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有“忠臣不事二君王，烈女不嫁二夫郎”的傳統，在那樣的社會意識形態下，事六主還能做到青史留名，成為“一代名相”的恐怕只有魏徵了。
在輔佐李世民之前，魏徵曾歷事元寶藏、李密、李淵、竇建德、李建成五主，而魏徵也由最初的無名文書華麗變身太子洗馬。魏徵也不負眾望，憑藉其政治才能積極地為建成謀劃。但天不遂人願，身為太子的李建成終在玄武門之變中不敵李世民，成為李世民政治野心的祭奠。此時的魏徵命懸一線，加之之前曾力勸太子李建成殺李世民，事變之後，看似了無生機的一盤棋，卻被魏徵的一句話全盤激活，“太子當日若從徵言，定無今日之禍”，一句話就將自己的政治才能顯露無疑。當然這其中也不免有遇到的是李世民的緣故，李世民弒兄逼父，繼位合法性不足，名不正言不順，而且當時各方勢力並不省心，身處如此境地的李世民急需獲得各方面的支持用以鞏固自己的勢力。
而魏徵因履歷豐富而集諸勢力代言身份於一體，這也剛好應徵了一句話“你正好出現，我正好需要”，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促成了於雙方都有利的結果：魏徵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得以施展政治才華，而李世民因此也獲得愛才惜才的美譽，而這也是成就唐太宗與魏徵君明臣賢楷模的第一步。
但歷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的的關係真如我們一貫所認為的那樣嗎？答案是——未必。
在古代政治社會中，君臣之間的關係歷來是微妙的，權力面前，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絕對和諧的君臣關係，更多的是利用。從魏徵過往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其少孤貧，道士之後輾轉五主至東宮謀士，縱然才識卓群，但能夠成為李世民重點培植對象，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魏徵背後所牽涉的利益集團才是李世民真正在乎的。
事變之後，面臨著山東士族的威脅與太子殘餘勢力的隨時反叛，根基未穩的李世民勢必爭取拉攏，而曾經作為瓦崗降將，太子幕僚的魏徵，他的出現便成為打通關係，制衡多方勢力的樞紐，魏徵與李世民不僅對彼此瞭若指掌，更對此時局勢和箇中利害心知肚明，但雙方利用這層關係在完成利益上合作與較量的同時也共同導演了一出好戲，這出戏成就了君臣關係的巔峰，成為佳話美談。兩位實力派演員在此過程中情動天地，沉迷於對既定人設的陶醉，太宗李世民一度“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作文於碑”、更有“魏徵沒，朕亡一鏡矣！”的經典臺詞。
良臣擇主而事，忠臣不事二主，魏徵就此問題曾與唐太宗直抒胸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良臣所能達到的是君臣的雙贏，而忠臣則可能在打破這種和諧，犧牲自己的同時也使君主陷入不利境地。魏徵用良臣的自我定義來回應猜忌，魏徵洞悉李世民性格中的不為人知的陰暗面和潛在的意識心理需求，用自己的犯言直諫去樹立李世民明君的形象。
而這也正是李世民所追求的，看似敢於挑戰，實則正中下懷，李世民縱然“會須殺此田舍翁”，也暫時不好發作，魏徵的聰明之處在於拿捏李世民的軟肋和脾性，明白彼此的利益關係，並以此為踏板在一定程度上牽制李世民並且鞏固自己的勢力，將自己置於制高點的同時也讓李世民騎虎難下，否則就要揹負惡名，而這正是李世民所更不願意看到的。
但魏徵一些看似過分表演也為自己後來埋下了隱患，如將自己的諫諍奏疏付於史官，顯己抑君之舉招致了李世民的不滿。在李世民從諫如流的表象背後，作為擁有無上權力的君主，怎可一直受制於人，縱然其從諫如流的明君形象的建構離不開魏徵的配合演出，可窺測他對魏徵的情感也多基於此。李世民長期的積怨和隱忍終究會藉機釋放，曾經忌憚的勢力在其羽翼漸豐之後便失去了震懾力，在魏徵死後不久，藉機打壓山東士族豪強，罷黜貶逐魏徵曾經提拔安插到朝廷的人員，手詔停婚，並推翻曾親手為魏徵立的墓碑……
看似和諧的君臣關係，實則脆弱微妙，間隙早有，只是未被打破的動態平衡，終究會在某個時刻不堪一擊。透過歷史表象去看本質，其實歷史就在身邊，就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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