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中美第一批商品關稅將於本週五（7月6日）正式起徵，這意味著中美貿易爭端實質性地打響。爭端究竟會進展到什麼程度？是否會升級為全面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究竟如何？物價、房價會受影響嗎？匯率和股市又會怎麼走？這些問題都牽動人心。
今天，這篇文章就從匯市、債市、股市和樓市四個方面，試圖分析一下，中國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壓力，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
貿易爭端對外匯儲備的影響
中美貿易爭端，主戰場在雙方的商品貿易上，但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也相當深遠。
以人民幣匯率來看，自今年2月達到高位以來，跌幅已經超過5%。其中6月14日至27日，短短10個交易日人民幣匯率從6.4貶值至6.6，貶值幅度達到3.1%。從歷史經驗來看，這是人民幣匯率貶值速度最快的一段時期。
人民幣此時走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商品出口，可以對沖一部分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不過，這個作用僅限於局部貿易爭端。
中美貿易摩擦一直都存在，互相徵關稅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比如，2009年，奧巴馬對中國的輪胎定向徵收高額關稅，的確給美國製造業帶來了1200個就業崗位，但卻使得美國消費者的購車成本增加，最後一算其實還是虧本的。
7月6日美國將向中國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中國也會對美國同等價值的商品開徵關稅予以反擊。問題是，如果特朗普決定不惜代價，寧可犧牲美國消費者利益和美國經濟，也要對中國超過2000億美元的商品開徵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首當其衝就是外匯市場。
中國努力推動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賺外匯，更直白一點：賺美元。因為美元現在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清算貨幣，我們進口的石油、大豆、芯片等等，都需要大量美元來購買。所以美元儲備對於中國而言，非常重要。
| 近年中美商品貿易額
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雖然是全球第一，但真正由中國央行支配的並不多，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外匯儲備的構成=貿易順差（出口商品和服務）+資本順差（外資投資）。外匯儲備只有貿易順差部分是中國的收入，資本順差則是我們的負債。外商們帶著美元來中國，入境之後換成人民幣做生意，但他們走的時候，是要兌換成美元離開的，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他們帶走人民幣沒用。所以，外資直投的這部分是我們的負債，我們是不能用的。
第二，更嚴峻的事情是，作為中國外儲最大貢獻者的貿易賬戶順差（出口商品和服務），正在逐漸減少。我們的貿易賬戶當中，商品貿易是順差，服務貿易卻是逆差。也就是說，中國人民辛辛苦苦通過賣商品賺到的外匯，又大量地通過服務貿易給花出去了。據金融界網站數據，業內人士表示，將近40%的較大型服務貿易，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也就是說，大量的外匯被各種名義給轉移到了海外，而這部分是老百姓辛辛苦苦靠出口商品賺來的血汗錢。
所以，即便沒有貿易爭端，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存在很大的問題。
可以想象，如果貿易爭端持續升溫，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將銳減，這將極大減少中國有效的外匯儲備；再加上投資形勢惡化、看空中國經濟和人民幣貶值的情緒加劇，在中國投資的外商和熱錢如果大量撤離中國，情況會更加嚴峻。
為了應對貿易爭端升級，中國政府做出了積極應對。6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發布2018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在22個領域推出新一輪開放措施，外資進入銀行、證券、汽車製造、電網建設、鐵路幹線路網建設、連鎖加油站建設等一系列限制將取消。與2017年版相比，新版負面清單從63條減少到48條。清單更小，開放更大；限制更少，紅利更多。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對外展示中國積極推動開放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是要穩定市場，讓外商對中國市場繼續充滿信心。
