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这些年来，中国变化得很快，人也在变。我在学术界，我的感觉是，认真做学问的人少了，忙着当官或赚钱的人多了。演艺圈直接受市场影响，人的变化想必更甚。但是人们看到，你始终在认真地做音乐，常常有人用“坚持”这个词来形容你，甚至说你是在苦苦地扛着摇滚大旗。
崔健：我这不叫坚持，我是快乐，乐在其中。不要说做摇滚是“坚持”，好像在吃苦，干体力活，其实不是。在所谓的坚持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回报就是享受生命。你没必要去想，到底坚持是为了什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我觉得自己比那些我认为颓废的人要快乐得多。有些人为了迎合市场改变了自己，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我不觉得他们快乐。人一直为了利益而活，到了后来，围在你身边的人都是为了利益，那是空虚的。在我看来，那种生活是颓废的，他们才需要坚持。
周国平：对，我也觉得，无论做什么事，包括我从事写作，兴趣是第一位的。你真正喜欢，做的过程本身就是享受，这就说明你该做这个事，这个事也该你做。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动力，才需要用外在的利益来迫使自己坚持。
崔健：我觉得真正支撑我把音乐做下去的不是我的理性，而是我的感性。我如果高兴，定期就得这么做，像是一种发泄，这种本能的东西也许是更大的创作源泉。要是把自己固定成一个什么形式，然后沿着这个形式去发展，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不公平，没必要。
周国平：你搞摇滚，老有人让你给摇滚下一个定义。我搞哲学，也老有人让我给哲学下一个定义。这种下定义其实挺无聊的，没有必要。不同的人搞哲学的方式是很不同的，我想搞摇滚也是这样。关键是要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你真正做得高兴，这就够了。用不着下定义，甚至也不用去管是否符合人们通常所下的定义，你做的是不是哲学，是不是摇滚，没必要管那么多。
崔健：我真的觉得只有自己做的东西才能让自己彻底满足，后来发现这种东西是自己创作的一个回报，你为什么要创作，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其他的艺术品都不能充分满足自己，你只能靠自己的东西去满足自己。
周国平：人们常常谈论今天时代和上世纪80年代的巨大反差。我个人认为，80年代的特点是精神浪漫，90年代以后是物质浪漫，而且越来越物质化了。比较起来，80年代还是有可爱之处的。我们可以说都是在80年代出道的，一个巧合是，同在1986年，你的《一无所有》响遍全国，我出版了《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常常有人用“启蒙”来形容那个时代，包括形容我们当年的这两个作品，你怎么看？
崔健：如果当初我们唱完了《一无所有》，或者我们做完启蒙了，结果我们自己腐败了，或者成为了一个进入主旋律的机会，成为了主流的话，我觉得这个别人说的启蒙我会不好意思，你启蒙了大家而腐败了自己。现在这种文化现象特别多，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一些人腐败，你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是你曾经那么欣赏过他的作品。所以在我看来不要对号入座，我更愿意说《一无所有》已经变成了别人的作品，实际上我真正的作品是《红旗下的蛋》以后的东西，或者说是《一无所有》以后的东西。如果没有更新的作品，没有《红旗下的蛋》，没有《时代的晚上》，没有《蓝色骨头》，《一无所有》是死鱼一条，死水一潭。就是因为我后期做的东西把它盘活了，为什么大家没有记住当初其他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血染的风采》或者《西北风》，为什么没有人继续唱这个歌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再做《红旗下的蛋》，没有再做那种精神性的东西。
周国平：说得非常好，一个艺术家只有沿着自己的精神轨道继续向前走，不断有新的作品，过去的作品才能在今天继续生成意义。
崔健：我们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我们受了这些传统的教育，我们看的是方块字，我们是为了弘扬方块字吗？我们是为了弘扬我们的历史吗？还是我们的历史来弘扬我们的生命？只有弘扬生命，你才能盘活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作为，什么都不干，我们中华民族被这几个启蒙大师启蒙完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如今这个地步，再没有奋进的意识。不去把自己人性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你启蒙的意义是什么？这不能叫启蒙，甚至可以叫投机。
周国平：无论创造者个人，还是一个时代，给文化所提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能不能继续生长，促成新的东西产生。
崔健：所以我始终不愿意给人一种结果，我愿意给人一个开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成功就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作为一个结果的成功。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方向，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选择结果，当他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我最近的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也是一个开始，传达的是一种方向，不过在现在的风气下，我觉得它是给少数人的，给那些真正理解我、不用沟通就能沟通的人。
