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僅20歲的瑪利亞娜獨自走在街道上，她還差4條街就到醫院拿到最終的確診結果。她的妹妹原本要陪她一起去醫院，但她卻反問其妹妹道：“為什麼啊，如果結果是陰性呢？”還差4條街就到醫院了，她內心的疑惑如潮水一般湧出。瑪利亞娜邊走邊向上帝祈禱。當她看到確診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時，一切就都清楚了。當她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內心一直重複著一個念頭：“我要死了！” 她幻想著自己在一個棺木裡躺著，身體僵硬卻又年輕。
瑪利亞娜•亞克諾（Mariana Iacono）現年35歲，擁有社會工作學士學位，現在正在位於布省Sarandí市的家中養著一群可愛的寵物狗。15年前，她患上了艾滋病，三年前，她與男友卡歐•莫塔（Caio Mota）相識。卡歐•莫塔是一位年輕的巴西人，他們在里約熱內盧旅行期間相識。他們的婚姻關係也被稱為磁性或混合狀態，意思是其中一個伴侶感染艾滋病毒，而另一個不是HIV感染者。
“我知道我什麼時候感染艾滋病毒的，那時我19歲，我和前男友在一起剛三個月。那是一種佔有慾的關係，具有巨大的心理暴力因素。對方不想戴避孕套做愛，而我的腦子也一片空白，直到他說服我那麼做。他打了我一頓之後，我們的那段關係結束了。”
在結束這種不良的關係的幾個月後，瑪麗亞娜開始注意到她的恥骨旁邊長出了尖銳溼疣，還伴有嘔吐症狀，所以她在谷歌上查詢了一下。她看到HPV（人乳頭狀瘤病毒）可能導致花椰菜樣疣，並去了布省Lanús市的醫務室檢查。在她接受艾滋病毒檢測（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之前，她被大夫問及是否有一夜情的伴侶，以及她是否是注射毒品使用者。瑪麗亞娜回答說沒有，但醫生說：“你的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你的檢驗結果是陽性。”
檢查結果是陽性。“我拿著確證報告遲疑了一秒鐘，然後開始哭泣，我對這件事情一無所知，但我在大學讀大四的生物學課程時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識。我回家也沒有提起過這個話題，因為我確診的時候我爸爸已經70歲了。”那一天，瑪麗亞娜回到家裡哭泣，大聲喊道：“結果是陽性的。”她不斷重複這句話。直到家人讓她坐下來解釋，起初她的爸爸還以為她懷孕了。
第二天，瑪麗亞娜的媽媽和妹妹去和臨床醫生交談，而她的父親則陪同她去感染科室。“當我們出門的時候，我爸爸說，我唯一要說的是，你帶有這種病毒是因為自己找的。”瑪麗亞娜和她的爸爸在一週前曾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她的父親聽到她說要去做化驗，於是問到：“什麼化驗？這是爛人才會得的病，妓女才會得的。”
在診斷過後的第二個夜晚，瑪麗亞娜去Gerli鎮的朋友家住。沒有人相信她得了艾滋病。他們說她很“可憐”，並大聲問道怎麼可能，而且他們的兩性關係要比她的還混亂。瑪麗亞娜在知道了診斷結果後的這幾年裡，她發生過的所有性關係都是另外的一個篇章。
“我剛知道的時候曾重新去找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很奇怪，因為他一直說要陪著我，和我在一起，但我們沒有再發生性關係。我也沒有那個想法，但我發現，他甚至不想親吻我。四個月後，他去了墨西哥生活，我感到很憤怒。我給所有的朋友發了郵件說，我男朋友拋棄了我，因為我患了艾滋病。”
後來，瑪麗亞娜又有了另外一段感情，大約持續了一年：“沒有很深入。那個人知道這個信息，以前上過大學，父母都是高級職員。每次不得不嘗試的時候，他看起來像是要因心臟病發作要死似的。”
瑪麗亞娜進入了她所謂的“試驗階段”，開始提出問題：“當我認識新的人以後，我需要告訴他嗎？為什麼，如果我們戴安全套做愛的話？我什麼時候需要告訴他？在發生關係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我想要一段嚴肅的感情關係，我需要在確立關係之前就跟他說嗎？為什麼有的人患梅毒不用說，而我要說，如果我們用安全套的話，我不會給對方傳染任何疾病？”
在這個情況下，瑪麗亞娜作為國際艾滋病毒/艾滋病婦女社區的指導者，每次去美國時都會與一名男子約會。“有一天我告訴他我的病情，情況非常糟糕，他打電話給我的朋友，他告訴我，如果我再次前往紐約，他再看到我的話就會拿槍打死我。那現在他病了，這是不正確的，誰會負責呢。 我們沒有在不戴安全套的情況下進行過性行為，沒有風險，但我甚至無法向他解釋這一點。”
