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廟子往事
馬賽客專欄
從發行到上市，工益券兩個月時間斬獲將近200%的收益。市場內外，聽到這一消息的人無不大受刺激。10月份，省信託可以異地炒股的股東登記表在黑市的轉讓價高達千元。下旬長城特殊鋼公司發行股票，第三鋼廠生活區的工行儲蓄所，現金都被取光了。
成都無縫鋼管廠工益冶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可轉換債券（以下簡稱“工益券”）1992年8月中旬發行，9月22日在四川省金融市場證券交易中心上市（點此查看紅廟子往事 | 序曲）。六週不到的時間，漲了80%。國慶節後，每天都有數百人在成都紅廟子那條不到200米長的小街流連。
10月16日，工益券場內價格一路升到2.94元。場外價格更野，市民汪勇見過有人在3.6元的價格成交工益券。
兩個月時間，將近200%的收益。沒人抵擋得了這樣的誘惑。5月下旬創高點1429點以來，上證指數一直在下跌，到10月16日已經跌到665點。
在工益券的帶動下，前往紅廟子的人與日俱增。很多不明就裡的人趕公交車、騎自行車前往紅廟子，要一探究竟。大家掏出口袋裡的票證和票子，市場一下火熱起來。瑞達、興業、華達、企聯工貿……現場議價，現金交易。
當時賣股票要求附帶身份證明。一開始參與者非常“嚴謹”，要求身份證原件，還有轉讓協議。寫明某某自願賣出某股票多少股，願協助過戶，並留下單位電話。慢慢地程序簡化，身份證複印件也可以，有的會在身份證複印件上加一個簽名，轉讓協議就省了。街上的人把身份證原件稱為“硬件”，複印件稱為“軟件”。附帶“硬件”的股票一手會貴幾十塊錢。
那時候大家還沒有基本面研究的概念，但真金白銀地買一張紙片，總要一番品評。“消息”是非常重要的依據，比如“某家公司馬上要上市”。此外，品相是非常重要的。股票、股權證上有摺痕、卷角會被殺價。連號是加分項。有時候大戶收票，連號是要求之一。身份證也有講究，打印的要比手寫的“正規”。
有人更誇張，要看附帶身份證的顏值。幾個月後，嚴為民在市場價9.3元時，8.8元就買到了500股廣漢滌綸。賣給他的人老實說，身份證頭像太醜了，賣不出價。嚴為民想，醜才是真的嘛，造假肯定造個漂亮的。
輪到自己轉手的時候，他知道別人並不這麼想。
陳理收藏的紅廟子時期的票證。
長得好看似乎總是要佔點便宜。《參考消息》曾刊載一則消息，1970年代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訪問上海。虹橋機場附近的人民公社組織社員去歡迎。生產隊召集女社員開會：長得漂亮的站在前排，會唱的唱唱，會跳的跳跳，不會唱不會跳的，嘴巴里多叫幾聲歡迎，糞車推到一邊，牛鬼蛇神關進防空洞裡，不許動……
股票炒來炒去，除了價高的讓人印象深刻，長得漂亮的也常被人惦記。後來有人深情回憶說，原版票證，最漂亮的當數“天歌”。“那淺紅色、委任狀般尺寸的票面設計得美輪美奐，令人頓生一名股東的自豪感。”
今天看來，當時嚴謹以待的東西，都經不起推敲。
股票的價值跟品相毫不相干自不必說。按規定，內部發行的股票、股權證不能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個人轉讓，即使在公司內部，也要求三年內不得轉讓。買賣身份證顯然也是違規的。
上海、深圳搶購股票認購證的時候，買賣身份證就已經出現。9月18日公安部還發布關於嚴禁買賣、轉借居民身份證的通知。投機客們仍然託人到落後的縣份，找法律意識淡薄的人購買身份證，價格幾元、幾十元不等。
汪勇在兩塊多的價位賣掉4000元的工益券，加入短線炒作的隊伍。剩下1000元的工益券，他一直捏到1994年“公益股份”上市。
工益券之外，川鹽化是風頭最勁的股票。1元的原始股，1992年8月中旬還是3.5元，而且還要求10手連號。9月上旬，已經漲到5.3元。黑市沒有漲跌停板，價格也不連續，一買一賣，兩頭高興，即可成交。
1
早先接觸川鹽化股票的人，不管買沒買，都不會想到這張紙片有這麼好的變現能力。
