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題圖｜《羅曼蒂克消亡史》
他出身寒微，十幾歲從浙江寧波來到上海當學徒，依靠自己的天分與勤奮，從跑街夥計逐漸成長為買辦，進入上等商人行列，最終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為上海商界領袖。他曾和李鴻章打過交道，也追隨過孫中山，更是蔣介石發家時的「錢袋子」。在不斷積累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的過程中，他構建起一種別樣的政商關係。他叫虞洽卿，他的故事，值得每個想了解商業、瞭解政商關係史的人細讀。
本文系風馬牛書房·筆記系列第一篇
全文7831字，閱讀大約需要15分鐘
香港首富李嘉誠今年 90 歲，近日宣佈退休，安享健康晚年。我記得，以往高壽的著名企業家，大陸有榮毅仁（89 歲），臺灣有辜振甫（88 歲），而在 70 年前，有當時全國聞名的虞洽卿（78 歲）（虞洽卿，1867.6.19-1945.4.26，近代實業家、金融家，原上海總商會會長） 。他們橫跨半個多世紀的創業史，永遠是我們關注的話題。
虞洽卿出來「創業」的時候，只有 15 歲，照我們今天的說法相當於「 00 後」，結果一折騰就是 60 多年。我以前對他的歷史不甚熟悉，這回把網上和紙媒都速讀了一下，發現他生前影響巨大，好評為主，但病逝後也受到不少負面評價和政治批判。改革開放以來，從 1981 年開始，有關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了對虞洽卿的重新論述，從正史到野史，他的故事從故紙堆裡被一一挖掘出來，廣泛傳開。
有一本《政商中國：虞洽卿和他的時代》是最新的專著，作者馮筱才。十多年來長期收集整理研究虞洽卿史料，已經寫過一些專論。我做筆記時，這本關於著名企業家的史論，史料詳實、視角犀利、敘述流暢、可讀性強，確實給人新的啟迪。難怪吳思和楊奎松分別為之寫了精當的推薦語。
▲資料圖：虞洽卿
1、自學成才的新大亨
《政商中國：虞洽卿和他的時代》的作者認為，虞洽卿不是胡雪巖，不是紅頂商人。從虞洽卿的政商故事看，他既沒有從屬於某一朝廷重臣，成為幕府之賓；也未曾負責過大型官商合資企業。這一方面與他的年齡、時代等有關，也說明，清末時勢重心之變化。他這位 19 世紀的「 60 後」，走了一條新的政商崛起之路，其依託的主要基礎則是其個人擁有的身份資本：買辦、同鄉領袖、租界調人。
據作者考證，1881 年，虞洽卿奉母命跟隨族親虞鵬九來到上海。根據虞的自述，他到上海後，本來要進錢莊當學徒，但由於位子被佔，被安排進瑞康顏料店做學徒，由於能力出眾不久就兼任跑街事項。在此期間，虞洽卿依靠自己的天分與勤奮，顯示出不凡的商業經營頭腦，不但掌握了商業營銷的基本技術，亦獲得顏料行小部分的股份。
儘管虞在家鄉沒有上過幾年私塾，但他到上海後，卻能努力自學，不但識字率大為提高，還通過夜校掌握基本的英語口語，這為他後來的發展帶來很大幫助，尤其是他的買辦生涯。1891 年，虞洽卿經族人禮和洋行買辦虞薌山介紹，進入德商魯麟洋行工作。開始時任跑街，旋即升買辦。魯麟洋行業務廣泛，不僅進口顏料、西藥、軍裝、軍火等，還出口豆糧、桐油等，虞洽卿佣金收入甚厚，每年甚至可能拿到上萬兩佣金。到 1893 年，虞洽卿在上海大概已經進入上等商人行列。
▲《喬家大院》| 小夥計也能發家
看來，虞洽卿的「發跡」似乎就這麼簡單：出身鄉野，進城學徒，勤奮用功，交遊廣泛，自學英文，粗通文墨，成為外企職業經理人，甚至成為荷蘭政府捨不得讓他辭職的洋行高級買辦。其實，天時地利的機遇，是他個人才幹發揮的基礎：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如火如荼，「北上廣」只有上海是當時的全國商業中心，而聚集那裡的各類資本，急需培養合適的人力資源，以圖更大盈利變現。
