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朝陽:說到底我就是個混不吝,頑主加犬儒

見人 | 張朝陽:說到底我就是個混不吝,頑主加犬儒

文/雷曉宇

這篇文章,是張朝陽先生在2010年的文字素描。今天拿出來看,它需要更新,但毫不過時。

很多年以後,張朝陽這個名字留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可能不是個商業命題,而是個人生命題——一家上市公司的創始人和CEO如何保持生意和生活之間的距離感,以獲得某種精確的平衡,才既不會被時代所遺忘,也不會淪為公司的人質。

張朝陽看起來不像是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創始人和CEO,倒像是個復出的老牌搖滾歌手,正在舉行新專輯發佈會。

就像所有已經沉默了太久的人一樣,他突然再也不能忍耐。他抬起頭來,宣佈說,從現在開始,他要再造搜狐。

“否則很危險。”他用手指頭敲擊著桌面,砰砰作響。“要想安安靜靜地做一個互聯網公司已經不可能了,必須大鳴大放。”

2010年秋天,張朝陽又回來了。

沒有人對張朝陽的復出表示驚訝。這樣若即若離的遊戲,他以前又不是沒玩過。

張朝陽上一次大規模接受採訪是在兩年前。那是張朝陽最春風得意的時候。2008年,搜狐獲得北京奧運贊助商資格,推出用戶數龐大的搜狗輸入法,網絡遊戲也做得有聲有色。張朝陽鼓吹了數年的搜狐“矩陣”初見成效。等到公司10週年慶的時候,搜狐的業績和市值首次超過新浪,股價一度摸高91.50美元。

“我是中國互聯網第一代創業者,我這些年夠煎熬的了。我厭倦了。如果現在我全然退休的話,肯定能夠活得更高興。”他說。

作為當年度福布斯富豪榜排名123位、個人財富28.9億美元的單身男人,張朝陽完全有資格這麼做。在三亞灣,他有一艘名叫sunset的遊艇。他自創了一種舞步,名叫“查爾斯狐步舞”。那一年,張朝陽44歲。他開始著意養生。他每天睡得很少,不過三四個小時而已。他很少吃肉。即使在炎炎夏日,他也絕對不喝冰水。他堅持每天做瑜伽。很快,人人都知道了這件事——張朝陽決心要活到150歲。

張朝陽的努力絕沒有白費。兩年過去了,眼前的張朝陽看起來的確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他衣著時髦,臉龐沒有下垂的跡象,身上也沒有贅肉。拍照的時候,他舉起雙臂,露出訓練有素的腹肌。2009年年底的一次論壇活動上,張朝陽和趙本山一起出席。所有人就這麼看著他:誰又能夠相信,他其實只比趙本山小4歲而已呢?

當然,這並不是說,張朝陽如果再不怎麼樣的話,搜狐公司就麻煩大了——搜狗瀏覽器仍然掌握著中國70-80%上網人群的用戶行為,公司賬戶上仍然有6億美元現金。不過,張朝陽到底還沒有退休,他還是搜狐的CEO。這就是說,他不得不面對撲面而來的危機感。2010年夏天,他在中國南部的幾個城市獨自旅行,決心重新出山,再造搜狐。

“形勢很嚴峻。輝煌和毀滅之間沒有中間狀態。如果我不爆發,繼續坐在背後做一些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動作,已經不適合當今互聯網的發展了。互聯網相當殘酷,贏家通吃,輸家一無所有。我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如果搜狐失敗了,損失太大了。如果搜狐成功了,獲得的太多了。在巨大的得失面前,我願意損失一些自己的生活品質,用來追求效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張朝陽曾經意興闌珊,以為自己已經抵達巔峰。現在他明白,互聯網永遠沒有終結的一天。他得打一場仗。非關生死,但關榮辱。他的虛榮心重新被激發起來。

“如果有一天,搜狐和我本人成為過去時,那是我不願意看到的。我不希望被人遺忘,不希望成為一個過去的傳說。如果有一天,有人跟我說,算了算了,老頭你別跟我們玩了,那我就是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就從舞臺中心偏移了。我不待見這個。”

張朝陽有一個秘密的作戰計劃。從視頻到搜狗,從暢遊到微博,除了一系列的業績統計數字之外,用張朝陽自己的話來說,這個計劃的宗旨就是:“未來幾年內高效率地工作,讓搜狐成為一個成功的、沒有毒素的公司,同時,我個人衰老的進度和遊山玩水的時候是一致的——我不能以這個為代價。”

