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离我家门前不远，有条水渠。这水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都说不清了。只记得顺着水渠走去，穿过一堵破旧的土城墙，就可以望见碧绿的麦田，斑驳的菜地，以及呆呆地卧在那里的村子了。
最使人难忘的是水渠边那块荒地。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石人石马，怪模怪样地站立在荒地上。因为无法耕种，它便成了小草和野花的世界，也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宝地。在我的记忆中，这宝地上的野花，总是灿烂，红、黄、蓝、紫，竞赛似的一茬接一茬，仿佛终年不断——除非小渠结冰了，雪花淹没了大地。
有一次外婆牵着我从水渠上经过。老远地就望见草地上新冒出来的野花开得一片粉白，走到近处，才看清那花儿生得十分异样，粉中透红的花瓣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浅浅的小碗，那“碗”底上还滚动着夜里的露珠。多么新奇、多么有趣的花儿！我挣脱外婆的手，蹦跳着去摘那些花。不想外婆却急忙扯住我，连声不迭地说：“不敢，不敢，那是打碗碗花……”
好怪的花名呀，我第一次听到它。
“谁折它，它就叫谁打破饭碗。”
……
这几段文字，出自《打碗碗花》。该文是李天芳的名作，被多地选作语文课文，深受几代读者的喜爱。
文章中的“外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只要读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外婆，那个裹着小脚缠着绑腿一见我就笑着叫“小乖乖”的老人，尽管我不叫她“外婆”，而是叫“舅奶”。
只为从小到大，妈妈为我唱过多少次有关“外婆”的歌啊：
风儿，你要轻轻地吹
鸟儿，你要轻轻地叫
我家的小宝宝
就要睡觉了
……
睡着吧，妈妈的小娃娃
醒来带你去玩耍
玩耍玩到外婆家
……
外婆家，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外婆家，世上最自在的地方；
外婆家，世上最让我留恋的地方。
但让人震惊的是，这篇成为上海小学二年级语文书第24课的《打碗碗花》，原文中的“外婆”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姥姥”！
凭什么啊？
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天哪，上海市教委疯了吗？
姥姥也只是北方方言啊。再说了，方言就不能进入课文了吗？
因为是方言，课文中“外婆”就不能拥有一席之地，那么，古诗词中的古老地名，是不是也要改成如今的模样？从此以后，“西风吹渭风”的下一句，就只能变成“落叶满西安”了？“兰陵美酒郁金香”，也该改作“枣庄美酒胡金香”了？
还有，鲁迅、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中，方言比比皆是，是不是也要改一改？
何其荒唐！
退一万步讲，就算《打碗碗花》一文要改，也只能原作者李天芳去改，至于上海教委，并没有改动的权力。我不知道，此番将“外婆”改成“姥姥”，上海教委是否得到了李天芳的许可？
外婆也好，姥姥也罢，都是一种“称呼”，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无论在歌曲中还是在书籍里，“外婆”有着比“姥姥”更广的影响力。
曾经《外婆的澎湖湾》响彻港台与内地，是几代人心头的经曲，到了上海教委这里，是否也得改成《姥姥的澎湖湾》？
还有，一代又一代讲过的“小红帽与狼外婆”，是不是也得改成“小红帽与狼姥姥”？
将“外婆”改成“姥姥”，不只多此一举，还会损害原文的韵味与意境。因为，作者之所以使用“外婆”而非“姥姥”，因为“外婆”一词不只是作者现实生活真正使用的称呼，这一词汇也寄托着作者对老人的思念。
中学也好，小学也罢，每一篇课文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文章一旦问世，即已定型。——改，就会损害文章的原貌。就算文章中有些不够恰当的地方，加上注释即可。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语言何尝不是如此？语言越丰富，就说明社会越包容。什么时候，“外婆”才会重回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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