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多尔衮意欲联合李自成被拒后，审时度势，于是在出兵在吴三桂的带领下，赶跑李自成后，他又担心新在江南成立的南明政权吸取教训，和李自成抱团反击清军。
所以，多尔衮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远在盛京的顺治小皇帝迎进关内，而是在不久，即顺治元年六月初一日，颁诏江南，大骂李自成和大顺军弑君篡国，而将自己鸠占鹊巢虚功夸饰一番。
他在追忆自己家族与朱明王朝渊源甚远，而不说对大明皇帝的背叛。
他在自许义师，不杀无辜，不抢财物，不烧房屋，却强制推行剃发、圈地等霸王条款。
《清宫风云》张丰毅版多尔衮
他当前最想干的，是联合明朝残余势力，对势重人多的义军进行二打一。
所以，他在鼓动那些“不忘明室”的“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谈迁《国榷》卷一百〇二）
他寄望支持南明政权的各方势力，能看到他打出的为明帝复仇讨贼的旗号。
贼喊捉贼。
为了进一步推动南明的积极响应，多尔衮想到了致书南明弘光政权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先大肆表功，称自己统兵入京后，首先尊崇崇祯帝后谥号，以最高规格安葬山陵，对前明王公勋戚和文武大臣，封赏如昔，重用依旧，做到了“耕市不惊，秋毫无犯”（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紧接着，多尔衮通报最近的战斗计划：“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他致书史可法，主要是要说动史可法联合剿闯。他又担心遭到南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拒绝，故而采取了激将法：“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并盛气凌人地威逼道：“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威逼利诱。
所谓威，莫过于八旗兵赶走了打进紫禁城、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及其大顺军。
所谓利，就是多尔衮打出的旗号：“为尔等复君父仇！”（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史可法
虽然曾任崇祯朝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与南京掌管户部、吏部、都察院的张慎言等，最初支持的是“贤良而且聪明”的潞王朱常淓，而非集中了“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七大缺点的福王朱由崧，但最后迫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诚意伯刘孔昭及江南四镇总兵的压力，而不得不拥立无能的朱由崧作为新明朝的弘光皇帝。
作为南明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史可法，并驾驭不了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及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他一直忙碌在调解诸将之间的矛盾。
他也明白清军将是南明复国的最大祸患，但此时的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借虏平寇”，即与多尔衮合作，联合围剿李自成以及其他义军势力，当然也包括已经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
他主动向政敌马士英示好，联合力主联清剿闯，怂恿弘光皇帝向多尔衮派出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为首的议和团。
史可法在《请遣北使疏》中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史可法《史忠正公文集》卷一）
也正是因为史可法积极响应多尔衮，主导南明政府和大清王朝缔结具有可能性的盟约。他认为清军西向剿闯，就是为南明复仇，所以在清军大举西征李自成时，他希望弘光皇帝授权，命其统率四镇精锐，直指秦关。
多尔衮终于借力打力成功，被清室宗亲昭琏当作经典案例，写进了《啸亭杂录》，声称“致书察时明理”，“足以传千古”。
乾隆帝
乾隆帝翻阅多尔衮传略，决意为已成百年铁案的睿亲王平反，称赞他“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大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多尔衮传》），还将没有写进的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一事，重新从内库中翻出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
清廷皇家奉为传世经典的离间政策，实为南明大忠臣史可法的战略失策所致。但，南明君臣始终仇视义军，即便义军多次真诚地联合反清，也是一以贯之地严防孤立、掣肘倾轧，结果损人害己，成就了清朝并无把握的“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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