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技術是清同治十三年由歐美傳入上海的，最初也是外國人開始做的。到了光緒五年，上海點石齋開始用影印技術出版中國書籍。早年影印本比較著名的有同文書局受清政府委託影印《古今圖書集成》、單獨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竹簡齋影印“二十四史”等，但這些大多是影印新近圖書，不求版本，但求石印之便捷廉價。因此這些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古籍影印關係不是很大。
影印善本書，即大致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古籍影印，當以民國二年董康僱日本小林忠冶影印日藏南宋刻本《劉夢得文集》為最早。此後有名的有日本影印宋刻孤本《重廣會史》、傅增湘送日影印宋版《周易正義》等，這些均為攝影后製成珂羅版（玻璃版）影印的。由於珂羅版每版只能印二、三百部就毛版不能印了，故而成本頗高。
而商務印書館崛起之後，影印之風始大盛。商務也有珂羅版機器，但因其成本高，多用以影印碑帖。影印古籍則用石版影印，後來又用金屬版影印。其所影印以原大影印《續古逸叢書》、縮小統一規格影印《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最為有名。而建國以後直至20世紀末的影印事業也多以石版或金屬版，僅有1960年、1961年出版《中國版刻圖錄》、1963年影印《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版《金石錄》等少數幾種用珂羅版影印。
縱觀20世紀古籍影印，珂羅版影印在建國以後很少見。就民國時期的珂羅版影印書來看，除了日本的幾種外，均為藏書家出於留存副本的考慮，而取自藏珍本影印百十來部以廣流通。由於珂羅版影印書雖是黑白兩色的，卻能夠分出顏色的濃淡深淺，所以攝影之後可以直接上版付印，這樣既省去描潤環節以免新增訛誤，又能分辨重疊的內容。而且珂羅版影印數量的限制又導致珂羅版影印本沒有普及的性質。因此，完全忠實於底本原貌的版本學價值便成了珂羅版影印本唯一價值。
商務印書館以石板、金屬板影印古籍，一則是出於成本考慮，二則也是出於從始至終主持商務古籍影印事業的張元濟所秉持的以文化救國的理念而力求普及（《續古逸叢書》基本無第二項意圖），其實節約成本也是為了更好的普及。但是石板、金屬板影印就出現一個問題：黑白單色，分不出顏色的濃淡深淺，這就導致有些版面模糊或者版面汙穢的書葉如果不對於攝影底板進行描潤則會字跡模糊難辨或者字跡為底本上色淺的汙漬所完全遮蔽。但是一旦描潤，有時難免失誤，或描去筆畫、或誤描筆畫、或描出錯字。
當然除了技術問題之外，還有一個純理念問題：影印古籍為何？
更有甚者，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己卯本“石頭記”竟然以某幾位研究者的觀點為指導，擅自刪去底本朱藍二色批語，其原因只是因為這二色批語是民國時收藏者所書，而非己卯本“固有”（其實，以自版本學肇始便有的版本研究角度和現在的古籍影印理念看來，一部古籍尤其稿本、鈔本，只要確實存在其身上的東西，都不能僅憑研究者的意願輕易斷定其非“原有”而在影印時予以剔除），此所謂主持者觀點所左右，頗像當年戴震為了自己的《水經注》校本而塗抹《永樂大典》原書。
因此，20世紀的古籍影印（除去早期一些珂羅版）一則由於技術問題，一則由於影印理念，一則由於政治因素或者主持者學術觀點因素，很難達到我們現在，尤其網絡學術愛好者的版本研究的要求高度。
但是，21世紀開始，一則是影印技術的提高，即四色套印和電腦製版的成熟；一則是《中華再造善本》所確立的“傳本”理念的影響，以版本資料為目的的古籍影印逐漸多了起來，《再造善本》就很多是底本有模糊而不加描潤、北圖社版“己卯本”對於底本毫不改動均為此一理念的產物，但這些都能因技術提高而頗存真貌。這可以說是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閱讀向版本資料（傳本）的飛躍式轉變。這一轉變一則是出於既要保護善本而有使專家學者能在儘量少接觸到原本的情況下同樣能進行學術研究的需要（《再造善本》），二則也是受到當今非體制內研究愛好者增多而對舊有影印理念不滿而所給予的刺激。其實在第一點上，倒有走在前面的先驅，這便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所影印的古籍文獻，但當時僅僅是理念的變遷，技術也僅僅達到珂羅版的分濃淡的效果和理念的變更而免於描潤。
因此我們利用20世紀的影印本的時候，切莫要以今日的理念苛求，更不能誤以今日的影印理念誤用。
學習古籍版本，離不開查看實物、進入圈子、瞭解市場價格！網拍是無成本、最方便的學習方法：
長按圖片選擇“識別圖中二維碼”關注我們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