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是中國社會典型的關係形態。上世紀初，費孝通先生就指出，這是一種與西洋( 西方) 社會“團體”格局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
中國社會結構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個領域，因為某種緣起( 原因) ，生存於性質不同、都有自己的圈子。例如，以親緣、血緣、地緣、血緣、興趣愛好而結成的各種圈子。藉助互聯網技術，現實生活圈子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平移到了網絡之中。在微信中，以傳播者為中心的圈子無處不在:以血親關係為基礎的親友圈、以學業或工作關係為基礎的同事校友圈、以興趣愛好為基礎的興趣圈等等。各種“圈子”影響到微信的信息傳播、進而影響到微信輿情擴散形態，形成了朋友圈。魚君進行了總結下， “圈子”對微信輿情產生的影響分兩個層面:
第一，圈內傳播: 微信輿情從多元到穩定。圈子的形成源於圈子成員對一些話題產生共性性，例如，對事物的看法，行業的交流，生活方面的探討等等，發生交集形成了朋友圈。一般而言，圈中成員對與“圈緣”相關話題，較容易達成認知取向和價值判斷上的趨同。隨著交往的深入，圈中成員的話題遠非只限於此，更多的公共話題會自然引入進來。例如微信圈中最活躍、數量最多的校友群，校友之間討論最多的當然是涉學校的相關話題，但社會熱點事件、公共話題也是圈中熱議的話題。對這類非“圈緣”性的話題，成員的共性趨向開始消失，個性和立場開始彰顯，各抒己見、爭鳴辯論甚至對立駁斥的情形時有發生。換言之，公共話題進入微信圈子後，圈內將有多樣信息的傳遞、有多元觀點的碰撞、激烈情感的表達，此時圈內輿情是多元對立、有時甚至激烈且非理性的。顯然，任由多元對立的圈內輿情發展是不利於維繫圈子的穩定存續的。因此，以意見調和為目的的信息傳播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圈子中的核心節點( 群主、意見領袖、活躍因子) 通常會在維護圈子穩定與和諧的前提之下，在圈內進行必要的信息把關、情緒疏導、情感凝聚、觀念引導等，有時甚至採取更嚴厲的群體規制，對圈內各方成員施加影響、進行平衡，使圈內輿情穩定。另一方面，群內成員在圈內的平臺上進行自我表達和充分討論之後，意見得到中和、情緒得以紓解，輿情對立得到緩衝，群體極化的風險消減。一般而言，微信圈內輿情的從多元對立到趨同穩定的演變進程，可以被視為是社會輿情壓力和風險的局部緩釋和自我消解，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整體輿情的和諧穩定。
第二，圈子間傳播: 節點傳播的輿情量級遞減。一般而言，不同“圈緣”的圈子有著相對獨立的話語空間和特定主題，圈內信息生產和流動相對封閉。圈與圈之間的信息共享則是通過某一中間節點的橋結。
微信圈子中存在若干中間節點( 橋結點) ，這些節點通常是各圈子中社會資本較多、跨界活躍的傳播者，通過這些中間節點的導入性傳播，某一類信息得以廣泛傳播、成為公共話題，相關輿情得以擴散蔓延。然而，他們的傳播並非無選擇和全開放式“橋結”，相反是一種選擇性很強、過濾式的傳播連接。節點傳播者的個體判斷在其中起到了“信息閥門”的作用，個體的判斷控制著外部信息進入圈子的“入場券”，符合個體取向的信息經由“轉發”繼續傳播。反之，節點傳播者同樣可以作為“把關人”，暫緩或者刪減自己不認同的信息或觀點。傳播節點不僅對信息有取捨過濾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傳播的速度、節奏和規模。傳播節點越多、控制因素越多，信息流動的速度越慢、擴散的規模越小、傳播的同步性越低，越難實現大規模的扁平化傳播。從現實經驗可知，輿情危機爆發的充分前提正是敏感信息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同步、快速的傳播，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和討論，輿情即像炸藥般被瞬間點燃，其後果之烈可想而知。反之，一旦出現在節點傳播中的逐級的信息過濾、傳播時間的延遲和空間的割裂、傳播步調不一等，輿情熱度被逐級緩釋，發生重大輿情危機的可能也較小。微信輿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微博輿情的熱度和危機指數總是高於微信的原因。
綜上所述，微信具有“圈子”的結構特徵，圈內輿情通過“調和”趨於穩定，圈子之間輿情經由節點的多層級傳播，輿情風險逐級消減。因此，相對全開放式、媒體屬性的微博輿情，半封閉式的、圈子屬性的微信輿情較為穩定，引發連片的、大範圍的輿情風險的可能性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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