瑪麗亞娜也遭到了來自她朋友的打擊。“有個朋友總是告訴我，她要把在意大利生活的弟弟介紹給我，直到有一天她弟弟來了，我們一拍即合。”但事實證明，她在知道我患有艾滋病後反應非常大，說了些很難聽的話，她感覺我要害死她弟弟，對我來說，這是最難受的一個打擊。”
但在2014年，情況開始轉變。瑪麗安娜前往巴西參加婦女聚會。莫塔正好在參加該活動的一個組織中工作。“那次旅行將我們聯繫在了一起，我們接吻了。然後我回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他們在臉書上成為了好友。一天晚上，瑪麗安娜發表了一些技術性的內容，與她的艾滋病毒有關，莫塔就問她寫的內容是什麼。“我十分確定他已經知道了，因為我是行動主義者。但是當他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意識到他什麼都不知道。”
瑪麗安娜回覆他，“是有關艾滋病病毒的內容，”而卡歐•莫塔（當回憶兩人的軼事的時候，臉上帶著微笑）則再也沒有回覆過。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有兩個版本：莫塔睡著了，或者莫塔向他的朋友們說了這件事。但莫塔本人卻說不記得這兩件事了，但瑪麗安娜記得。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凌晨2點，等待他的回答，直到她放棄，心想著：“好了，再一次發生之前的事情。”
第二天，莫塔回覆了。
莫塔說，知道瑪麗安娜患有艾滋病毒對我來說並不是很大的事情，”莫塔用葡萄牙語說著。“不是，我想是因為我已經有了關於艾滋病毒的有關知識。我不知道是否害怕，事實上我不害怕。對我來說，更復雜的是其他事情。我想和她在一起，但她住在阿根廷而我在巴西，那對我來說是個問題。”
莫塔和瑪麗安娜試著找了一個折中辦法，他們一起選擇住在Sarandí，但他們最終決定去巴西生活了，隨後他們結婚了。在這幾年來，莫塔發現許多人都在問他一個同樣的問題：“你不害怕嗎？”
在臉書上莫塔寫到：“我明白大家這個問題的原因。在我們那一代，20世紀90年代，2000年，我們在這種恐懼文化中長大，艾滋病毒是死亡的代名詞，你得了艾滋病毒後就會沒命。我想我們必須把恐懼丟棄，重新去思考我們的問題。在這幾年裡，我與瑪麗安娜一起生活，看到感染艾滋病毒的她在起舞，我們正在一起學習跳舞。而且我確定沒有什麼可怕的。 只有共同面對，在愛的包圍下一起面對”。
瑪麗安娜聽到這些話後笑了。她說想生一個孩子。有這種關係的夫妻會去接受輔助受精，避免在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下進行性行為，還有些人像他們一樣走了另一條路：“我們選擇不戴安全套發生關係，這不是瘋了，這是一種選擇。研究表明，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時接受治療，那麼病毒的攜帶量就會逐漸檢測不出來。就好像病毒睡著了一樣。”
著名的感染學家佩德羅•卡恩（Pedro Cahn），胡塞德基金會主任確認了這一信息，他說：“自2012年以來，有報告顯示艾滋病病毒載量不可檢測的人不僅改善了他們的個人健康，也避免了將病毒傳播給第三人的可能性。”
事實上，這是艾滋病規劃署成立的“90-90-90目標”之一：如果90％的病人知道病情，其中90％的人都在接受治療，90％的治療患者病毒載量不可檢測，到2030年，疫情將受到控制。在美國已經有一個很久規模的艾滋病運動，它的名字叫做“不可檢測的病毒不會傳染”。
卡恩解釋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目標，如今，阿根廷有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還是未知數。接受治療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挑戰（很多人都放棄了治療）。而每10人中就有1人對某些藥物（即藥物不再有效控制病毒）有抗藥性。
“總之，如果做到了所有控制疫情的要求，艾滋病毒在血清不和諧夫妻中的非性傳播已被證實。這是每對夫婦的決定，在清楚獲悉和協商的背景下，他們的決定必須得到尊重。”
卡歐•莫塔和瑪麗安娜不使用避孕套的性關係是他們生活的選擇。他們還決定一起在拉普拉塔市學習溝通與人權碩士學位。他們還做出了一個決定：10月份，他們要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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