價標準、感受體驗的基本方式，支撐著作家成熟後的全部作品。最後則是要保持對語言的敏感和表達。
作家範小青、蘇童和潘向黎的發言在某種意義上回應了批評家的期待。寫作三十年甚至是四十年後，作家們的寫作很多時候並沒有發生本質上的改變。蘇童說，很多時候，他更願意把文學看作是一個巨大的收音機，有各種各樣的頻道，新路向其實就是一種新的聲音，而一種新聲音很多時候發生在一種偶然的甚至錯誤的情況之下，它或許不是靠作家的努力就能達成的。潘向黎則表示，面對著當下市場和外在的各種現象，作家們的寫作可能是“怎麼順手怎麼來”才更有意義，回到樸素的原始寫作態度，就像一棵樹長出什麼枝杈就什麼枝杈的那樣去行進。範小青則對自身的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紛繁複雜的外部生活和平淡無奇的個人生活構成當代生活的樣貌時，作家要看到更高的形而上的東西，拓寬自己的思想維度，提供更多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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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內外部世界發生變化，如何寫出時代的“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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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文學的內外部世界一直經歷著變化，當下探討中國當代文學新路向的目的在於，呈現中國文學脈絡上的一個橫截面，掌握未來文學發展的趨勢。
評論家郜元寶表示，當代文學內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轉折，從處理大的問題到允許處理小問題後，許多作家越來越習慣於寫身邊的瑣事、個人的遭遇，但對於中國社會的許多大的事情已經無法處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能不能寫好大家能看到共同的外部世界，也寫好大家經歷的也許彼此隔絕的內部世界，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在幾十年的經驗積累之下，我們有理由等待下一階段的爆發，這是對於未來文學新路向的一種期待。同樣，中國當代的生活本身已經成為了歷史，或許重新梳理回顧下個人的創作歷史，就能夠，哪怕是局部地看出新的路向。
這或許需要回看作家的來路與去路。當代社會變動轉型，人們不斷地漂移，讓作家的來路和去路顯得跳躍，遊離，甚而是抽空。在作家陸梅看來，郜元寶所說的作家習慣於寫生活的瑣屑，某種程度上是心靈和地理“漂移式”的寫作漸成了一種趨向，有時候很難從“小”裡翻騰出“大”來——你筆下的人物命運如何呼應我們這個時代行進的轟鳴聲、如何與“大歷史”的思考同頻共振、如何在“細”和“微”裡發現和塑造一個鮮亮性格的人物、如何“超克”自身侷限觀照外物和內心。所以，我們需要建構起一個在中國大地上生髮、又能超越一時一地、足以彰顯世界的多樣多變的現代性故鄉，回看來路，照亮去路。
當代文學同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外部世界——全球化。全球化深刻影響與創造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空前活躍，這種對話多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立場上，取長補短，求同存異，並業已成為當下中國文學的常態化。由此評論家張燕玲認為，文學對話的常態化，思想、理論與方法融通、互為補充，文學成果的共享已經成為近年世界性的文學收穫，也建構了中國當代新的文學格局。或許正因為此，作家邱華棟更為關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對於全球化世界的關懷順利成章地成為了他關注的焦點，因為全球化時代天然地為出現能夠寫全球題材的作家提供了條件。
據悉，“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的前身是 “中國當代文學·南京論壇”，從2006年至2017年已先後舉辦了三屆，本屆論壇將“南京論壇”更名為“揚子江論壇”，這一論壇與江蘇已經成功打造的“揚子江作家周”和即將舉辦的“揚子江詩會”“揚子江網絡文學節”共同構成“揚子江”系列的四大文學活動品牌。本次活動由江蘇省作協和南京大學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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