這裡頭多少有點兒心理陰影——工作曾經給張朝陽帶來巨大的焦慮。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曾經被失去自己公司的恐懼所折磨。從1999年到2002年,搜狐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前後,張朝陽曾經和華爾街董事會進行過長時間的博弈。好些年以後,他回憶當時的狀態說,“為了生存,全身心地搭進去,那種糾結的狀態特別累。風雨飄搖,每天一個郵件都能嚇得我跟驚弓之鳥一樣。從97年到05年,那幾年受到的傷害和糾結,讓我在後來的幾年裡都傷著了,開始著手自己療傷。”

假使要寫心靈自傳,2007年就是張朝陽的“思想分水嶺”。在閱讀了一些佛教書籍之後,2007年,有朋友介紹他開始看印度學者克里希那姆提的著作。很難解釋他到底在這些關於人生、未來、自由和宗教的言論中有怎樣的獲益,他只是簡單地總結說,“這些書讓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過去幾年想太多了,很多精神官能症患者都是想太多,鑽牛角尖。我意識到了思考的危害性。”

不過,從公司的層面來看,這些來自印度和佛教的啟迪對於張朝陽和搜狐都影響至深。甚至可以說,這些閱讀和思考直接導致張朝陽在2008年之後的隱退和出世。2008年月,張朝陽發表了一篇博客。這篇名為《人生基本矛盾》的文章不足千字,卻在以後的幾年裡被張朝陽本人反覆提及。

現在看來,這篇文章就是張朝陽階段性的生活綱領——簡單來說,他對於自己的人生保持著一種非常現實主義的觀點。他立志要走一種中間路線。他既不希望被時代遺忘,也不希望成為公司的人質。他希望在自由和效率、生意和生活之間找到某個精確的平衡支點——這個支點實在隱蔽、模糊和曖昧,以至於他的現實主義看起來也不那麼現實了。

瞧瞧,張朝陽像是個手持高爾夫球杆的思想者,似乎只要找到這個支點,他就能以最少的杆數出擊,精確地擺動髖骨和腰部肌肉,撬動整個搜狐公司的能量。2010年秋天,他的思考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獲得了階段性的總結——他相信,所謂“人生基本矛盾”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不矛盾。”他說,“繞了一圈之後回來,我發現遊山玩水帶來的衰老也不見得比工作更少。相反,高速前進的車不容易熄火。如果老是安靜下來,想這想那,亂七八糟的雜念,反倒要熄火,還得要重新發動……這麼多年了,我現在終於達到了這麼一個狀態——我要效率,但是我並不焦慮。我可以興趣式地工作幾年,不帶來焦慮,又很高興,又能利用那麼多的社會資源,這樣人生不是更加有趣嗎?”

沒錯,有人也在懷疑,這是不是有點兒像一個人玩膩了想要工作,就像一個人工作膩了想要玩一樣——張朝陽是否對於自己的公司有某種遊戲一般的不確定態度?說白了,搜狐是不是也和瑜伽、登山、音樂和書籍一樣,是他用來保持個人狀態的玩具?張總會不會哪天一不高興又消失了?

“不會。”他否認,“我覺得我以後不會再犯病了。這一次想得比較清楚。我比較瞭解自己,這一次是本質的改變。”

張朝陽不是個工作狂。他是個生活狂。已經有好多次,張朝陽讓他的同行們感到吃驚。

今年夏天,俏江南董事長張蘭在三亞遇到他,他一個勁地跟她說:“蘭姐,女人千萬不要喝冰水,對身體太不好了。”張蘭大大咧咧地照喝,但也忍不住回來跟自己的朋友們感嘆一番。汪潮湧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說,自己的鄰居張朝陽天天嚴格鍛鍊身體,天天堅持打坐,“他看起來狀態好極了,根本不像是這個歲數的人。”另外,有一個未經證實的段子說,張朝陽有一次接受時尚雜誌拍照採訪,髮型師提醒他有一根白頭髮,要不要拔掉。在傳言裡,張朝陽回答說:別拔了,我要用自己的力量讓它黑回來。

見人 | 張朝陽:說到底我就是個混不吝,頑主加犬儒張朝陽是個與眾不同的中國企業家。他雖然有極強的意志和控制力,但是他寧可把這能量用在個人生活而不是工作上。

他說:“我不像有些企業家,他的生活就是工作。他們都在焦慮,焦慮到根本不考慮自己焦慮不焦慮了。很多人辛辛苦苦最後做到很偉大,但是人突然卡殼了,也衰老了。我對這個不是很感興趣。”

