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一個人傑地靈的形勝瑰寶！
從戰國時期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內史騰攻韓，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到大唐貞觀之治，改潁川郡為許州，罷置潁川。作為中原文化傑出代表的潁川，始終以其文星璀璨來奪人眼球。
歷史上的潁川名士們，不僅名字讓人如雷貫耳，其人數更是浩如煙海！
人文始祖黃帝出生於斯，上古三代大禹建都於此，可以說這裡正是泱泱華夏五千年曆史的起點，中華民族的龍興之地。
在風雲波詭，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潁川，這個中華聖地，以一文一商，享譽諸國：大思想家韓非子，一代商聖呂不韋！
而到了楚漢爭雄時代，出身潁川的留侯張良，更是將其王佐之才展現的淋漓盡致，揮手間興漢滅楚，成就四百載漢室基業！
東漢末年，狼煙四起之時，郭嘉、荀彧、鍾繇、陳群、荀攸一等大批今人耳熟能詳的潁川文士走出書齋，以一腔赤膽忠心輔佐曹公，終保住大江以北萬里江山！
隋唐之際，出身潁川的大書法家褚遂良，畫聖吳道子等文化風向標，更是引領了整個社會的時尚！
……
可是！這個每當國家危難之時，總能守國抑暴，收功弭亂的民族守護者，在唐末不僅沒有拯救國家，卻變得比歷史上任何敵人都更加的嗜血殘暴！
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在地方上設立了大大小小四十餘個藩鎮，並通過眾多藩鎮的制衡來維繫王朝的統治，同時更是將這種藩鎮模式制度化，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國命之重，寄在方鎮，方鎮公治，實為列城”。由此，潁川之地便被劃入淮西節度使的統轄之下。
淮西作為地方藩鎮，對於中央的要求時常陽奉陰違。數量眾多的潁川人去做了劫匪，他們不僅搶劫商旅，對沿途沿江的村鎮公開洗劫。作為駐軍和地方官吏的潁川人，對此不聞不問，聽之任之，甚至淮西軍常常是大規模有組織的自己去進行姦淫擄掠，以至“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搶劫、屠城、吃人等駭人聽聞之事更是屢見不鮮。
而淮西軍慘無人道的暴行，實在是極難讓人將其與溫文爾雅的潁川人聯繫在一起！
而究其原因，則在於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種族、文化二問題”，即“漢人胡化”問題。
唐玄宗開元年間，將河曲地區內附唐王朝的五萬“六州殘胡”人，遷到潁川周邊。而安史之亂後，為了安撫投降朝廷的安史叛軍，更是將浸染“河朔風俗”的河北平盧粗獷軍人，整體打包“空降”到這裡。
這就造成了潁川地區“小人君子鹹謂為蠻陌之域”,成為一個“身在曹營心在漢”，徹底被原始法則所統治的化外之地。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胡風影響下的潁川人，已經徹底拋棄了華夏士大夫的禮儀，用刀劍代替言辭，將世界上的一切血淋淋般呈現在天下人面前。而這時充滿暴虐因子的潁川，距離文質彬彬的她，不過才短短四十餘年！
人類壽命短暫，這種短暫的壽命導致一兩代人的錯誤認知就將毀掉他們之前數百年的發展成果！
想來，這可能正是人類最大的悲哀吧。
穎川作為一個典型，她的轉變體現著文明在受到野蠻的侵襲後的生存發展狀態，而這個“模型”背後所滲透出來的本質性的東西，更是值得我們去探究。
文明的積澱守成不易，如何增強文明的滲透力和影響力，促進人類整體文明的進程，或許才應該是我們人類不斷去追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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