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我没有犯罪也不是“药侠”,引爆电影市场靠这三板斧

“药神”:我没有犯罪也不是“药侠”,引爆电影市场靠这三板斧

点映票房破亿,首映票房破三亿。《我不是药神》在众多暑期档电影中异军突起。

有人看的是影片,有人关注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还有不少人在意电影票房。点映场就夺走了提前一周点映的《动物世界》的风头。2018电影暑期档的厮杀,也正式在那块黑色幕布上拉开帷幕。

于是,有专业人士预测,《我不是药神》的最终票房或将超过30亿,有望冲击今年上半年的票房冠军《红海行动》。点映票房超过一亿,豆瓣评分9.0分,猫眼评分9.7分,这串光鲜的数字在今天大规模上映之后票房还有要爆的趋势。

网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和观众看后的几乎零差评的好口碑,已经裹挟了无数人进入电影院一睹为快。我也在电影院中观看了《我不是药神》的点映场,而我所看的那一场,整个场地座无虚席。

当我看完这场电影后,我开始认可圈内人士的这些预测。同时,我也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中,看到了一些近两年在国内电影市场中大热的印度电影的元素。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被称为印度电影劈开中国电影市场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情感共鸣

教育、医疗、女权等社会话题,始终是摆在一个国家面前绕不过去的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印度和中国一样处在亚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在文化传承上印度和中国有相似的之处。同时,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都面临着很多相似的社会问题,比如贫穷、疾病、女性权益、教育公平等诸多现实性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比如贫富差距、医疗保障问题、职场女性歧视、地区之间的教育公平等。同时,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在逐步解决的,所以印度电影能够让中国观众感同身受,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对此方面印度电影就与中国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因此被中国观众所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印度电影之所以能在众多的进口电影中,能分走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一块蛋糕,根源还是在于两大文明古国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真实的社会现状。

其次,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从来都不是天方夜谭,

回归小人物能接触到的平凡生活才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比如印度电影《起跑线》,那种中产阶级家长的焦虑,在中国式教育的面前更是被无限放大:家长们虽然也很无奈,但还是会挤得头破血流,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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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剧照:男主拉吉天还没亮就去排队

此外,生老病死这个话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或早或晚、始终避免不了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不是药神》切中了”生病”这个大多数人都会接触到的生活场景来展开电影情节,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显然是一件容易感同身受的事情,所以这部影片足够引发一大批观众的情感共鸣,赚足了观众的泪点。

正如电影中为数不多的反派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很多病都能治好,唯有一种病你怎么都治不了,那就是穷病。而贫穷本身,就足够戳中大多数观众的心弦。

第二板斧:发现问题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事实上,敢于直面社会的现实、揭露社会真相才是现世的勇士。

事实上,在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上,影视作品的题材十分丰富。然而要实现从生活经历到影视作品的过渡,却是一个难办的事情。

首先从类型上来说,这种社会现实类型的题材具有高度的敏感度,很少会有导演会去拍。即使拍出来,或许也会因为一些大家都懂得的原因,很难通过审核,制作成本以及代价太大,很少有导演愿意去冒这个险。

其次,不管是那种题材影视作品,最终都要接受观众的评定。观众能懂自然会口口相传,成为一代经典;倘若拍的过于有深度,就容易像《我不是潘金莲》一样,即使拿了很多奖却很难让观众买账,在电影市场中处于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然而类似的问题,在印度电影中却有很多解决办法。

比如在印度电影《厕所英雄》中,阻碍贾耶和凯沙夫爱情的恶棍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厕所。通过这种具象化的社会现象,完成了对人权和宗教文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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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英雄》剧照:女人提着灯在野外去上厕所

相似精神主题的情感表达,在印度电影《我的个神啊》中也借助了一些与主题看似无关的剧情来进行了表现。

第三板斧:解决问题

进步,从来都是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环境中实现的。

当中国的影视市场被“唯流量主义”误导时,依然有许多人在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同时,随着消费升级热潮的来临,观众对影视产品有了自己的审美和需求,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比如在2017年5月和《摔跤吧爸爸》同期拍片上映的电影中,除了《摔跤吧爸爸》没有任何一部电影的豆瓣评分超过了9分。