他又說:“我的目標絕對不是成為最偉大的企業家。我相信歷史上有記載的最偉大、最成功的企業家,他們一定不是最快樂的。他們活得很累、很窩囊的。在我的價值體系裡,我既不羨慕比爾蓋茨,也不羨慕李嘉誠,我也不羨慕喬布斯——假如遇到他,我都沒問題可問的。我羨慕最快樂、不焦慮的人。他們也賺了錢,但不是最偉大的,所以歷史沒有記載他們。”

他還說:“我走的這條路和思維的過程是不具備代表性的,不具有一般意義中國企業家的奮鬥精神,也不是主流文化所宣揚的。”

的確,張朝陽有他特殊的個人歷史。他出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陝西省省會西安市。這是一個盛產皇權和搖滾的古城。比起同鄉的幾位著名搖滾歌手,他比鄭鈞、許巍和張楚都要大上幾歲。還沒等到張楚寫出那句著名的“一個長安人站在長安街上”,他已經來到了北京。作為一箇中學教師的兒子,他在清華園度過了一段孤獨、勤奮和自省的理想主義歲月。他看《約翰克里斯朵夫》和《北方的河》,他的偶像是楊振寧和陳景潤,並且在大四的時候考上了李政道獎學金。22歲,張朝陽來到美國,進入麻省理工學習物理。

從1985年到1995年,張朝陽在美國待了10年。他從電影、電視和雜誌上認識美國。他最喜歡的男明星是凱文·科斯納。他最喜歡的女明星是安娜特·貝寧和金·貝辛格。他最喜歡的雜誌是《名利場》。他最喜歡的電影角色是《復仇》裡的凱文·科斯納。這是一個小城鎮青年來到大城市復仇,並且出人頭地的故事。說實在的,這個故事和張朝陽個人奮鬥的現實版本一樣,充滿了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精神、好萊塢文化、大亨情結,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

張朝陽,他可真像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啊。但他的河對岸的綠燈,又是什麼呢?

這些戲劇化、精緻、性感的東西為他提供了一種對理想生活的文化想象。這種文化優越感作為一種生活習慣被保留了下來。一直到現在,張朝陽都不怎麼看國產影視片和書籍,相反,他在中國生活,但仍然保持著對英文世界的閱讀興趣。他最近在看的書籍是肯尼迪傳記,電視劇是講好萊塢明星生活方式的美劇《明星夥伴》,正打算要看的電影是《盜夢空間》。

但是張朝陽很快發現,在20世紀的美國,一個西安來的中國人根本不可能真正成為美國人。美國人心目中華人的標準形象是:廣東福建一帶移民到美國,第一代在洗衣房工作,不善言辭,但是數學特別好,最後都成了工程師。總之,他總結說:“中國人在那裡的日子很慘淡的,和《名利場》雜誌那種主流文化完全不可比。”

張朝陽一直是個佼佼者,他不希望作為一個典型的、邊緣化的華人工程師生活一輩子。但是,要像《名利場》的人物那樣生活,又顯得遙不可及。一個令人記憶猶新的例子是,他自己說,當年在美國的咖啡館裡喝東西,就連杯子放到桌上稍微放重了一點,他都會膽戰心驚。他並不重視人際關係,也沒有什麼朋友。他曾經想去好萊塢,做個湯姆克魯斯式的明星。他還正經爭取過一些試鏡機會。後來,出於偶然的機會,他去了硅谷和華爾街。他發現談判桌兩邊的氣場和好萊塢非常相似。

“一邊是商業計劃書,一邊是劇本,但是都特別充滿了可能性,特別激烈,那個劍鋒的狀態,我都感受到了。”

嗯,後來我們都知道了。1995年,張朝陽拎著兩隻箱子,打算回國。因為擔心國內沒有傳真機,他的行李中還包括了這麼一臺銀灰色的機器,被海關一通詢問。他的留學生朋友熊曉鴿送他去機場,一切猶如前線告別,臨了,熊曉鴿站在分手處,為他唱了一首《送戰友》。

第二年,張朝陽在北京創立了搜狐公司。2000年,搜狐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上世紀末到21世紀初,張朝陽反戴著鴨舌帽在天安門廣場玩滑板的樣子留在了很多年輕人的心目中。他公開發表對國家產業未來的講話,他參加最頂級的商業談判,他以黃金單身漢的身份出席所有最熱鬧的派對。有時候回想起來,張朝陽還真想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拍手叫好——怎麼說呢?從商這條路還真的走對了。他不僅掙到了錢,獲得了尊敬,也實現了“和美國主流社會有可比性”的生活方式。