虞洽卿在這樣的大歷史中，精力旺盛，時刻不忘發揮個人的獨特作用。他的主業是賺錢，為了更多更好的積累財富，他也用心積累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據本書記載，1893 年底，他向順直水災捐款，捐款人名為「魯麟賬戶虞洽卿」，數額為銅洋 78 元。魯麟洋行在當時上海洋行中屬於規模較大者，與政府有業務往來。如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與臺灣巡撫唐景崧及上海道臺劉麒祥的來往電文中數次提到魯麟洋行的名字。作為該行華人經理，虞洽卿應會介入這些官家生意之中，並與各地官員建立起初步的人脈關係。
1901 年，正值庚子事變之後，各國要求中國政府整頓各地官吏，肅清「仇外」勢力，浙江布政使榮銓亦在「奉旨遣戍」之列。儘管如此，清廷內部，則希望能夠想辦法減輕其處罰。5 月 25 日，李鴻章收到上海商人來電，為榮銓呼冤，表示其並無仇視外人言行，請李想辦法尋一轉圜之法。在電報上列名的包括匯豐銀行買辦席貴，德華銀行買辦許堃，魯麟洋行買辦虞和德，義記洋行買辦鄭守堂，禪臣洋行買辦何材森等人。
此一舉動，究竟是奉李鴻章之命而行，還是與其他上海官吏有關，仍有待細考。但此事至少說明買辦介入政治已經出現，虞洽卿也已成為上海買辦界的重要角色。虞在與官場建立關係之後，一開始就在政治上表現較為活躍，如他不但連署通電，據說在 1900 年李鴻章準備北上議和之際，單獨致電李鴻章，「促其力疾北上，以奠大局」。
▲影視劇中的李鴻章形象
1902 年 10 月，虞曾經與上海其他開平股東聯名發起申請將開平礦務局總公司由倫敦移至中國，以便利股東監督公司運作。19 世紀末，寧波商人在各埠洋務及新式工商業界已確定其地位，其領袖人物中不乏跨越政商兩界者。
2、「實業救國」，全面賺錢
虞洽卿投資的實業很多，航運、發電、礦業、地產、金融、機械、農產品加工，等等。並且琢磨出一系列商業謀略，比如在家鄉和長江水道的輪船業務、在租界設立銀行、在上海郊區開發房地產、在災害年份做平價大米生意。他還在辛亥革命時追隨孫中山（之前陳其美在上海組建軍政府時已聘請虞洽卿為政府總顧問），按照孫中山的囑咐發起設立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13 年農商部開全國工商會議，議及在各通商大端口設立交易所，1914 年財政部提出官商合辦，但均未成事實。真正準備把交易所變成現實的，是孫中山。據林明德之研究，此一主意最早來自張靜江，1915 年孫中山派戴季陶赴日本勸誘日人與其合作在上海設立交易所，試圖從中得到革命資金。到 1916 年冬，談判初步達成，此事乃被正式提上日程。
為了吸引工商界投資，使計劃能夠實現，孫中山與張靜江找到虞洽卿協商，希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此事當時也算不上絕密，至少天津《大公報》就對此有過報道。同時，孫派戴季陶到北京申請執照，1917 年 2 月，農商部批覆下來，但僅同意證券交易一項備案，物品交易則歸地方處理。
虞洽卿將在上海設交易所註冊案提交總商會常會討論，並擬呈文江蘇省公署，請其轉諮農商部，要求同意證券物品交易共同註冊。不過時值政局動盪，孫中山又南下廣東組織護法政府，孫、虞聯辦交易所一事表面上遂擱置。1918 年 4 月 1 日，虞洽卿擬具組織上海交易所意見書與概略一併發表在報端，希望能推動招股。在節略中，虞洽卿反覆闡述創辦華商交易所最直接的動機，是因為「我不自設，外人將有越俎代我設立之勢，反客為主，主權盡失」。而且「現在外人謀之甚亟，我不急起直追，力籌自辦，則嗣後商業實權均將操諸外人之手」。
▲《海上孟府》| 「實業救國」，也能賺錢
農商部催促上海總商會與地方官長一起勸商舉辦。總商會方面，則決定各業自開大會，由同業各自集資，分頭自辦。這種各業自辦的做法，並非虞洽卿等人所希望看到的。不過，為避免上海各業之反對，虞強調證券物品交易所股本 500 萬擬先盡各業自行籌措，當時，穆藕初等人對此也表示支持，強調此交易所是由各國有價證券業、花紗布業、金銀業、油米業、皮貨業七業所分頭組織，虞洽卿只是「熱心」代各業向農商部呈請。
初期各報報道也在強調虞洽卿等人創辦交易所，是為了與外人組織之商業取引所相抗衡，挽救華商主權，因此，除了「自設機關與對峙外，餘無他法」。虞洽卿在這些報道中，幾乎被描寫成一「救國英雄」的形象，為了公利而不辭辛勞，欲匯聚上海商界合力，抵制外商經濟侵略。