如果能夠因此推動中國的深度開放，對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而言，無疑是重大利好。金融市場的完善和健全，外匯儲備結構更合理，無疑會讓我們對美元外儲的依賴性有所降低。但是短期之內，中國的匯率和外匯儲備仍要接受市場的壓力和考驗。
債市壓力，內部風險外部化
中國債市問題，是金融市場長期關注的話題之一。
進入2018年，金融業實行宏觀審慎管理，就是去槓桿，銀行收緊銀根，企業和居民去槓桿，債務違約潮不斷。6月24日，央行宣佈降準0.5%，釋放7000億人民幣流動性，說是為了“債轉股”，實則是給那些面臨債務違約、瀕臨破產的企業續命。當然，銀行從債權人變成了股權人，也把企業的風險扛了過來，最後還是儲戶和國家來兜底。
中國經濟患上“借債上癮”的毛病並不是一天兩天了。自2008年開始，中國的信貸數字就一路狂飆。當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和衰退，使出很多應急招數，後來卻變成了長期依賴的生命線。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已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之和。儘管美國的經濟體量更大，但現在中國經濟中的貨幣流通量比美國還多了70%。過去10年，從地方政府到企業，甚至到普通居民，債務負擔都在提升。看看自己，看看身邊的親戚朋友，房貸是不是都是這10年背上的。幾年前覺得100萬負債還是天文數字，現如今去銀行辦幾個信用貸款就可以輕鬆成為“百萬負翁”。
信貸繁榮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帶來GDP的增長。但長遠來看，過度借債度日無異於飲鴆止渴。長達10年的信貸推動經濟繁榮，終有走到盡頭的一天。數字顯示，在2001年到2008年中國保持兩位數增長期間，每年債務水平變化並不大；而如今為了獲得6~7%的增長，每年需要付出15%以上的債務增長率才行。企業效率和效益不行，只能靠更多的債務驅動。
但欠債是要還錢的。當然，國內的企業債、地方債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進行處理，比如“債轉股”，比如“借舊償新”。因為欠錢太多，很多地方政府每年財政收入能拿來還利息就不錯了，很少想過要還本，只能靠上級的稅收返還、轉移支付和發債度日。
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土地價格下不來的原因，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土地維持高價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
與此同時，不斷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債市危機，所謂的“印鈔票還債”。這都是處理國內債務的常用技術手段。
中國的大部分債務都發生在廣義的國有體系內，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這就給政府很大的騰挪債務的空間。比如中央政府通過地方債置換，將地方政府債務轉為中央政府債務。
但是我們借的美元外債，可就沒辦法通過技術處理“一筆勾銷”了，是需要用真金白銀的美元來還的。根據國際知名財經媒體報道，2018年，中國的公司、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主權借款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將有4090億美元在岸和離岸債券到期，2019年為6190億美元，未來五年將要到期的2.7萬億美元債務，佔中國4萬億美元未償付債務總額（包括永續債）的一半以上。
在美元進入加息通道、貿易爭端陰雲密佈的當下，想要順利解決如此高額的債務問題，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CDR能否讓中國股市轉向？
截至本週，中國股市從1月的高點下跌了逾20%，跌成了標準的熊市。熊市的通常定義是較近期高點下挫20%。
中國股市的問題，除了長期存在的圈錢割韭菜、監管不利等原因外，在現在的形勢下，還有兩個突出的原因：
第一是貿易爭端的發展勢態，超過了人們的預期，很多人都認為貿易爭端會更加持久、更加激烈，這自然會對資本市場造成嚴重影響。比如以科技股為主的深圳市場，2月份已經陷入低迷，就是因為中興等公司更早陷入到中美貿易摩擦的漩渦中。