此次上映的《我不是药神》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故事的发生背景就处在中国医疗改革最关键的那几年时间里。影片中对于人性的展示、法大于情等社会现实,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

因此,电影在前半部分具有喜剧色彩,故事情节也容易让人理解,迎合了大多数观众的口味;而在电影的后半部分由喜转向悲壮,让电影的主题有了升华,满足了对影视作品有更高要求的那部分观众的需求。

所以对于中国的电影市场来说,《我不是药神》的上映,不仅是对当前观众对影视需求的一次试水,也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层次的观众需求,影片的主角还是小人物式的英雄,有每一个普通人的胆怯、怜悯之心,这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接触到的路人甲。这种回归现实生活中平凡人做的不平凡事,才是正中观众下怀的英雄故事,也更能被观众接受。

总结

朋友圈中不仅有不少朋友都去给这部电影贡献了票房,也有不少朋友在电影院中贡献了自己的笑点与泪点。医疗这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而又敏感的话题被搬上电影屏幕,影片本身的故事性很耐人寻味。

事实上,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同样这种优秀的剧情片,比如2014年上映的拐卖题材电影《亲爱的》,以及刺中现实社会的《我不是潘金莲》。可见,这种社会写实的电影已经逐步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品位。

同样的,《我不是药神》并没有运用流量小鲜肉、小仙女,甚至有博主在微博说#徐峥#超话才22个人签到,才引发了网友在7月2号集体给徐峥打call,将#徐峥#、#山争哥哥#等话题送上热搜前几名,颇有之前“菊内人”“菊外人”合力护送王菊出道的阵势。

足以见得,流量只是吸引少部分观众的原因,演员的演技与影片本身的质量才是票房驱动力的关键。在这个人人信奉“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霸王别姬》这样经典之作。

“药神”:我没有犯罪也不是“药侠”,引爆电影市场靠这三板斧

所以,《我不是药神》不仅是对医疗行业现实问题的反应,同时也给中国电影市场的导演们打了一针杜冷丁:票房不由流量定,观众的审美和品位已然能够撑起优质影片的票房。

“药神”:我没有犯罪也不是“药侠”,引爆电影市场靠这三板斧

由徐峥主演、宁浩监制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正式上映。这部现实主义电影取材于2015年的真实事件——陆勇事件。在公映前的点映式中,影片口碑爆棚。

电影中,徐峥饰演的程勇是个男性保健品商贩,开着一家神油店,但机缘巧合下成为印度仿制药的独家代理,因此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被大家给予了“药神”的称号。但在接触到白血病人这个群体之后,程勇的善心被激发,上演了一场人性和现实的博弈。片中呈现的病人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困境、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等矛盾出现在影片之中,让人深思。

然而,现实中陆勇的故事并不比电影逊色。陆勇曾是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8月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寻找骨髓配型期间,他需要花高价购买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来延续生命。

2004年6月,陆勇得知印度仿制“格列卫”抗癌药,开始服用,并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陆勇帮忙购买此药。

2014年,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另外两张因无法激活,被他丢弃。

因为在网上买卡,让警方注意到了陆勇。2013年11月23日,陆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2014年3月19日执行取保候审。2014年7月,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随后陆勇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在机场再次被警方控制。而后,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陆勇的被捕与获释引发了诸多对于高价“救命药”与因病致贫的讨论,“药侠”的标签被附着在陆勇身上,他一度被慢粒白血病病友视为救命恩人。

谈疾病与疗效

新京报:能否谈谈你的患病经历以及生病前与后的变化?

陆勇:我是2002年的8月8号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到现在已经16年了,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现在病情还算稳定,只是每天还是要吃药,也需要承受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比起失去生命来讲的话,这点副作用不算什么。

新京报:如何想到去印度购买仿制药?

后来有医生推荐了靶向药“格列卫”,说对以后的移植有帮助。当时就从日本买了一盒,价格是23500元,也是在这个药的包装上知道印度的仿制药,后来,我去印度买了药。由于到2005年才找到供者,所以我从2002年到2004年一直在服用这个药,两年下来,各种费用加起来接近70万。

新京报:为什么仿制药会比国内便宜?

