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需要詮釋者,更需要創造者

西方哲學思想在我國的引進和發展經歷了幾個時期。在開始萌芽階段,可以歸到算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借鑑了部分的基督教哲學思想,批判拜上帝會的外衣而進行了一場“爭奪權力”的運動;在洋務運動後的啟蒙思想時期應該算是西方哲學影響中國的第二個階段,按照時間跨度來說,一直到新文化運動或者五四運動時期,都是一種西方思想傳入的啟蒙階段,也開始了中國民眾的思想啟蒙。在這個時期,先是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群己權界論》為代表,後來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大力倡導康德哲學,希望通過和平手段顛覆封建制度;在後來孫中山的思想則明顯帶有盧梭的天賦人權思想和霍布斯的三權分立學說,這和20世紀初這些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密不可分,特別是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實行共和制和內閣制則是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運用。在第三個階段時期,無論從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中國還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時間大概都在同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中,更多的西方哲學思想得以傳入中國,這歸功於大量的留學生的推動,主要表現為:五四時期對科學和民主的宣揚,同時期有郭沫若等人對尼采哲學的吸收、張東蓀等人對伯格森的生命哲學的引入、錢鍾書等人對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引入。更何況在20世紀20年代,也由於不同思想的傳入而進行了多次思想的交鋒,由於大量學生留美,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也有了大量的支持者,馬克思主義當時也在國內傳播,在以胡適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和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就發生了關於“問題和主義”的論戰,引起了較大的影響。後來又有張君勱提倡玄學來解釋人生觀而非科學能解釋人生觀,以張君勱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主張玄學,反對一味的以科學為準,而以胡適和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則支持科學,兩派相互發文論戰,也引起了其他許多人的參與,比如陳獨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也樹立的科學思潮的地位。這種思想界的繁榮一直延續到了30年代,後來由於戰爭和黨派鬥爭的影響,有所回落。第四個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或者從延安整風時期就開始了,以學習馬克思、列寧等學說為主,也有比如批判的看待西方馬克思中的伯恩施坦、盧森堡等人思想,對西方的存在哲學、政治哲學、生命哲學等關注較少,特別是到50年代的整風後,就更少了,文革時期基本處於癱瘓狀態。直到改革開放後才迎來複興的時期,從70年代末開始,國內對西方哲學的思想有開始活躍起來了,大量的學者也開始翻譯和引進西方的哲學著作,從八十年到九十年代又是新的拓荒期,思想的解放促進了學術的繁榮,湧現了大量的學者,這些人大多都成為為後來幾十年時間有關哲學各個方向的帶頭人,他們在這些領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從80年代以來,對西方哲學思想的解釋似乎成為了一個哲學研究的必由之路,我們對西方的存在主義哲學、分析主義哲學以及各種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有了越來越多的瞭解,對各種西方哲學家的著作進行詮釋的書籍也汗牛充棟,這不禁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繁榮的哲學時代,我們彷彿進入了這種前所未有的時代。

