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律文化精華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就包含古代“法治”理想和“勁士”精神。
古代的“法治”理想
“法治”理想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以周天子為代表的國家權威日益衰弱，以禮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岌岌可危。加之社會動盪，戰爭頻發，給人民帶來極大困苦。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當時的諸家學派都提出自己的主張。孔孟儒家提倡通過實施“德治”“仁政”以重建西周的宗法貴族政體，老子道家主張“清靜無為”以實現社會安定，墨家則“尚同於天子”來結束“若禽獸然”的紛爭，法家則主張通過變法實行“法治”來統一天下。
法家“以法治國”的“法治”理想在法家著述中得到充分的表述。如《商君書》：“據法而治”（《更法》），“緣法而治”（《君臣》），“垂法而治”（《壹言》），“任法而治”（《慎法》）；又如，“事斷於法”（《慎子·君人》），“以法治國”（《管子·明法》），“以法為本”（《韓非子·飾邪》），等等。“法治”一詞已經呼之欲出了。在法家心目中，“法治”作為一種理想，其主要精神就是“法的統治”。如《管子·任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管子·法法》：“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商君書·修權》：“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壹言》：“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韓非子·定法》：“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不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等等。法家的“法治”作為一種理論以歷史進化論、“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個人與國家相結合的功利主義等觀點作為論據。“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手段，是通過“賞罰二柄”來實現的。為此，必須擁有完善的立法，並公佈成文法，“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為奸”，“使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等等。
法家的“法治”理想以實現“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法治社會為目標，它由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論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並且由一個宏觀的施政設計來指導實踐。首先，通過變法，建立集權君主政體，在君主領導下實行“以法治國”。包括立法——制定成文法，用法律管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司法——實施成文法，進行法律宣傳，普及法律知識，進行職業培訓，推動移風易俗。通過賞罰二柄，獎耕戰，富國強兵，統一天下。
經歷了兩千餘年的古代社會，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存在。“法治”的五項基本原則也沒有改變：“法治”的第一個原則是屬於政體性的，即建立和維護集權君主政體；“法治”的第二個原則是屬於法體（法律實踐活動的宏觀樣式）的，即嚴格實施國家統一制定並頒行的“皆有法式”的成文法；“法治”的第三個原則是用詳細的法律條文嚴格制約官吏的施政行為，杜絕其對上的“欺君”和對下的“漁民”行徑，以保證法律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一致性；“法治”的第四個原則是強調法律實踐的專業性和職業性，法律像儒家經典一樣值得去研究和實踐，比如，古代的證據制度和法醫學是古代法學的重要成果；“法治”的第五個原則是倡導法官忠於國家和法律，不與特殊利益者同流合汙，敢於同違法行為進行鬥爭，必要時不惜以身殉職。
忠於法律、嚴格執法的“勁士”精神
戰國、秦朝是我國中央集權官僚政體確立的時代。它釀造了幾宗重要的文化思想：一是“尊君尚法”的思想理論，二是“事皆決於法”的成文法體系，三是忠於法律、嚴格執法的“勁士”精神。
所謂“勁士”精神，是指執法守職之吏心存法律，嚴格依法辦事，不畏權貴，不徇私情，不記個人得失，忠於職守的風格和情操。其內涵是：忠於國家，忠於君主，忠於法律，依法辦事，敢於同違法行為作鬥爭。勁士又稱“端直之士”“能法之士”“智術之士”“法術之士”。先秦古籍對此論述頗多。如《商君書·修權》：“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莊子·天下》：“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管子·君臣下》：“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韓非子·孤憤》：“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智術之士明察，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且矯重人之奸行”；《詭使》：“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奸人，所以為上治也”；《荀子·儒效》：“行法志堅，不以私慾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春秋戰國以後，隨著集權官僚政體的發展，形成了尊君精神。國家的核心是君主，他掌握最高權力，所有官僚由君主委派，並向君主直接負責。這種政體要求臣民對君主無條件服從和效忠。這種以集權君主為對象的“忠君”思想是在“親親”的宗法禮治思想的廢墟上確立並發展起來的。“忠君”思想在社會生活領域的折射，便是“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精神。
“勁士”精神的承載者是秦代所謂“良吏”和“循吏”。《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凡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嚴剛毋暴，廉而毋刖，毋復期勝，毋以忿怨決。寬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過勿重。茲（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間（諫）勿塞。”並列舉了官吏的五大善行：“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多讓。”兩漢“循吏”與“良吏”的形象大致相同，甚至有些嚴格司法的“酷吏”亦應歸於“良吏”。這些“良吏”在百姓心目中就是“清官”。
“清官”是中國古代民間對品行清廉、公正，守法持正，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司法官吏的美稱。如西漢的張釋之審理百姓“犯蹕”案，盜皇陵玉環案。再如張釋之依法判刑，漢文帝以為太輕，十分惱怒。張釋之說，我是皇帝委任的司法官吏，你是皇帝，你可以自己審理，但是你既然讓我審，我必須按照法律規定判決，我審理案件只服從法律。西漢的郅都，敢於直諫，公廉，執法不避權貴；西漢張湯，官至三公，被誣陷入罪，自殺，死後家產僅總值不過五百金，都是所得奉賜之物；尹齊病死後，家產不值五十金。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宋代的包拯，他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嚴懲貪官、為民雪冤、斷案清正的事蹟被後人以戲曲、小說等形式熱情謳歌，在民間廣為流傳，世人稱為“包青天”。還有明代的海瑞。他生活在明朝從全盛走向衰敗、貪汙成風的時代，為官18年，以自奉節儉、力矯舊弊、剛正廉潔、不畏強權、執法如山而著稱，明末時家喻戶曉，人稱“海青天”。但是，在集權君主政體下，勁士、良吏、清官往往不得善終。因為，在皇帝周圍總是簇擁著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有太多私利需要保護，他們又有太多手段得以上下其手。在這種政治環境中，忠貞之士安能不危！故歷經數次變法的商鞅慨嘆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韓非亦謂：“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然而，歷代的變法和中興都離不開“勁士”的衝鋒陷陣甚至英勇捐軀。
秦漢以降，雖經世代變遷、王朝更迭，“勁士”精神並未衰絕。“勁士”精神所體現的嚴於執法、嫉惡如仇、不避權貴的品性，為歷代良吏所繼承和發揚。“勁士”精神因深深植入忠君尚法的傳統意識而演化成為人之道和行為模式，從而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正是仰仗著這種“勁士”精神，中國古代成文法傳統才得以維繫和完善，進而維護著統一的泱泱大國的生存與發展。（檢察日報 山東大學法學院 武樹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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