第二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在各個行業有所展現，因此拖累資本市場下挫。
除了以上兩點外，有媒體還指出另一個情況：監管機構加強了對交易行為的監督，具體方式包括給基金管理機構和券商打電話，對大規模出售股票設限等。
今年“兩會”期間，時任證監會副主席的姜洋就曾透露：證監會用數年時間開發出對市場參與者的穿透式監管，交易所形成了強大的監測網絡，從而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當然，此舉也是為了維護股市的穩定，以防止出現2015年式的股災。
證監會如何對投資者進行穿透式監管呢？汕頭一位投資者向媒體透露，3月份他因為賣出然後迅速買回了一家百貨公司約32.5萬美元的股票，結果從券商那裡收到了來自有關部門的警告。這位投資者表示，由於監管機構的干預，他不會再嘗試短線交易。還有一些券商高管認為，人民幣100~200萬元的交易常常會招來審視。市場的交易額不斷下降，和這種干預也有一定關係。
當然，為了刺激交易量，證監會還在不斷創新，比如推出CDR（中國存託憑證）。所謂CDR，簡單地說，就是一種股票的金融衍生工具，當你不能或者不方便直接買到一個外國公司的股票的時候，你可以在本地通過買這種存託憑證來實現對這個公司的投資，這和二級市場上買賣股票還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能把阿里巴巴、騰訊這些受投資者追捧的中國科技巨頭引入中國股市，那豈不是一劑強心針？
但是事情可沒有想得那麼順利。原本挑選小米公司給CDR來一個開門紅，結果卻是碰了一鼻子灰，小米的官方口徑是暫緩，但何時啟動尚未有時間表。究竟CDR將如何實施，能否真正拉動中國股市增長，還有待觀察。
但顯而易見的是，A股短期之內，很難走出熊市了，中國股市需要的也不僅僅是CDR。
樓市，高處不勝寒？
唯一看漲的，還是樓市！但是大家感受到的，是火熱的氣氛還是陣陣涼意呢？
先說兩件事，分別發生在杭州和深圳。
先說杭州。5月25日杭州郊區的兩個新樓盤華夏四季和融信瀾天開始進行搖號登記。因為政府限制新房價格，所以這兩個新盤的價格遠低於周圍的二手房，因此引來了數量龐大的購房者。想要購買這兩個被視為“紅盤”的樓房，需要先在銀行凍結部分房款，方可取得報名登記參與搖號的資格，凍結資金從50萬到200萬元不等。即使條件這等苛刻，但仍有大批排隊者，區區400套房源引來超過1.5萬組購房者報名，其中還有年過九旬的老人。
中華網的新聞標題是：一天凍結700億資金！搖到即賺百萬，沒錢也要借錢參與。
再說深圳。《每日經濟新聞》報道，6月21日下午6時，深圳華潤置地公佈華潤城潤府三期銷售方案，共計741套住宅房源，備案均價是8.5萬元，不僅低於一期8.9萬元的備案價和二期9.4萬元的備案價，更是遠低於周邊二手房11萬的均價，結果引發眾人搶購。可以說，由於限價的影響，目前不少城市一二手房價差存在巨大套利空間，搖號購房成為一個穩賺不賠的生意。
相較於一二線城市限購限價情況下被扭曲而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廣大二三四線城市棚戶區的改造又是另外一番故事。
中國房價突飛猛進，就連一些四線乃至五線城市房價都能輕鬆過萬元，要知道這些城市往往都是那些庫存嚴重、人口淨流出、經濟薄弱的地方。這些地方的房價飛漲，跟這幾年棚戶區改造密不可分，尤其是棚改的貨幣化安置。
這在短期內的確是拉動了經濟增長、推動了GDP增速，但是長期來看，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
第一，棚改貨幣化安置，需要鉅額資金，央行採用PSL（抵押補充貸款）提供資金支持，這相當於就是定向放水給二三四五線城市，成為推高當地房價的重要原因；
第二，一兩年棚改已經透支了接下來五年甚至十年的需求。棚改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到2018年上半年達到頂峰，接下來藥效會極大降低，解決的辦法只有兩條：要麼吃得更多；要麼換另外的猛藥。可中國已經沒有地方可供房地產大規模開發了。
第三，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年輕人向大城市聚集，今天房價高漲的三四五線城市已經有很多過剩的房地產項目，未來這個情況只能更嚴重。相比起一二線城市來說，中國三四五線城市房地產泡沫更讓人擔心。
原來只是一二線城市有房奴現象，現在連五線縣城很多人也被房子套上。大部分人家裡最值錢的不再是銀行存款，而是房子。 房價漲的時候，大家都開心，看著自己的資產升值，那有沒有想過房價跌的時候呢？這個問題，我曾經在《房產過千萬就是有錢人？你只是坐擁高資產的窮人》這篇文章裡做過一些探討。
但對於老百姓來說，並沒有比買房更好的投資手段，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因為這些年來，房價一直都是單邊上漲。而且對老百姓來說，房價上漲，通貨膨脹是全民買單，或者說是沒房的人替有房的人買單、買房少的人替買房多的人買單。