但是，到是年底，上海商界開始出現分裂。一些商人似乎發現虞洽卿的目的並不僅限於控制證券交易，物品交易亦列於其營業範圍。各業自辦物品交易所，似乎也受到虞的阻撓。原本農商部規定金銀及花紗布疋暨糧食物品均可自辦。上海北市金業總董施兆祥即以金業公會名義致函虞洽卿，要其協商遵令分辦，但未得虞之回應。
施於是對官方稱虞洽卿所辦交易所，「內部辦事方法與報載招股廣告不同」，其欲將證券與物品混在一起，各業商人必會反對，因為「一業原有一業之公會市場，一業原有一業之行規習慣」，因此辦理不當勢必至反，予外人以可乘之隙。金業界對把鉅額股本、保證金等置於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二三理事之手」，亦表示極不信任，認為所謂理事，其財產也不能保證信用，因此，不如「歸各業分辦，自負其責」。
▲《當家大掌櫃》| 事不經過不知難
虞洽卿則強調，如果將證券、金業、紗糧分成三交易所，力量分散，不容易對外商形成抗衡之勢，其遊說策略仍是以「國家利權」為遁詞。一時間，所謂「合辦」與「分辦」兩派爭論劇烈，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在此情形下，虞洽卿等人決定先斬後奏，1920 年 7 月 1 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租界先行開辦營業。此舉引起相關利益方劇烈反對。1921 年 6 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執照終於頒給，於是取得合法經營地位。為此事，虞洽卿後來承認「在京逗留十七個月之久」，始如願辦到。據當時與虞一起到北京活動的魏伯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最早理事之一，寧波旅滬同鄉會理事長等）說法，農商部「物品交易所條例」之頒佈施行即與他們的工作努力有關。
同時，當時北京政府也有其自己的利益盤算，不但交易所必須繳納資本額的三分之一作為保證金存入財政部指定銀行，經紀人還得為每筆買賣向政府繳納交易費。虞洽卿在交易所一事上，還曾動用前大總統黎元洪的關係。1920 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時，由於沒有拿到農商部的執照，虞洽卿在舉辦開幕宴會時，特別在廳前懸掛了黎元洪書贈匾額，上書「五均遺法」，似想以此來暗示其背後的政治支持。
▲《京華煙雲》| 如煙雲的，豈止是兒女情長
3、說不清的左右選擇
虞洽卿曾經捐款支持中共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後來又出錢給蔣介石建立國民政府。1927 年 3 月 26 日，蔣介石到達上海，駐在楓林橋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見他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據事後虞之報告，兩人談話的主要話題在於外交與財政。
本書作者寫道，需要強調的是，國民黨發動「四一二」事變前後，正值虞洽卿個人工商事業發展的低谷，其所辦三北輪船公司由於連年戰事，輪船被徵用，經營管理也有問題，因此財務情況不佳。虞自身並非銀行家，在為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籌款一事上，虞氏主要利用其自身關係網絡扮演中介人角色。
正因為虞洽卿能一再為緩和蔣介石的財政困境出力，所以蔣對虞洽卿從一開始就信任有加，甚至從一開始就想讓虞洽卿出任財政部次長。1927 年 5 月 2 日，他在信中與張靜江商量財政人事，特別提出要讓虞洽卿擔任財政部次長。虞洽卿清楚此一職位所要面臨的巨大壓力，表示拒絕。無論蔣介石態度有多強硬，關鍵還在於上海商界是否有人願意幫他們協調，否則蔣的高壓也未必有效。
▲《青島往事》| 政商關係歷來難說清楚
面對紛至沓來的籌款任務，商界要人避之唯恐不及。蔣為了達到目標，儘管曾使用過暴力手段，但總體來說，仍得靠「中人」從中調節斡旋，虞洽卿主要就是擔任這種工作。虞洽卿無疑是在上海協助蔣介石籌措財政軍費最重要的人物。王曉籟後來在回憶中就曾稱，「北伐軍到上海，蔣要錢就找虞，虞想辦法就是國庫券」。也正因為此，日本方面就認為：「雖然提拔蔣介石的是孫文，但救蔣介石於危難的實際上是虞。」