15年過去了,張朝陽又回到了清華園和五道口。從他現在的辦公室看出去,透過兩面大落地窗,正好可以遠眺清華大學的梧桐樹和教學樓的房頂。那是上世紀初用庚子賠款的白銀修建的樓房,紅磚灰瓦的樣式,恐怕再過上100年也不會變。但是張朝陽已經變了太多了。現在的張朝陽,最喜歡和一群富二代一起玩,吃飯,喝酒,聊天,跳舞。

“我最羨慕他們這些富二代了。他們根本不用奮鬥,就什麼都有了,多快活。我當初多麼苦。”

當年,張朝陽還是廣為傳頌的數字英雄的時候,他接受柴靜的採訪,於是有了一篇經典的人物素描《我不知道該為什麼而奮鬥》。當時張朝陽30出頭,表現出一種異鄉人的迷茫。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而奮鬥嗎?”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說,“我現在覺得,為什麼而奮鬥,這是一個特別膚淺的問題。為什麼要奮鬥?人生很快樂,根本不用奮鬥。”

採訪結束已經是晚上九點半。霓虹燈快樂又輕佻。在結束了一下午的工作之後,張朝陽並不知道要去哪兒。他拿出諾基亞手機(對,真的是諾基亞,他還沒有開始用智能手機),打了幾個電話,約他的年輕朋友們一起出來玩。我問他,你覺得他們能理解你嗎?和他們在一起,你不覺得孤獨嗎?

他大笑。

“晚輩和我在一起,他們不用和我思想交流。我看起來這麼年輕,和2、30歲的人一起玩,多好。再過十年,我也還是這麼年輕,還是和2、30歲的人一起玩。”

走到電梯口,他又回過頭來。

“再說,生活裡的快樂並不來自思想交流。思想交流,有什麼好快樂的?我今天喝了一杯好酒,吃了一頓好飯,那才叫快樂——這就是生活的本質。”

對話張朝陽:說穿了,我是個混不吝的人,一個頑主加犬儒

雷曉宇:如果有一天《名利場》來寫你,你希望自己怎麼被寫到?

張朝陽:我提供的實際上是一個美國的比爾蓋茨加湯姆克魯斯版本,就是好萊塢一個明星,就是一個dud,哥們,爺們。我比較像美國曆史上弗蘭克·辛納屈那樣的人,有點頑主,又不是貧民社會沒受過教育的,是有獨立想法的,但是又擺脫了一些儒家的東西,吸收了一些西方自由主義精神。我有財富,有影響力,沒有沉重的儒家文化的價值負擔,各種責任什麼的,確實活得算是比較快樂的。

如果說加另外一個特點,我還單身,生活形態其實很不一樣的。單身男人,你會比較注重自己對女孩的吸引力,你沒有那麼多的約束,這種自由的狀態跟我整個都是一致的——包括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是我對中國現實看得比較清楚。我要尋求自己的快樂,而不關心中國的命運。中國的命運不是我一個人搭進去雞蛋碰石頭就行的,最後自己碰得頭破血流。

而且說不定,我現在比美國人還要自由。美國人有一個沒有被打破的、基督教傳承下來的完整的文化。他們在小學、中學、大學受到的教育和後來的世界是一致的。比爾蓋茨都是一致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深刻的痛苦和兩個文化緯度,他只有一個文化緯度,他腦子裡有很多邊界,他認為什麼正確和什麼不正確,他有很多形。

我認為我是無形的。我看清了中國現在的瘋狂性和極端貧富懸殊造成的價值崇拜、成功崇拜,以及導致的扭曲。但是我很清醒,我沒有任何道德感和道義感。當然了,我會希望地球更好,但是我看清楚了,我必須在中國現實的情況下,來同流合汙,但是我也不批判我自己。很多人同流合汙了,自己都不知道,還覺得自己這樣多麼多麼牛。我很清楚,但是我同樣同流合汙。

說穿了,我就是個混不吝的人,一個頑主加犬儒。

雷曉宇:可是你不覺得這樣的人生太輕了嗎?

張朝陽:我現在已經不認為米蘭昆德拉有多深刻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我在很多年前認為非常深刻的一本書。現在認為作為小說家不錯,但是我們所經歷的中國現實社會每天發生的事情的密度,比一個作家所面對的事情要有意思得多,比他見到的事情要千奇百怪得多。

雷曉宇:你對什麼還有敬畏之心?