哲學需要詮釋者,更需要創造者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哲學的發展更多的還停留在一種解釋的層面,缺少原創性的哲學思想。大多人可能認為著名哲學家都是上個世紀或者上上個世紀的故事了,我們知道的西方的大多著名哲學家也是那個時期的,從盧梭、密爾、克爾凱郭爾、尼采、康德、黑格爾、馬克思、薩特、海德格爾、杜威等等人的出現也是幾百年的歷史跨度。但是問題就在於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有可以稱得上哲學家的人存在,而我們國內卻很少有人敢這樣說自己具有哲學的國際影響力。西方的一些活躍在20世紀下半葉或者21世紀的哲學家可能我們都如雷貫耳,比如02年去世的伽達默爾、羅爾斯和布爾迪厄,04年去世的德里達,還有至今彷彿離世的哈貝馬斯(1929年生),還有這兩年的很火的桑德爾,他作為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反觀國內的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來說,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幾乎沒有,不僅如此,在關於理論的全新建構上面,更是微乎其微。很多人靠的就是研究西方一個或者幾個人的思想獲得大量了學術成果,他們的一生都在引進和註釋,卻由於耗盡了精力而沒有偉大的思想創造,也就沒有影響世界的哲學思想,我們有的可能只是中國的哲學思想。這種狀況是很讓人失望的,也就是說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思想搬運的狀態中,很多的所謂思想都是受到西方某個思想的啟發然後來適應一下國情,提出自己的見解。在哲學社會科學中我最多聽說的就是批判的借鑑西方的思想理論來什麼什麼,但是卻缺少自己的原創思想,可能有原創的哲學思想,但也沒有國際影響力,要知道真正的哲學家其實是不受到語言限制的,歷史也會證明哲學思想是沒有國界的。之前在國際哲學大會擔任職務的唯一一個大陸的學者(謝某)也認為我們的哲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學科的劃分導致的區別,西方大學中哲學的劃分按照流派劃分,比如學習分析哲學就是一門學科,實用主義哲學就是一門學科,國內的哲學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倫理學、美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的弊端就是無法國際銜接,還有一點就是對國際哲學發展缺少把握,對世界上許多區域的哲學缺少了解,比如拉丁美洲也在復興自己的哲學,但我們的關注更少。由於國內哲學的孱弱,這位代表在國際哲學上也幾乎沒有發言權。的確這樣,中國的哲學在國際上有所影響力的無外乎儒學,在其他領域仍然是學習者。所以很多今天的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還在以拿來主義的解釋為職業奮鬥的目標時,要認識到這種路徑只會永遠跟著別人走,只會永遠當學生。

所以,哲學或者說思想領域的研究更需要的是創造者,能夠讓世界認可的一種思想才是有影響力的學說。我們現在這種詮釋的方法已經形成了一種研究的主要方法,無法扭轉過來,一方面我們確實需要不斷詮釋西方哲學的學說,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另一方面,這種詮釋的研究方式也構成了諸多學術人的學術生命,不繼續解釋借鑑,就無法繼續創造,就只有學術的枯竭,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我也能夠理解,我自己在寫學術論文特別是有關思想方面的論文的時候,就會不自覺的運用西方的哲學或思想家的觀點來談論我的問題,幫助佐證我的觀點,結果看起來就像是一篇解釋西方思想然後啟示借鑑的文章。從出發點來說,我肯定想要構建屬於自己思想的文章,但問題在於如果全是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像我現在寫的一樣,成了雜文而不是學術論文,學術論文要求嚴謹和言之有理,理在何處?大家都認可的思想和著作就是理,這也是無法逃避的套路和規則。

哲學需要詮釋者,更需要創造者

其實我想談論這個問題也是突然的一種思考,最近研究布洛赫的希望哲學思想,希望有所值得借鑑的地方(希望當思想搬運工),但是在過程之中,看到布洛赫書籍的翻譯者到研究布洛赫的著作最多的都是同一個人,我姑且把他稱之為國內研究布洛赫的權威,然後通過知網檢索他的論文,發現他的論文也基本上都會關於布洛赫的,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幫助我們更加的瞭解布洛赫,而布洛赫也成就了他的學術生涯。同樣的觀察,我發現在其他一些研究其他西方學者的人身上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研究康德最著名的學者、研究尼采最著名的學者、研究布爾迪厄最用影響力的學者等等。這是一種典型的現象也是一種不容易掙脫的牢籠。

況且,我們要看到對新思想的創造往往真的只有少數的天才才能夠做到,正如自然科學的研究突破需要天才的思維一樣,人文學科的創造也需要天才般的頭腦,不然最終也只是研究者,一輩子都處在研究別人思想的過程之中。正如我國在自然科學領域面臨的窘境一樣,也沒有影響極大的原創性成果,哲學社會科學沒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思想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畢竟這些人都是在同一種環境和生活下成長起來,就算有某些思維的限制也是這個群體共同的限制。我們大多從事這些研究的也並不是天才,很多都是靠勤奮和努力而取得學術上的收穫。但是,我想縱使這些人也會承認他們和天才的差距,有時候是努力無法彌補的,特別是在學術研究中。

所以,在哲學這種具有思想性的學科中,看發展是否繁榮,就看有沒有原創性的具有影響力的思想的產生,這種思想才會在幾百年後仍然能夠凸顯價值。

(戊戌年五月初四·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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