到 1930 年代初，其事業基礎三北輪埠公司與鴻安商輪公司實際上已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南京政府施以援手，以及他通過政商經營在民間金融信貸上得到幫助，虞氏可能早就被宣佈破產。因此，虞之所以熱心於社會活動，以及擔任各種「調人」，其實也是其「曲線救產」的方式。他所以能在負資產狀態下仍保持公司運營，並且仍享受很高的社會威望，也是因為時代造成了其具備複雜性的「中介功能」，對南京政府如此，對工商界以及上海社會莫不如此。
4、商人重利也抗日
1937 年，虞洽卿 70 歲，本可以退隱的年紀，但是，日本侵華，國土淪陷，他先是堅持工作在上海，然後從上海到內地，忙碌了八年。關於虞洽卿在戰時的經歷，目前的敘述多半語焉不詳。大致上以其離滬為界線，前段虞洽卿在上海主持米糧賑濟，非議甚多。後段論者則對其轉赴後方表示讚許，強調其「民族主義」的精神。
實際上，無論是在孤島時期，還是在大後方，虞洽卿在這兩個不同時期的活動，仍與蔣介石政府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第一階段，虞繼續協助蔣及重慶政府保持在上海租界之有限權利，並協助穩定租界社會。當汪精衛政府與重慶政府之間的特工人員在上海灘互相廝殺之時，虞則在幕後為重慶人員提供支持。
▲《刀鋒 1937 》| 日本人來了，怎麼辦？
在第二階段，虞憑藉與蔣的關係，成為滇緬路物資搶運之特權商人，協助物資輸入的同時，虞自己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虞洽卿離開上海後，實際上也從極為複雜的多面政治角色扮演中解放出來，轉向單純商業一途，其此前積累的豐厚政商人脈，在戰時環境下，也對其生意有極重要的助力。
1941 年 3 月 20 日晚，虞洽卿從上海抵達香港。次日，虞即電蔣告其到港消息。蔣覆電詢問其到重慶日期。4 月 12 日，虞洽卿抵達重慶，蔣即予接見並宴請。據《中央日報》報道，虞向蔣報告了他在上海的救濟工作，以及「滬市情況」。作為上海商界第一人，虞洽卿到重慶，對蔣介石政府來說，輿論上也是一種重要的支持。因此，無論是重慶，還是上海，報紙在此前後對虞之報道都相當密集。這些報道之中，最主要的內容便是指虞氏作為商界領袖，正準備協助重慶政府開發西北與西南。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虞在大後方主要的實業投資，其實仍在於見效快或較有把握之實業。尤其帶有政府專營性質的燃料與鹽業等。 如 1943 年 5 月，虞洽卿以 250 萬元入股湖南衡陽德生鹽號，此項投資與俞佐宸、林熙生合股。1943 年 7 月，湖南省政府籌設湖南第三紡織廠，總資本 5000 萬元，虞洽卿投資 200 萬元。
另外，虞也在四川內江投資酒精廠，但具體投資數字不明，1948 年虞氏遺產目錄中有「復興酒精廠債權 2500 萬」一項，即使扣除通脹因素，此筆投資仍屬較大規模者。另外，虞又在萬縣辦有三北煉油廠。1944 年 10 月，虞洽卿曾以「天敘銀團」名義與輔仁化學工業社訂立合作契約，投資額 2000-3000 萬。該社仍以酒精生產為主。曾有人想其投資開發四川灌縣白龍池 5 萬畝「荒地」事宜，但虞似無回應。可見他對此種收益緩慢、有風險的投資項目興趣不大。
▲《羅曼蒂克消亡史》| 戰爭殘酷，扭曲了一切的模樣
國民政府內遷之後，尤其隨著東南、華南沿海各港口淪陷，國際交通受阻。1938 年 8 月，在交通部與軍事委員會全力搶修之下，滇緬公路通車，該路即成為重慶政府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也是物資進出口命脈線。
1941 年 8 月，虞洽卿就在香港組設三民貿易公司，辦理開發及運輸事業，王曉籟擔任經理。當時他的計劃並非簡單地搶運緬甸貨物。虞洽卿長子虞順恩 11 月 19 日從上海寫信給虞洽卿，稱其已辦妥羊毛呢 400 疋直接運往仰光，可見，當時虞氏也在計劃以緬甸仰光為中間站，經營滬渝兩地之貨物運銷業務。三民貿易公司資本 100 萬元，其中虞出 80 萬元，又幫王曉籟墊款 20 萬元，其他業務主管包括朱聯馥、劉文照等人。虞在香港向與其有業務來往的挪威華綸洋行借款 5 萬英鎊，購置福特車 150 輛，投入運輸。
