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已有其漢譯《聖經》，名為《景經》，可惜失傳無證。明清之際來華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也有一些《聖經》單卷的漢譯。在眾多的天主教傳教士中，耶穌會傳教士賀清泰在清初用北方口語翻譯了一部《古新聖經》。這是最早的一部接近於全本的漢譯《聖經》。在賀清泰之後，巴黎外方傳教士白日陞和徐若望合譯了部分《聖經》，世稱“巴設譯本”，內容包括四福音書、保羅書信和希伯來書的第一章，並非全本翻譯。這個譯本所用語言較為晦澀，其行文也甚為支離破碎。
近代基督教新教方面漢譯《聖經》版本頗多，但從語言、風格和傳播上看卻是脈絡分明，下面擇其影響較大者分為三個系統以作解釋。第一個是“馬禮遜—米憐”系統，從馬禮遜、米憐早期的初譯，到麥都思、馬儒翰（馬禮遜之子）等人的重新修訂以及郭實臘的修訂都包括在內。這一個系統中的譯者以馬禮遜、麥都思、郭實臘等人為代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前，早期傳教士漢譯的《聖經》，都可以籠統地歸入“馬禮遜—米憐”系統。基督教新教早期傳教士來華時，遭遇的是一個禁教排外的中國，傳教士不準進入內地，華人既不能信教，也不得在商業往來之外接觸外國人。由於禁教的客觀原因，加之譯經者及其助手的漢語水平不高並且堅持直譯策略等，導致了馬禮遜譯本《聖經》的語言較為生硬，很難吸引一般的讀書人。
“馬禮遜—米憐”系統中的《聖經》漢譯本，擇用的語言介乎於文白之間，屬於“淺文理”系統。所謂“文理”（wenli）一詞，是傳教士譯經時所創造的術語，並不等同於“文言”，而是指向作品的修辭風格。奧古斯丁在其《論天主教義》中曾總結了西塞羅的修辭法，論證了修辭的三體之說，即崇高文體、中間文體和低級文體。三者並無高低之別，重在功能有異及面對的對象不同。在傳教士們看來，西方修辭學中的崇高文體對應的是中文的“深文理”，中間文體對應的是“淺文理”，低級文體對應的則是“俗語方言”。
1813年，馬禮遜將《新約》全書譯成，以《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為題出版。1817年，他將前一個版本作了一些修訂，易題為《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再次出版。1819年，馬禮遜、米憐和他們的助手將新舊約《聖經》全部翻譯成了中文。這是新教傳教士翻譯的第一部全本漢譯《聖經》。1823年，馬禮遜將譯成新舊約合併成《神天聖書》出版。馬禮遜譯本採取了不惜犧牲可讀性、儘量靠近原文的原則，所以該譯本的語言非常怪異。但這個譯本為後來新譯本的出現打下了一個基礎，是後來譯本的重要參考。
1837年，麥都思、郭實臘、裨治文、馬儒翰和他們的中國助手一起修訂了馬禮遜的譯本，出版時定名為《新遺詔書》（新約）和《舊遺詔書》（《舊約》）。這個修訂版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沿海口岸和眾多傳教士間非常流行。1839年，郭實臘獨立將這個譯本的《新約》部分再次修訂，題名《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出版，世稱“郭實臘譯本”。1850年後，新教傳教士多已棄用以上兩個版本。但是， 1853年，洪秀全卻將郭實臘譯本作了刪訂改寫後再出版，這就是太平天國版《聖經》的由來（1860年又出版了一個欽定版）。太平天國版《聖經》在太平天國轄區內出版發行，並被詔定為科考必備的經書，對太平天國運動影響極大。
近代漢譯《聖經》第二個系統是“委辦本”系統。1843—1854年間，歐美在華各個新教教派的傳教士代表和他們的中國助手聯袂合作，一起完成了《聖經》“委辦本”的漢語翻譯。該譯本屬於“深文理”系統，使用的是典雅的漢語文言，譯者代表有麥都思、裨治文、慕維廉、合信、施敦力、王韜等人。這個譯本代表了最大多數的傳教士群體，而且贏得了受過教育的中國學者的推崇，在19世紀的印刷量最多。當時與洋教士打交道的大多是儒生知識分子，傳教士選擇文言而不是白話來翻譯《聖經》，目的在於勸服那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儒生，使他們相信《聖經》一書不僅是宗教之書，而且在文學方面也達到了高超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譯本的翻譯過程中，曾遇到譯名之爭，即不同派別傳教士中對最高神（英文的“God”）在漢語中的對應詞，有著不同的理解。英國代表主張用“上帝”，而美國代表主張用“神”來指稱最高的神祇。爭論中，相關教士陸續退出，不歡而散，英美兩派也隨即分道揚鑣。儘管《聖經》最終還是印了出來，但書中將最高神祇之名留了空白，任由不同派別的傳教士自填適合的譯名。