張朝陽:在我還很喜歡思辨的時候,我寫過兩篇博客,一篇講愛情,一篇講審美。現在,我對於青春、年輕、歲月的流逝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我的目標就是再過10年,通過鍛鍊養生比現在還要年輕,那時候開一個養生班,別人都來取經,排隊問我。但是別人一問,網上一查我已經55歲了,老頭一個了,算了算了老頭別跟我玩了,那我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圈子就從舞臺中心偏移了,我是不待見這件事的。

雷曉宇:如果遇到2005年時候的張朝陽,你會對他說什麼?

張朝陽:放鬆點,別對那些問題那麼糾結了,老在想,老在分析。我以前的問題是,我把任何碰到的問題都分析一遍,然後試圖解決。2007年之後我就發現,不解決,反倒他自己會自行消失。那時候太認真了,太嚴肅了,太糾結了。

雷曉宇:30年之後你會在幹嘛?

張朝陽:肯定不再工作了。

雷曉宇:那我們上哪兒找你去?、

張朝陽:我可能在三亞待著,或者回北京參加派對。

雷曉宇:有兒子、孫子嗎?

張朝陽:肯定是。

雷曉宇:結婚生子你不排斥嗎?

張朝陽:婚姻是個社會承諾,可以有,也可以沒有。我肯定是不排斥的。在我還在舞臺中心,沒有逐漸偏移的時候,這些問題要逐漸解決掉。當你被淘汰的時候,你的解決方案就不是最佳的了。

雷曉宇:在美國,你不是家庭和夫婦的形式,根本很難社交。

張朝陽:中國現在跟美國比就是這樣的。在中國可以做一個大亨,但是在美國不行。在美國做一個大亨你必須要非常謹慎,非常平穩,到餐館裡,你跟服務員吵起來了,你要罵服務員,餐館會把你踢出去的。你要在中國,在一個餐館裡,服務員和老闆根本不敢得罪你。在中國稍微有權有勢都是大亨,通天通地什麼都可以搞定。

在中國你要入鄉隨俗,你不能文縐縐當一個美國的翩翩君子,那樣的話,你在中國根本又痛苦,又活不下去。既保持你清醒地進入人文社會的一種平等的人格和精神,把它埋藏在心裡,同時自己回到這兒要想快樂生活,就得像一個大亨一樣,什麼都可以搞定,呼風喚雨。一方面很扭曲,一方面又很滿足,太爽了。海歸派最大問題就是老做不到這一點,老是放棄不了他崇拜的精神境界,不入鄉隨俗就痛苦,一點到晚講公平,講道理。

雷曉宇:你有孤獨感嗎?

張朝陽:我在中國不容易孤獨,因為受這麼多人關注。

雷曉宇:那也有人群中的孤獨。

張朝陽:我不承認人群中的孤獨。你給人發一個短信,人家不回你,不理你,這就是孤獨。至少現在我在舞臺中心的狀態,我很快樂。因為別人把我當回事,我很快樂,在美國別人不把你當回事,所以你不快樂,所以為什麼我回國。

雷曉宇:你人生中從來沒有對什麼群體有過歸屬感嗎?

張朝陽:這是我的問題。我什麼也不是。我從來沒有把自己劃分為哪個群體。

張朝陽:好奇心當然有,所以我看那麼多美國內幕的書。我以前覺得,為什麼那麼多人浪費時間學英文,現在覺得還是有道理的,只有英文世界能夠滿足我的閱讀趣味。

我覺得肯尼迪絕對是個實用主義者。他有很多女人,他絕對沒有原則,長得好看,人又有趣,我有興趣,所以說我會去採訪他。

但是他跟我不同。他是一個冒險者,我是一個對風險意識極其控制的人,我特別謹慎。你看我跟一般圈子交往,在一塊玩,我的話比較少,我往往是耳朵進的要比說的多得多。別人對我的瞭解,和我對別人的瞭解是不成正比的。我很提防。

就是說,我成長起來不容易嘛。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出身都是低微的,要做很多事情,限制非常多,所以肯定特別謹慎,老怕出錯,老害怕各種各樣的東西,所以不會那麼張揚,什麼都是最後才講出來。我經常就像CIA似的,我感覺我瞭解別人的事情比別人瞭解我的多,別人都不瞭解我。但是像肯尼迪這樣的肯定是太冒險了,他們家族都是太冒險了,因為他們出身太優越了。如果我是他,我肯定不會被槍殺吧,肯定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

雷曉宇:你還有什麼想不通的事情嗎?

張朝陽:通是想通了,但是有些糾結的事情還是避免不了,因為人類的大腦就是這樣工作的。我還沒有徹底放棄。你說我出世了嗎?沒有。我還在乎搜狐是不是會更加成功。這就是說,我還是沒有真正地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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