該公司成立後，即與虞名下其他公司合作進貨，三民貨物後來陸續內運，未受戰事損失，至 1944 年基本售盡。據其辦事人員自稱，「獲利千萬」。三民之貨物售清後，公司便告結束。虞洽卿在此一時期的政商經營手段，可以歸納為三點：壟斷性的商車特權及道路許可；外匯及金融方面的特殊協助；司法豁免與非法賄賂。
如前所述，虞洽卿成立華商貿易行時，行政院經濟委員會曾給予特別許可。因此他在滇緬路搶運物資，便有合法保障。有人說虞有蔣介石一張「手諭」，上面寫明虞在滇緬公路「搶運物資」，沿途軍警不得留難，這使他的車隊運貨暢通無阻。從目前的史料證據來看，筆者沒有發現蔣發過這樣的手令。
▲《黎明決戰》| 戰爭，毀滅一切的戰爭！
不過，虞洽卿屬下公司在非常時期的商車運輸方面確實享有極大的特權。如 1941 年 12 月經濟部所制訂「商車疏運商貨辦法」，其實就經該部運輸統制局副主任俞飛鵬委託給經濟部代表與虞洽卿、王曉籟共同辦理。由於華商貿易行是奉命開辦，享有疏銷商貨特權。故當時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後勤部部長、中緬運輸總局局長俞飛鵬，都曾寫信給虞洽卿，請虞幫助其朋友孫益所購新車及貨物從緬甸內運。當然，也許是俞之身份不便出面，通過這種轉託避免觸犯軍事刑律。
1941 年後，虞洽卿的主要身份，無疑由一個航商變成了貿易商。1945 年 4 月 26 日，虞洽卿因急性淋巴腺炎在重慶逝世，此時正是中國政治大變動的前夜。三個多月後，中日戰爭宣佈結束。次年 11 月，虞洽卿靈柩由其創立的三北輪埠公司派輪從重慶運到上海，報載消息稱有上萬人到黃浦江邊恭迎。24 日，「阿德哥」大出殯，儀式仍然盛況空前。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賜予「鄉國儀型」四字輓額，並專門來電錶示敬意。國民政府送了「輸財報國」匾額一方。虞洽卿的靈柩歸葬於故鄉伏龍山。
我後來查史料發現，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派代表參加弔唁，《新華日報》發了「商界鉅子虞洽卿病逝」的報道。但是，1949 年後，虞洽卿之前建立起來的那些政商資源，似乎全成為一種政治負資產。不但他的家屬後來被迫要為這個「反動歷史人物」承受無數的苦痛，其形象也一再被妖魔化。直到改革開發之後，這 30 多年來逐漸在媒體上恢復出他的比較真實的本來面目。
▲《無問西東》| 一些事，一些選擇，時間久了，本來的面目就難說清楚
本書作者在結論中寫道：虞洽卿的故事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從晚清開始，一種全新的「政商」體制在中國漸漸形成：清末新政時期官僚基於政績生產與商人建立的利益同盟，其「公共性」遠大於私利性，政商利益輸送常不明顯，官員與商人之間稍為親密的關係也常受到質疑。到「革命」來臨，政局動盪分裂，秩序不寧，無論是穩定社會秩序，還是安置各類武裝力量，中央與地方官員都需要和商人領袖合作，這種態勢下，政商之影響力更為擴大。
作者認為，「政商」中之「政」，不但是指官員，或政府，而包括公共政治，甚至黨派政治，以及種種新式政治技術的運用。因此，「政商」便與傳統的「官商」有差異，如胡雪巖，可能更多的是屬於傳統型的官商，但是虞洽卿，其角色卻很不相同。虞更多的是依靠「民意」與「公益服務」來獲得其自身的社會資本，併成為租界中重要之協調人。
（摘編自《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馮筱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第一版，25 萬字。筆記中的小標題系另加，並參考了《紀實虞洽卿》《革命與生意》《上海大亨虞洽卿》等史料）
圖片來自網絡
總編｜喻瀟瀟 顧問｜王淑琪
閱讀更多 馮侖風馬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