“川鹽化是股改最早的。國家體改委想找單位來試點，都沒人敢做。川鹽化說我來做，因為它很困難，工資都發不起。”陳理說，“那時候我們沒錢，買不起它的股票，也知道它經濟不好，不願意買。”陳理1990年大學畢業下基層鍛鍊，他被分配到四川省計劃經濟委員會，1992年年中回到成都。那時候陳理每個月工資147元，偶爾倒倒川鹽化的股票，賺點差價。
川鹽化的股票有多不被待見呢？當時有知根知底的鹽務局領導都不買，覺得川鹽化是一個“很爛的企業”。
前川鹽化總經理何建勤回憶說：“要我們員工買，員工根本就不贊同。員工認為是企業遇到困難了，發行這樣一張紙給我們來渡難關。我們又到市裡面、省裡面去推銷，請市和省有關部門去給他們宣傳，讓他們買，都很困難，最後還是賣不掉。”後來股份制改造的公司越來越多，有職工抱怨，公司把廁所都算成錢，然後把股票賣給職工。
為了賣股票，川鹽化的管理層想盡辦法，內部開動員大會，領導幹部帶頭，並在職工層下任務。他們在廠外擺張桌子賣股票，還聯繫單位去辦公室推銷。
川鹽化全稱四川峨眉山鹽化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前身是四川省五通橋鹽廠，在成都市南面150多公里外的樂山市牛華鎮。鹽廠歷史悠久，早在秦朝就有“鹽灘”之稱。乾隆年間，鹽廠“日需煤數十萬斤，水運陸負，日活數萬人”。到近代，五通橋已經擁有上百座祠堂，十數家鹽商園林，一家書院，人稱“小西湖”。但直到1984年，鹽廠的主要生產手段還是傳統的平鍋製鹽，產量、質量、衛生條件都跟不上。
1984年技術改造之後，川鹽化很快成為成為年產十萬噸以上的真空製鹽廠，生產規模和實際產量躍升至全國首位。但步子似乎又太大。國家鹽業長期統產包銷，川鹽化省外銷量佔一半。鹽單價低，鐵路運輸又不方便。鹽廠只好放慢節奏，根據銷售來抑制生產。
作為一個1950年代發展過來的國企，川鹽化也是企業辦社會。醫院、學校、離退休職工，包袱非常重。1988年，在國家輕工業部、省、市各級的大力支持下，以四川省五通橋鹽廠為主體，中國輕工業物資供銷總公司、中國華輕實業公司、中國鹽業總公司、四川省鹽業公司共同發起併成立了四川峨眉山鹽化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有關部門批准，向社會公開發股票和配股，籌集資金近2億元。
川鹽化成立時，《樂山報》的報道和評論。
川鹽化發行股票的時候，唐光全在樂山市地方委員會工業交通部幹部處任處長，抓工業企業、交通企業。之前他先後在地區運輸公司、樂山市計劃經濟委員會和市委組織部工作。唐光全說，文化大革命之後，上面各個部委都癱瘓，所有樂山地區的企業都由地方在管，包括部屬企業、省屬企業、地區企業、縣級企業190多家，1980年之後才逐步上收。
唐光全前後兩次組織川鹽化的財務到市委組織部的會議室賣股票。“有的領導都只是笑一笑，不予理睬。”唐光全說，“有個處長的老婆拿著錢過來看了看說，這個股票是不退本的，這個錢沒有了怎麼辦？不買了，走了。後來腸子都悔青了。”
川鹽化在推銷股票時，絕大多數人對股票的印象還停留在《子夜》營造的傾家蕩產的恐怖氛圍，還有曠日持久的姓資姓社的爭論。
不要說這些不瞭解股票的人，就是唐光全自己，一開始也是沒底的。川鹽化的董事長李劍文找到唐光全。
“唐處長，你也買一點嘛。”
“我買一點。你這個，也不退本啊。”
“這樣，你買一點。如果你最後要退本，我退你就完了。”
唐光全當時一年補貼下來也就三百多元。兩個人養家餬口，老人孩子，存點錢很辛苦。他湊了1000塊錢，成了川鹽化的股東。
黑市起來後，領導們動心了，找唐光全介紹渠道買點川鹽化的股票。這時候川鹽化又不愁銷路了，唐光全只好託朋友，給他們一人象徵性地弄1000股。哪知道他們拿到股票，當天晚上就要找下家，賺個三四百元就出手了。
2
1980年代，絕大多數人有錢後的第一選擇都不是投資，而是存錢，或者買東西。如果有投資，也會買債券，國債、企業債，而不是股票。債是要還的，股票可不還本。
攀枝花市有一次發行債券，收到上千元因儲存不當而發黴的鈔票。還有一位市民買債券，掏出6000元錢，這6000元錢他從1960年代開始攢，元、角、分零零碎碎一堆小票。當時供職中國人民銀行四川分行的潘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個故事，幾乎是1980年代人們對金錢態度的縮影。
