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溪園區（圖/視覺中國）
如果說“達摩院”的使命是在基礎科學和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的話，“羅漢堂”的使命就是確保它們能夠真正造福於人類。如果說“達摩院”裡切磋的是武功，“羅漢堂”裡弘揚的便是佛法。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尤就士
去年10月，阿里巴巴集團宣佈成立的名稱特別的“達摩院”時，馬雲說了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達摩院’活得應該比阿里巴巴更久。”
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技術樂天派”，馬雲對於自己一手創建的阿里經濟體能否在這個星球上存在一個世紀似乎並無必勝的信念；但對於“達摩院”的未來，他展示了毫無保留的渴望和信心。
這使我立刻想到了邁克爾·布隆伯格、比爾·蓋茨，在他們的身後，還有一大隊年輕的追隨者。確實，當人們獲得成功以後，他們總是渴望超越成功本身，對身邊的社會作出一些改變，乃至在歷史上留下一些印記。
理解了這一點，你就能對“達摩院”獲得一個大致的認知。按照阿里巴巴和馬雲的規劃，它不是一個公司，甚至都談不上是一個機構。它更像是一個“項目”，宗旨是與全國和全球的大學、科研機構及科學家展開合作，從事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面的研發。據說，阿里集團未來3年裡將對這個項目投入1000億元資助，但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並不只是簡單地服務於公司的業務發展，而是服務世界。
半年後，阿里巴巴又倡議成立了一個名稱同樣特別的項目——“羅漢堂”。與“以科技創新世界”的“達摩院”不同的是，“羅漢堂”試圖聚焦的是人文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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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一批全球頂尖的人文社科學者齊聚杭州，展開了兩天的座談。他們中不僅有錢穎一、許成鋼這樣大名鼎鼎的中國知名學者，還包括了本特·霍姆斯特羅姆、阿爾文·羅思、托馬斯·薩金特、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邁克爾·斯賓塞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學家錢穎一（圖/東方IC）
“羅漢堂”還向全世界的社會學家發出了邀約，共同探索科技快速發展中伴生的其他社會學層面的問題的解決。按照馬雲的說法，科技的力量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人類也更加依賴科技。但如果科技在勇猛精進向前發展的同時，不能理解和適應人類的道德觀，很容易對人類造成傷害。
因此，人類當下和未來面對的難題，很可能不是技術發展得不夠快，而是技術高速發展的同時，如何確保它依然能忠誠地服務於人類的福祉。這就需要人文社科的跨學科研究。
首批“羅漢堂”學者以經濟學家為主，未來還會有包括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等多種社會科學學者的加入。
用“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的話來說，“這是螞蟻金服融資後乾的第一件大事。”與“達摩院”一樣，“羅漢堂”學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服務於公司，而是關注整個新經濟發展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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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0年，科技讓人類學會探索外部世界，我們相信未來200年，人類將探索內心世界。”在過去的十年間，馬雲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表示，阿里巴巴缺的不是工程師，缺的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在這個技術帶來希望和不確定性的時代，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希望在推動技術創新的同時更實現技術普惠，為世界創造更多平等機會，幫助解決人類面臨的挑戰。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圖/東方IC）
但對於一家企業（哪怕它再大）來說，如此宏大的抱負是它應該做的“正經事”嗎？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做得到還是做不到，而在於：在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里，對於那些事關所有人利益的具有重大“正外部性”的公共事務，除了政府以外，個人、企業、機構和社會本身應該如何參與？
在長期奉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西方國家，這個問題並不是問題。
我們看到，幾百年來，一代又一代負有社會責任感的群體及大公司投入了大量資源用於資助與他們的經濟經營活動沒有直接關係的社會事務。其中最直接的當然是各類慈善捐助，但也包括更高層次的學術研究、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
在美國，傳統上公認最好的大學可以說都不是國家出資主辦的，主要都是來自精英、企業和基金會的資助。如今，Google、Facebook、Twitter、亞馬遜等硅谷大公司也都無不熱心參與各種社會公共事務。
歸根結底，只有社會變得更好，個人和企業才會更有前途。而那些從社會中獲得了巨大成功、掌握了比平常人更多資源的機構和群體，當然在這方面也比普通人負有更大的責任。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圖/視覺中國）
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切社會事務都由政府包攬。但這種體制和運轉顯然已經不再能夠適應當今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我們需要重建和提升我們的社會參與。我想，這就是“達摩院”和“羅漢堂”的示範意義之一。
未來，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企業家也會參與進來。這樣的工作，開頭很重要，但由誰來領頭其實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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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這樣一個陰謀論瀰漫的時代，心懷抱負的馬雲們也許還會遭遇到各種惡意揣度的煩惱。然而即便在美國，有錢人熱心參與社會事務，也經常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人們會懷疑他們試圖用金錢來影響社會，從而達到自身的什麼目的。
這是十分正常的，對於真正富有使命感的傳統精英來說，幾乎都談不上是什麼委屈的事。事實上，民眾的普遍不滿、懷疑和敵意不正是“羅漢堂”應該研究和解答的重大課題嗎？
當人們獲得了成功，他們總想做更多不再僅僅是贏取成功的事情。而他們選擇做什麼——究竟是簡單的慈善捐贈，還是更“高級”的學術資助？究竟是捐助給艾滋病患者，還是支持古典音樂？……這些既與他們個人的興趣和際遇有關，也經常充滿偶然性。
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因為它直接來自於人性：他們都渴望以此實現某種意義上的“不朽”。
▲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夜景（圖/圖蟲創意）
一位飽受爭議的西方大金融家在總結自己一生所做過的社會工作時曾說過下面這段話：
事實是我們終將一死，而我們卻想長生不老。可以讓你最接近長生不老的是創造一些你死後仍可存在的東西。財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證據顯示財富不能延續好幾代。
然而，如果你能擁有可以經受時間考驗的藝術作品或者哲學著作或者科學成就，那麼你就無限接近永生了。
我們每天忙忙碌碌地做的事情，除了讓我們自己過得更好，還有沒有可能讓我們生存其間的社會變得更好一些？在當下這個時代，這個問題應該是對許多人的嚴峻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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