貿易爭端的大背景下，為了應對外部經濟壓力、避免通縮、穩定市場，央行還會繼續採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保證國內經濟的穩定，房地產市場作為巨大的蓄水池，還是有上漲的空間。但是面對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究竟實際上是漲是跌、風險如何化解，就得繼續觀察才能知道。
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以往是戰場上的兵戎相見，如今現代社會，更多時候採用的是不用傷及性命、但卻影響更為深遠的金融戰、經濟戰。
在這個時間，特別適合重溫一下已故經濟學家、產權制度理論奠基人科斯教授為中國開出的藥方。科斯一生熱愛中國，他甚至用自己的諾獎獎金舉辦了兩屆與中國經濟有關的學術會議。他的產權制度理論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科斯在百歲高齡的時候，出版了《變革中國》一書，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以及“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他從經濟學、社會學和產權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深刻、詳實的探討。
最後，他給出了中國向前進的方向：中國需要打造一個和物質市場一樣繁榮的思想市場。
這個意思是，直面真實，群策群力，平等交流，就能發現好的出路，就算有問題也容易校正。
厲以寧:尋找紅利的新源泉
本文為厲以寧教授在光華新年論壇上的講話
1、原有的紅利可能是人口紅利，也有可能是資源紅利。在經濟發展前期的過程中，會湧現出來。但是在這個階段，人們是不珍惜這個資源，甚至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枯竭就引發經濟停滯。想出新紅利是很困難的。
這就需要人類資源要升級、深化改革。新的資源不僅需要勘測，還需要交通運輸設施，以及人才，這樣僅靠本國力量可能是不夠的，需要引進外部資源、技術。
2、改革紅利是怎麼實現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是世界上所有的工業國家無一例外都經歷改革階段，只有經歷改革，才能產生改革紅利。改革紅利不可能是自然產生的，不改革，就不會有改革紅利。
但是資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場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紅利無法湧現出來。資本不足，再聰明的創業者也無能為力。有遠見的創業者同其他人的區別就在於會不會用好手頭的資金，改革紅利最重要的是調動每一個投資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因此產權保護重要性就顯現出來。沒有產權保護，就談不到發展。 產權保護，要做到，無論是公有，還是非公有；無論是物權、債權，還是股權、知識產權，都應當一視同仁。只有產權保護做好了，社會上每一個企業、個人、家人都會安下心來，社會活力動力就充沛了。
改革紅利是普遍的紅利，體制改革是沒有終點的，並不是一次性改革就可以，需要不斷的進行。體制原始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不斷完善體制改革的源泉。舉幾個例子：
1979年，中國剛開始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也打破了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鄉鎮企業開始湧現，調動了農村生產力。
中國的改革有一個特點，爭論是始終存在，一個爭論，前進一步，一個爭論，又在爭論中前進一步。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全國又湧現了市場化的浪潮。改制股份制企業，民間投資創辦不少企業 廣大農村在開始發生變化，農村在開始向外輸送勞動力，這就引起了中國的基礎變化。
加入WTO以後，中國的農業、工業怎麼辦？爭論歸爭論，依然在爭論中繼續前進。
3，進入21世紀以後，十八大召開以後，中國在改革繼續推進，一個最大的貢獻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以農村土地確權為基礎，進行土地流轉，精準扶貧。所有這些改革措施影響了產權，明確了以法律為準繩，對公有經濟非公有經濟進行了持續改革不斷改革的驗證。
4、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場人力資本革命，改革紅利不斷湧現出來，這就是明顯例證，人力資本革命會給中國帶來新的紅利。