雖然“委辦本”《聖經》被認為是最具文學色彩的漢譯本，但也引來了一些批評。有的傳教士指出，該譯本儒學色彩濃厚，“導致了缺乏神靈脩養之讀者惑於文章之韻律，而有誤耶穌為孔子之虞”。這一切都因為“委辦本”譯本有一個著名的譯助——王韜。王韜本人具備深厚的文學修養，其儒學修為也不低，又是一名秘密地受過洗的基督徒，故而這個譯本的文學水平較高，而且從中可以看到儒耶衝突和融合的痕跡。
第三個系統是較籠統的區分，自19世紀60年代後至1919年和合本出現前，不同教派的傳教士進行過許多方言俗語譯本的嘗試，語言特色是逐漸從淺文理譯本向官話譯本過渡，故而可稱為“方言白話”系統。這個系統中的譯者較多，而且出於不同派別，此處則不列代表人物。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的門戶全部被打開，基督教傳教士湧入了長江中下游各個城市，也進入了內陸，因而一個面對全國而不只是面對官僚知識群體的《聖經》版本，就成為時下之急需。
漢語書寫歷來存在著雅與俗、文與白之區別，故而傳教士在譯經時，依據語言和文體的不同，分為三個翻譯系統：深文理、淺文理和白話。前兩種系統，上文已有提及，在此不論。白話分為官話和土語，《聖經》諸種白話譯本中，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官話本。但官話並非僅是一種語言，它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包括了北京官話、南京官話、西南官話、中原官話等並不全然相同的方言。這一時段的官話本，是以北京官話本和南京官話本為主，直到1919年官話和合譯本出現。
官話譯本最早始於1854年麥都思、施敦力合譯的南京官話版《馬太福音》。1853年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之後麥都思曾赴南京考察，因其不滿太平天國版《聖經》，即《新遺詔書》和《舊新遺詔書》，故著手修訂原譯本而出版了南京官話本。1857年，麥都思和施敦力以委辦譯本為母本，又出版了一部南京官話譯本《新約》。1864年，北京官話《約翰傳福音書》由丁韙良譯成，全本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直到1866年才出版。此後，施約瑟憑一己之力譯完了北京官話《舊約聖經》，該本既忠實於原文，譯文也較為流暢可讀。1878年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和施約瑟譯本《舊約全書》合併為《聖經全書》出版，此版在此後幾十年間有一定的影響。
最後，我們來看看合和本的情況。1890年歐美各差會的新教傳教士聚集在上海，召開譯經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共同致力於譯出全國通用的漢文版《聖經》。大會決定以英文修正譯本為底本，並採取了“《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此後立即成立了三個翻譯委員會，分別負責重譯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即後來的國語）三個譯本。三個譯本分別針對不同的讀者群體，採取不同的翻譯標準和語言文體，文理本面向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官話本面向平民百姓，甚至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讀者。這個系統中，“淺文理”和合本《新約全書》完成於1900年，但延至1904年才得以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約全書》出版於1906年。此後，由於當時教育界和報刊雜誌上已經在鼓動語言改革，為了回應淺顯語言的需求，“深文理”和“淺文理”兩個委員會合並，一起合作譯成了文理譯本《舊約全書》，與此前的“淺文理”和合本合併成文理和合本《新舊約全書》並於1919年出版。第三個委員會歷時二十九年，同樣於1919年出版了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此時恰逢“五四”白話文運動，官話和合本受到了廣泛的認可，隨後易名為《國語和合譯本聖經》，成為中國基督教新教沿用至今的和合本《聖經》，其他版本則於20世紀30年代之後不再印行。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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