1960年代以來，一切都憑票供給，物資緊缺是人民生活的一大難題。據1970年代在成都市金牛區商業局工作的許仁忠回憶，局裡有個機構，專門管票證。當年糧食定量供給，一個人每月一斤肉、半斤油、中學生32斤麵粉或者大米，工人29斤。他從工人提升到幹部，糧油配給反倒變少。
那時候有個說法：“升官不發財，定量垮下來。”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講，陝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的擋車工吳桂賢，1969年被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開會或國務院開會，吳桂賢每次都只喝白開水，不喝茶水。服務員問她為什麼，她笑笑說：“我不愛喝茶，怕睡不著覺。”喝茶水要交2角錢的茶葉費，對她來說太貴了。因為她拿的仍然是西北國棉一廠76元的工資。
今天看，一個人每月近30斤糧食，很多了。但因為生活條件差異，那時候每月這些糧食還是不夠吃。尤其是家裡來個人住幾天，就得去買糧票或者去黑市買米。
改革開放後逐步推進的價格雙軌制，使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商品存在顯而易見的套利空間。物價上漲，貨幣貶值。1984年10月，中國迎來建國後第一次搶購風潮。人們搶購家用電器、白糖、肥皂、紡織品。1988年，國內再度爆發搶購潮。那是自1950年以來我國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前一年上升18.5%。這個幅度，又是在持續3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人們對貨幣缺乏信息，對物資供應缺乏信心，認為手上的錢，換成物品更踏實，早買比遲買踏實。這也在隨後導致一些政治上的問題，給改革開放帶來很深的影響。如果大家都把錢取出來，東西都買光了。1988年9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推人民幣長期保值儲蓄存款業務。
日子緊巴巴的背景下，灰色的倒賣暗流湧動。倒賣糧票，倒賣國債。前成都市檔案館研究員姬勇說，1980年代什麼都倒。“有的人特別敏感。我有個朋友工作是做釘子的，人家馬上問我，你朋友那裡可不可以弄點釘子出來賣？他們生產什麼型號的釘子？到處打聽。”後來大家對倒賣習以為常，小商販的吆喝也變得從容自然：“有煤票、外匯券拿來賣，有舊風扇、洗衣機、自行車拿來賣。”
這一切都是因為錯配。再完美的計劃，都沒法精密地解決層出不窮的民眾需求。那時候成都有友誼商店，裡面的東西如彩色電視機、電子琴、紅酒、巧克力等，必須要有外匯券才能購買，價格還略微便宜一些。於是外匯券倒賣悄然出現。
這些遊擊作戰的投機勢力，在後來股份制改造背景下，成為最早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的民間力量。
3
在祖國大西南的成都市，真正出現“創富”的人，要等到改革開放後。隨著對農村和城市政策的逐步調整，慢慢允許個體經營，國家經濟慢慢恢復活力。
許仁忠對成都市“萬元戶”的演變多有關注。他介紹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都市一環路西側的省醫院、青羊宮一帶，出現了一些賣小吃的生意人。那是剛剛割完“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做生意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障礙。但社會上有一群無業遊民，他們可能是知青、老三屆回來後找不到工作的，也可能是蹲過監獄的，包括冤假錯案平反的。那時候家裡孩子多，一耽誤，接班的機會可能就被兄弟姊妹拿走了。為了生活，他們推個三輪車，上面架個蜂窩煤爐，撈點抄手、麵條，煮碗醪糟，弄些七七八八的小吃。成都人叫這“鬼飲食”。