陆勇:印度对仿制药有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我问过他们一个药的研发以及生产注册的费用,他说基本上在100万到150万左右。我发现他们跟中国比起来,工厂的规模都比较小,不太注重场地很豪华的办公室空间,所以他们的利用率很高,完全是出于实用来进行设计的。我上次去看过的药厂员工七八十人,一年生产的规模大概在2亿人民币左右。而且人工费也便宜。

新京报:你在选择药品的厂家、疗效时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陆勇:主要考虑的还是药的安全性,我也是在各方调研之后才确认这个药。这个药在日本也有,印度药会出口到日本市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药应该没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与印度仿制药药企cyno合作?有媒体报道,这是家坏公司。

陆勇:cyno当时给我的报价很合理,大概3000元一盒。我去过这家公司,也查看过他们的资质,在当地来说是没问题的。对于一些媒体说这是一家坏公司的说法,我只能说,我用的这些药,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你介绍给患者的仿制药存疑?cyno生产的Imacy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陆勇:我只帮助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病友,用的药都是印度正规公司的产品,我自己吃过Imacy,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媒体报道的问题,我并不清楚。

 谈治病与救赎

新京报: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你如何辨别?

陆勇:我到印度所买的药都是我自行调研和考察的,我会到药厂去参观,到药店去对比,确保药品的质量不出问题。

新京报:所以后面开始代购卖药?

陆勇:首先我是一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不是代购卖药的。2004年4月的时候建了一个QQ群,里面有很多患者,大家吃不起正版的药物,因为对我比较信任,有的病友实在没办法了,就让我帮他们去印度买药。很多患者提出来在国内设立一个账户用来收款,然后统一汇到印度去。患者自己购买合理数量的药物,并不是用于贩卖,我认为这是合法的。

新京报:你被称为“药侠”,如何看待这个称号?

陆勇:那是媒体给的称呼,说好听一点这是社会给予的认同,这个称号存在巨大压力,想一想,上千人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感觉。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一样,说到底我只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新京报:会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吗?

陆勇:谈不上成就感,我是众多白血病患者的其中之一,只是比他们早去印度买药而已。当你得知自己得绝症,只想活下去。

谈罪与罚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自己?英雄还是商人?

陆勇:都不是,我是个白血病人,一个普通人而已。

新京报:有想过会因此惹上麻烦吗?

陆勇:没想过,我只是提供渠道而已,我没有犯罪。

新京报:你没有因此获取一些利益?

陆勇:虽然仿制药相对原研药来说很便宜,但是我们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我没有想通过这样来赚钱,这种钱都是救命钱,不能赚。

新京报:如何看待“保命”与“违法”的矛盾,看病难、看病贵与不合法的两难处境?

陆勇:在我这里,保命和违法不矛盾。我们不存在销售获利的行为,谈不上违法。我的案子出来之后,很多人开始打起了代购仿制药的主意。如果没有能力亲自去印度买药,通过中介购买,一些病友也愿意。但是从中介的角度讲,这是犯法。但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不吃这个药,只能等死。我个人希望国家也有类似的药物。

新京报: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你现在感觉案子有什么特别意义?

陆勇:我的案子实际上很小,但是反响很大,我的案子触动了中国医疗中的痛点,引起了社会的反思。从那时候开始,国家层面推出了很多关于中国药品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已经跟国际接轨了,以后这个吃药矛盾可能没以前那么大了。

谈电影与现实

新京报:作为《我不是药神》原型人物,电影中哪些情节和经历跟你是一样的?哪些是改编?电影制作过程你参与了吗?

陆勇:电影和现实不能等同,徐峥饰演的主人公通过代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收获巨额利润。但我并没有从中获利。电影中的那些患者和现实中的倒是相似,为了活着,把希望寄托给程勇。

不过总的来说,通过电影反映出白血病群体的生活状态,让社会知道还有一群这样的人抱有对生活的希望。

新京报:电影最打动你的是哪一个情节或者哪一句话?

陆勇:一个是车祸那一段,让我想起了出车祸去世的父亲。另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片尾,我不是要表现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想澄清一个事实,我并没有犯罪。

新京报:如果你评价这个电影的话,你会怎么看?

陆勇:还是很好的电影,里面的很多台词现实中我在心里说了很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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