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冰
每年夏天的銀屏雷打不動的除了策馬奔騰的《還珠格格》，還有一部二十年來持續讓人笑出腹肌的《三毛從軍記》。
清一色的五星和滿屏的“搞笑”就知道這部國產喜劇的地位：
導演張建亞本人超會講笑話，他說之所以開拍《三毛從軍記》是緣起一次他和徐根寶（前國足教練）在電視臺接受採訪。
有人就問他，既然和徐根寶會了面，不如拍部關於足球的電影吧。
張建亞答：中國最臭的兩樣東西放一起，那還有人看嗎？
引得在場人爆笑，從此也成了圈內口耳相傳的經典段子。
張建亞
然而這個笑話讓張建亞敏銳地意識到，導演必須拍觀眾喜歡，有好感的題材，於是把《三毛》漫畫搬上銀幕的想法就在他的心中浮現了出來。
開機前相演員，“三毛”是個漫畫人物，不同於其他情感戲，他的肢體動作尤為重要。
於是張建亞就開始從舞蹈學校、歌劇院，甚至是馬戲團裡找小演員，少說也看了幾百個。
一天吳天戈從北京打來電話，說從中國戲曲學校找到一個小孩兒，特別好，叫張建亞一定要來看一看。
張建亞趕到北京，往宿舍裡只瞧了一眼就認定是他沒錯了。
看著像個老實孩子，但那雙大眼睛裡又透著機靈氣，這不就是漫畫裡的三毛嗎？
可當張建亞向這個孩子發出拍電影的邀約，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跟我拍電影好嗎？不好。
你不想拍電影？不想。
意不意外，驚不驚喜？
這個小孩兒叫賈林，湖北人，出身著名的梨園世家，身子板好而被伯父指定一定要學戲曲，練武生。
他九歲就來到北京刻苦學習，翻跟頭，扎馬步都不在話下。
加上這一身才藝更是堅定了張建亞要用他的決心。
於是劇組只好一點點給他做工作，另一方面還要和學校調劑，把孩子借出來。
往昔不同今日，那個年代的學校更希望學生把基礎功練紮實了再出道，而不是過早地成名。
好不容易疏通完，劇組又要面臨拍兒童戲的世紀大難題。
不過這難不倒張建亞，早在與田壯壯、謝小晶合拍《紅象》時便積累了豐富經驗。
小孩子最忌諱有演的感覺，唯有讓他們把這一切都信以為真才能拍出最好的效果。
於是張建亞安排執行導演崔傑天天給賈林用說故事的方式講戲，讓他相信劇本中人物的生存方式是真的存在的。
最終呈現的效果甚至到了賈林在片場都不用演，光靠玩就能達到完美狀態。
這也讓劇組的氣氛格外好，士兵們、大人們都玩得不亦樂乎，而張建亞就在這個時候拍出最理想的片段。
外景地取在蘇州，每天都要把樣片送回上海，而製片廠裡的人一天最期待的就是《三毛從軍記》的樣片，因為實在是太好玩了，常常把審片員笑得前仰後合。
可是進入剪輯階段後，張建亞反而發現按照順序排列的影片不如一段段拆開看好玩，有了聲音的不如無聲的搞笑，這怎麼回事？
張建亞召集了一幫電影廠和美術片廠的老師傅們集體“會診”，終於找到了笑點丟失的原因。
人們看劇情片時是有心理預期的，即使面對笑點也會故意緩一緩看看後續劇情再決定是否好笑。
而片段式的素材正好合了四格漫畫的特點，大家都知道它是短促的片段，該笑的地方就笑，用不著遲疑。
發現了這一奧妙的張建亞立刻把《三毛從軍記》的敘事順序重組，抽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穿插進一些非線性的，把影片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來表現，打破觀眾看劇情片時設置的“笑點障礙”。
既然是改編中國漫畫，那當然就要有中國漫畫的風格，這是張建亞獨創的一種模式。
迄今為止能模仿得像的人一個手就能數過來。
電影《三毛從軍記》從開拍之初就被定性為是一部兒童片，佔的是上影廠兒童片的份額，後來還拿了金雞獎的最佳兒童片一獎，但是張建亞一直堅定它是拍給所有人看的。
這也是張樂平創作《三毛》漫畫時一而貫之的嚴肅態度，《三毛》從不只是兒童讀物，大人讀來更能體會到其中深意。
雖然二十年沒有再翻開過《三毛》，卻依舊對裡面的笑料印象深刻：
三毛在街上找丟了的一粒米，結果引來了滿街的人彎腰攜皮夾子（上海話：撿錢）。
三歲的我且能為此捧腹，現在快三十歲的我細思起來竟又感到一陣悲哀。
在哈哈大笑之餘，更體會到一個時代的辛酸。
《三毛從軍記》也繼承了這樣一種哲思：
三毛這個年紀的小孩原本應該是在爹媽的懷裡享受最快樂的兒童時光，卻因為戰爭被迫放置到了一個連成年男性都無法承受的險惡危難的環境之下……
這就是戰爭給一代人，乃至全人類帶來的傷痕。
影片最後，三毛站在一排排十字架墓碑前，整個班士兵只有三毛一人光榮復員。
“八年了，八年了……”抗戰終於結束了。
旁白說著：“（他）結束了動盪的軍旅生涯，等待他的是……”
旁白沒有說下去，而我們知道往後三毛還要在戰火中繼續討生活，直到解放。
明明是喜劇，卻有悲情在觀者胸中升起。
這就是一部好作品的分量。
重映場次
SFC上影影城百聯大上海店
黃浦區西藏中路500號第一百貨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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