廣大農村正在掀起返鄉創業的浪潮，現在出現了一個新詞，叫“城歸”，就是農村外出打工地人在外面工作幾年，認識了一些朋友，學會了技術，積累了錢，更懂得了市場是怎麼運作的，回家鄉有用武之地，回家鄉創業。
我曾經帶領政協的一個考察團在陝西漢中地區的西鄉縣，因為漢江水要經過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規定了漢江兩岸的農田不準使用化肥、農藥，那怎麼辦呢？西鄉縣於是開始轉變了，種茶樹。當地有一種富硒茶富含稀有元素，對身體健康效果非常好。種樹需要勞動力，各戶就通知在外面打工的人早點兒回家創業，在外面，最大的問題是夫妻分居、孩子沒人管、老人沒人照顧。回來自己開家庭茶廠。
新的創業還有一個例子，貴州畢節地區，原來農民很多住山上，不願意下山，怎麼活呀，靠什麼為生，靠打工。2004年，我坐汽車，在畢節的時候，看到牆上刷著這樣的標語：“不讀完初中，不外出打工” ，初中畢業15、16歲讀完就可以出去打工，這違背了國家政治政策，是童工。後來再到畢節的時候，牆上的標語就變成：“不受完職業技術教育，不外出打工”。過了幾年，我作為中國扶貧組組長，去畢節考察，發現情況變了，外出打工的人回來了，開小微企業，例如麵包房，這裡人以前從來不吃麵包，這裡人也不知道什麼是蛋糕，但是城裡的東西就在這裡開起來，結果生意很好。後來就形成了一個習慣，小孩過生日、升學慶祝、老人過生日都要吃蛋糕。人們開始學外面的時髦衣服穿，但是外面的衣服比較貴，他們學會了做衣服，銷售，而且價錢便宜得多。後來，畢節新辦了一個區：小微企業創辦區。小微企業主人熱情高了很多，他們說過去沒人管我們，辦企業要到處找地方，現在有專門的園區給大家用來開辦小微企業，很有歸屬感。我們在很多地方看到辦農家樂，他們寫信，讓兒子回來，因為辦農家樂需要勞動力。我們沿著農家樂的路沿上，發現各種修各種車的修理廠，情況變化的很快，中國現在正在進行人力資本的革命。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現在得年輕人跟以前的年輕人是不一樣，他們知識面廣，懂外面的經濟。最重要的是有創意。現在已經是後工業化時代、信息化時代，很多觀念是需要改變。根據熊彼特的理論， 要創意，創新，就要搞發明家的東西，創新轉變到經濟中， 必須要先融資，創新是沒有辦法的。在咖啡館、會所、俱樂部，很多年輕人在那裡討論創意，現在很多資本在等待創意。別看他們現在年紀輕，他們就是這樣在創意中出來。無論是農民還是青年人都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新紅利的產生。那些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枯竭了”，是不瞭解中國正在開始的變化，一種新的創業浪潮在中國展開。
5、社會和諧紅利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中國正在形成社會和諧紅利。我們談了很多紅利，不要忘記一個無形的紅利，一個逐漸形成的紅利，一種無聲擴撒的社會和諧紅利，正在形成。靠什麼呢？靠改革，法律公正改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收入分配越來越和諧，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家庭在改變，社會和諧產生於每一個家庭、家庭與家庭之間，社會風氣。我們可以這樣講，社會和諧紅利是種全新的紅利。新一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社會和諧紅利將使中國特色更加顯著。
江城子
八十六歲生日自敘
二零一六
當初豈敢少年狂？
下阮江，出湖湘，
負笈京華，
治學識同窗。
早遇恩師勤指點，
知正誤，永難忘。
而今學子已成行，
著書忙，似墾荒，
雖過八旬，
敬業在課堂。
試問平生何所願？
青勝藍，滿庭芳。
興來叮嚀寄青年
尤其是剛進校的學生，我剛才所講的紅利源泉和改革的不斷深入。希望很多農業院校的年輕人，能向農村去工作，去幫助農民，去跟農民合作，去跟農民一起搞產業化，或者留在當地工作，或者參加了農村合作社。
下一代如果要繼承農民職業的話，必須學習。北京大學年輕的學生，北京大學是一個機會一個平臺，我們只有不斷地參與改革，不斷地參與創新，自己才能更好地成長起來。但是如果沒有知識，這一切就不可能。從小要加強學習，我們都是未來的創業者。就應該有，出了校門中就可以進入創業大軍的能力和素養。
有一句古訓可以修改，“失敗是成功之母”，不全面，失敗的轉變關鍵在思路，思路不改，失敗了永遠失敗，思路如果改正，成功就有新的成功，因此成功是成功之母。
熊彼特時代提出創新，現在很多企業在經歷創新和改革，但是有些能改革，有些不能改革，因為難以打破既得利益，就需要有人逼著他們改。這一希望寄託在青年人身上，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個一個新的領域的領路人，站在深化改革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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