那是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萬元戶”，就只是破“萬”的水平。但主流價值觀並不買賬。談對象的時候，姑娘們看不上個體戶，不管他們多少錢。軍工企業裡，哪怕只是個工人，局面就大不一樣。所以但凡有個工作，沒人願意去做這些小生意。
省醫院一帶客流量可以保證，市場需求沒問題。小生意人從游擊戰到慢慢聚集。
更為殷實的“萬元戶”出現的青年路，天府廣場和春熙路之間的一條小街。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青年路是成都是時尚的風向標。那裡最早是一個夜市，街道辦在街道中間搭上架子，供人們買賣日用品。由於輕工業品匱乏，改革開放後，有人從廣州用編織袋拎回一些服裝、百貨，到青年路擺攤。
這裡的萬元戶成色更足，三五萬，十幾萬。60多歲的楊義安就是腳蹬三輪車在青年路創業起家。他買來積壓在國企倉庫的面料，自己設計加工，做出暢銷的彩色尼龍蚊帳。後來人們叫他“楊百萬”。1986年，楊義安的蚊帳店開到上海，一個同樣誕生“楊百萬”的城市。
已退休的成都市檔案館研究員姬勇說，1980年代結婚，家裡沒有掛一頂楊百萬蚊帳，“丟範兒了”。那時候時尚的觀念剛剛在人們心中萌芽，五顏六色的化纖的裙子，先在顏色上跳出來，露肩的裙子也開始出現。改革開放30週年，姬勇跟電視臺合作做過楊百萬的節目。
青年路往後，還有草市街。草市街在當時消費領域什麼地位呢？那時候老闆們已經開始帶“秘書”。“一個標誌性的事情就是你肯不肯去草市街給她買漂亮的衣服。這些漂亮的女人，也以在草市街買了什麼檔次的衣服來標榜自己所傍大款的實力。”許仁忠說。
草市街的生意要更考驗人，選衣服需要有點審美，對潮流有點概念。很多青年路發家的生意人越做越大，借錢拿貨，搞不好就砸在手裡。一時間也是幾多悲歡離合。有人說青年路發家的有錢人，最後三條出路：坐牢了，吸毒了，或者蹬三輪車去了。
最經久不衰的，當數火車北站邊上的荷花池，現在依然是成都最大的批發市場。
青年路上，走出一個戴著眼鏡，看起來斯斯文文的年輕人李志新。他從服裝生意做到複印機、電腦、電視機。他對股票幾乎一無所知，僅憑著對商業機會的直覺，早早地衝進了紅廟子。
李志新大概在1983年開始做生意。他揣著幾百塊錢，從成都坐火車到上海，在刺鼻的汗臭中度過兩天三夜。因為身上帶著三四百元現金，李志新基本全程不睡。稍有經驗後，他每次都帶幾個桔子在身上，犯困就啃個桔子。在上海，李志新並沒有什麼進貨渠道，就是市民們經常購物的地方進貨，也拿不到什麼低價。
那時候物資緊缺，做生意比較容易。李志新每次也不多買，兩三百塊錢的貨，來回一週，對半賺。一是沒太多本錢，再是帶多了怕被判投機倒把。
李志新原本是成都市體育局的幹部。“我們真是可以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紙過半天。”但他有強烈的闖蕩慾望，迫切地想改變自己。他形容自己像活在原始的自然世界的動物，不停地覓食。他總是在尋找新的機會。
他到上海進金兔羊毛衫，到廣州進摺疊傘，還去吉林進裘皮大衣。當時人們的消費比較從眾。一個好東西，你有，我也要有。“稍微有點錢，你不買件金兔都丟臉。”
1980年代四川的時髦青年。
為避免競爭，李志新總是對自己的貨源閃爍其詞。1985年冬天，李志新跑到長春。他想，東北冷，棉衣應該最有講究。他帶上些四川土特產，跑了五家服裝廠後確定跟通化的一家合作。它們拿到輕工業部的部優產品稱號，回來賣的李志新好吹牛。他把農產品送給銷售，一通遊說，拿到了這家工廠在四川的獨家代理。其實他根本沒這個資金實力，那時候也沒有代理的概念。反正廠家發到四川的貨，李志新來包銷。
回到成都，李志新把衣服的標籤剪了。90多一件的裘皮大衣，人造革，李志新在成都賣150-160，一個月賣上百件。那時候他的工作一個月只有40多塊錢，成都夫妻肺片3毛錢一份。李志新一個朋友賺了兩萬塊錢。“他說他這輩子都不用掙錢了。”
