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抗戰期間投降日本的皆為地方軍，中央軍將領很少投敵為偽軍的現象。甚至原臺灣“行政院長” 郝柏村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表示：八年抗戰期間，沒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向日本人投降，也沒有國民黨軍隊被日軍俘虜，有的只是全體陣亡。
實際上，抗戰期間，投降日軍的中國軍隊既有原地方派系部隊（以東北、西北軍為主），也有不少蔣介石嫡系部隊。其中，就有15名黃埔一至四期畢業的將領因為各種原因，出任偽職。他們是：劉明夏（一期）、李寄梅（一期）、黃子琪（一期）、劉夷（二期）、劉啟雄（二期）、陳孝強（二期）、張海帆（二期）、金亦吾（三期）、高鶴飛（三期）、蘇玉衡（四期）、李炳南（四期）、錢新民（四期）、蔣先啟（四期）、唐生明（四期）、熊子浩（四期）。
這15個人裡面，根據投敵原因之不同，又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作戰被俘後投敵
突出代表是劉明夏。
劉明夏，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五集團軍第三軍第十二師副師長，後任第十四軍第九十四師師長，1939年7月授少將軍銜。
1941年，中條山戰役失利，劉明夏被日軍俘虜後投敵，曾任汪偽少將參贊武官，汪偽財政部稅警總團副總團長和上海特別市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等。1943年10月被汪偽軍事委員會授予陸軍少將軍銜。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不久保釋出獄，後棄軍從商。
1951年春在鎮反運動中被處決。
除了劉明夏之外，陳孝強、高鶴飛、金亦吾、劉啟雄、張海帆、蘇玉衡皆大體為被俘後變節投敵。
二、主動投敵
這類人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同情，因為他們投敵的原因很簡單：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
比如，黃埔二期畢業的劉夷。此人抗戰爆發後任167師少將副師長。馬當戰役中，167師在師長薛蔚英帶領下，故意拖延時間，以致貽誤戰機，最終丟失馬當，對整個武漢會戰之局勢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因此，戰後，薛蔚英被槍斃，劉夷則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後來，在親叔叔、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峙的擔保之下，獲釋出獄，從此不被重用。
出獄後的劉夷，一直認為自己所受之遭遇都是不公正的。為了尋求新的出路，這個“天子門生”一咬牙一跺腳，投敵當了漢奸。
劉夷投敵後，受到汪精衛的重用，將南京的衛戍重任交給了他，成了偽國民政府警衛旅少將旅長。
抗戰勝利後，劉夷被逮捕，後再次被劉峙保出，移居香港。
像劉夷這樣，為了所謂的個人前程，而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叛變投敵的“天子門生”還有黃子琪、李寄梅、蔣先啟、李炳南、熊子浩等人。
三、奉命投敵
抗戰期間，有一些將領，是在得到上峰或明或暗的授意後，選擇投降日軍的，也就是所謂的“奉命投敵”。最典型的例子，即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抗戰時任常德警備司令的唐生明。
因為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曾經都是關係不錯的朋友，在抗戰中後期，唐生明由蔣介石當面指示，以“失意軍人”的身份打入汪偽政權內部從事情報工作。
作為繼劉啟雄和劉夷之後第三名“反正”的黃埔將軍，唐生明的投敵同樣得到了汪精衛的高度重視，被破天荒地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此後又陸續擔任過江蘇省偽保安副司令、偽保安處處長等要職。期間，他通過軍統上海區向重慶源源不斷地輸送情報，在情報戰線上貢獻殊多。
和唐生明有類似經歷的，還有錢新民。錢新民在南京淪陷後擔任南京軍統區區長，策劃過多起暗殺日偽漢奸、破壞日軍鐵路交通及鼓勵民眾抗日救國的活動。1940年11月15日，在上海秘密接頭時，被汪偽76號特務逮捕，後在戴笠的授意下，向敵人詐降。一個月後，因身份暴露，再次被捕。同年12月13日，被槍殺於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場。
可以說，在15個黃埔系投敵將領中，唐生明和錢新民是僅有的兩個以“投敵”之名，行抗戰之實。然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抗戰勝利後，不少原先心甘情願投敵當漢奸的黃埔系將領，在疏通了各方關係後，都搖身一變成為了像唐生明和錢新民這樣“奉命投敵當漢奸”的隱蔽戰線英雄，比如劉明夏、陳孝強、金亦吾、李寄梅等。
這些置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甘為日軍犬牙的民族敗類，只因為在國民黨上層中有各種關係，最後竟然成了民族英雄、“黨國功臣”，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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