迷失的季节崔健 - 给你一点颜色
周国平：常常有人说，你过去的歌迷已经和你一起变老了，现在的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就不那么喜欢你了，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吗？
崔健：我觉得如果不喜欢也很正常，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现场音乐会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听，我发现他们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听，来的时候也许有偏见，认为是父母一辈人听的，但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有劲儿，原来能量是可以跨越时代的。
周国平：那么，你觉得和80年代比，你的歌仍然有叛逆精神吗？
崔健：我认为我的歌仍然有叛逆精神，区别在于以前唱的是往外跑，那种比较抽象的要出走的感觉，比如《出走》、《假行僧》；现在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在这儿，面对这儿的问题。
周国平：很准确。其实在这儿比往外跑难得多，面对比出走难得多，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叛逆精神。我注意到，虽然你始终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音乐，但是，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后来由于市场的原因，你的处境有顺有逆，有特别火的时候，也有比较沉寂的时候，这对你的心情会不会有影响？
崔健：事实上，在我最火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得意，在我比较低潮的那几年，我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沉重。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进程中发挥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成功不成功不是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你自己。
周国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价值观特别一致，我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第一目标是优秀，成功最多是第二目标，是优秀的副产品。其实衡量成功也有不同的标准。一个是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让自己非常满意，非常享受，这个意义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优秀。另外一个是外在的标准，无非是名和利。现在大家都特别看重后一个意义的成功，尤其是物质上的富有。那么，许多人可能觉得，依你的才能和名声，你应该很富有才对，现在好像并不相称，会有所议论。你怎么想？
崔健：其实在自由表演的音乐家里面，我可能是最自在的了。我愿意把钱花在做音乐上，我们的主要消费就是买乐器和专业的录音设备。至于日常生活，其实不需要多少钱，除非你跟人攀比，而跟人攀比真的太无聊。你买了一个东西，就等于是削减了你自己的思想空间。你多了一个房子，你就得投入精力，就像多了一个宠物一样。你必须占用时间去考虑它，琢磨怎么样去用它，实际上你是被房子给买了。所以大家没必要总是说老崔住什么房，开什么车，没必要说这些，真的不是一个事儿。
周国平：对，简单才能自由。关注精神自由的人，兴奋点不会在物质生活上，就是不想让物质的东西侵占自己的时间。现在许多人说到你的时候，有意无意会谈到年龄，你都很不以为然。
崔健：我觉得最俗气的比较就是年龄的比较。我没有在多少年轻人身上看到那种青春的活力，那种很容易被触发出来的创造性。有些年轻人的思想比我的老得多，只不过装在一个年轻的身体里罢了。
周国平：我们谈论艺术家的生理年龄与艺术生命之间的关系，是针对本来有创造力的人而言的，本来没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在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年龄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基本趋势还是创造力随着变老而减退，仍能保持旺盛的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年龄终归是一个挑战，一个检验。
周国平：对于我来说，是有退休的问题的，事实上我在单位退休好几年了。不过，我也觉得，这种名义上的退休实际上对我的生活毫无影响，我仍和以前一样在做着读书、写作这些事。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有可能会加深我们的人生体悟。
崔健：年龄大了，要肩负的东西很多，就像一条扁担挂两个满载的筐，必须找到平衡点。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精神就是这两个筐，我行动时要寻求平衡。年轻人不需要的，因为筐里没东西，他们可能只需要提着走就行了。所以，年纪大的人行动也会慢，但是一旦发力，两个筐的东西爆发出力量，年轻人是赶不上的。
《自由风格》
周国平对话崔健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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