但李志新並不滿足這些，他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他很快轉去賣施樂複印機，後來又賣電腦、彩電。在李志新轉戰紅廟子的1992年，金銀首飾、小家電產品和廚房用品在成都十分熱銷，而錄像機、空調、組合音響的消費明顯升溫。
做生意，李志新養成的習慣就是一定要做新的，做好的，什麼賺錢就做什麼，包括後來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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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電腦、彩電，股票對李志新來說也是新的。做電腦和彩電生意的時候，李志新常跑新鴻路、磨子橋和太升南路，當時還沒有形成規模。偶然的機會轉到紅廟子，李志新發現交易中心外面總是有人打聽：“這個票你要不要？多少錢？”
李志新看了看，覺得有利可圖。他就抽空跑去街南面的茶鋪喝喝茶，用紙板寫個牌子豎在桌上，收購川鹽化、工益券。那時候，他已經聽說上海、深圳有人做股票掙錢了。
1992年1月，川鹽化被國家體改委、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批准為西南地區首家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制試點企業。市場上就有傳言說川鹽化即將上市。8月中旬川鹽化董事長李劍文跑了一趟北京。下旬回來股票就開始漲。其實李劍文何止跑了一趟北京。樂山市一位當時在任的官員告訴我，那兩年劉鴻儒跑到哪裡，李劍文就跟到哪裡。
1992年11月8日《樂山日報》頭版報道“川鹽化”黑市行情。
10月份川鹽化的股票已經漲到7、8元，但坊間對川鹽化的評價並不高。報紙上討論川鹽化的股票也非常逗趣。“兩毛多錢一斤的鹽巴能有多大賺頭？”還有老革命說曾經看到過賣不出去的鹽如何像爛泥巴一樣堆在那裡默默地化掉，混合在汙水裡。
有人冷言冷語地說，市面上的票證，只不過是早發的價高，晚發的價低。“就這樣，一個並無堅實盈利基礎的企業，由於時間領先，就成了明星企業，不但使其股票成為了四川最熱門的股票，而且還帶動了樂山地區的證券熱。
不過對於紅廟子的炒家來說，熱，就夠了。他們不討論企業財務狀況、成長價值。市場價和流動性會改變這些成見。李志新一次就吃進5000股川鹽化。“那時候就像做生意一樣，對企業沒有最基本的認識。”李志新說，“全靠膽量。”
做生意多年，膽量和商業嗅覺，他早就練出來了。
一位女性發表文章講自己買川鹽化的經歷。身邊的朋友都不看好，自己也完全不懂。“這傢伙（在上海出差的丈夫）在電話那邊興奮得大喊大叫，說上海股市現在如何熱鬧，全上海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去搶購股票，任什麼股都買。一句話，你必須買，傾其所有去買！”
10月份四川省信託投資公司發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證，等營業廳開業，持證者可以在成都“異地炒股”。四川省信託投資公司6月剛成為上海證券交易所會員。當天密密匝匝排長隊，從白天一直到上半夜，公安人員維持秩序。股東登記表售價高達千元。
10月下旬長城特殊鋼公司發行股票，第三鋼廠生活區的工行儲蓄所，現金都被取光了。
對股份制改造背景下方方面面的參與者來說，這輪股票熱潮都是一場及時雨。政府、企業、證券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持有股票的企業職工、社會公眾，都亟需市場提供流動性。只是工益券在10月16日衝到2.94元之後，已經明顯後勁不足，有點高處不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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