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留存於白鹿洞書院的清代碑刻朱熹自畫像，尊原物安放位置立於白鹿洞書院古建築“朱子祠”內，白鹿洞書院座落在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這裡四面山峰環合、俯瞰地勢如洞。據傳白鹿洞書院創始人唐李渤早年隱居苦讀，豢養白鹿為伴。李渤後出任江州刺史，“朝廷士類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為快。”從韓愈的書信中可見李渤此時在文人階層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白鹿洞書院作為李渤出仕前隱居之地，因之名氣大盛，後經歷代積澱與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登封嵩陽書院，合稱為“中國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環境清幽深邃，泉流潺潺，水石相依，誠為修身讀書的天然好去處。今天的白鹿洞書院遺址彙集了歷史上不同時間與不同遭遇的歷史人物記憶的點滴，其豐厚的物質遺存是各個時期與之關聯的事、物交織不斷演化的過程見證。李渤、顏真卿、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先賢留跡於此，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將白鹿洞書院的文化納入千年時間的連續體時空系統中，串成了一條脈絡分明的白鹿洞書院文化史線絡。
一、白鹿洞書院“朱子祠”清末碑刻朱子自畫像造型姿態中的“禮”
縱觀整個白鹿洞書院歷史，朱熹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人物。《重修白鹿洞祠字碑記》記載，自朱子守南康軍時重修白鹿洞書院（宋淳熙間），勤學教民，興利除害振興白鹿洞，功績卓著。朱熹離開南康後，諸生為他立生祠堂，今名為“朱子祠”。而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朱熹是我國儒家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十八歲“舉建卅鄉頁”，十九歲中進士（紹興十八年），這是他苦讀應試的經歷。進士及弟後，先後為官福建、江西、浙江和湖南，朱熹自己曾回憶：“某自十六七歲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背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口契了受少辛苦讀書”。白鹿洞書院聲明遠揚，離不開像朱熹這樣影響力卓著的大儒的苦心經營。《自鹿洞志》中載朱熹語：“觀其四面山水，清靜環合，無市林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循跡著書之所。”經他竭力介導，書院才得以重建。
在紀念朱熹的“朱子祠”內正堂中位，肅然立有朱子自畫像石刻和《白鹿洞書院揭示》等碑刻，《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熹為書院所撰寫的書院學子日常需遵循的行為規範。作為教學機構的約束性教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的教導思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句話最早源於《孟子·藤文公上》。朱熹將孟子之言刻寫於石碑最醒眼的位置，意在用三綱五常之“禮”來維繫儒家倫理道德之“理”。
“禮”與“理”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程朱理學”主張中的理論核心命題，而朱子自畫寫真圖像作為這一信息的表徵，契合了這一思想，我們從朱子自畫像的姿勢中可以探查一二。
朱熹自畫像碑刻正中是用陰線雋刻而成的線描畫像，畫中的朱子頭戴方巾，身著長袖儒衫，身子微前傾，雙手在胸前疊合，雙臂前合攏袖，從施禮動作來看，朱熹自畫像中的姿勢是我國古代漢族拱手揖禮的一種標準模式。畫像中的朱子由於著裝攏袖的原因，雙臂長袖遮掩了傳統手勢如拱，立而不俯的揖禮手勢。古代男子揖禮拱手時左手在外，以左示人表示真誠與尊重（女子則正好相反，因為男子以左為尊，女子以右為尊，以示“男女有別”）。
朱熹自畫像面部微笑慈祥，鬚髮及右頰七顆痣非常清晰。揖禮是古代相見或感謝時常用的一種禮節，我國自古以“禮儀之邦”自居，《左傳·文公十八年》中載：“先君周公制周禮”。所說的史實正是傳統禮樂文化的起始，周天子分封天下，將土地和轄下百姓一起分封給功臣和貴族，使之成為擁有領地的諸侯，拱衛王室。周分封制以“爵位”定等級，賜予鼎的數量決定諸侯地位定禮數。“周禮”記載了先秦時期的政治、經濟、風俗、禮法諸制，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論語·微子》“子路遇丈人”篇中也有揖禮記載，子路聽了丈人的話之後則“拱而立。”[1]這裡的“拱”就是持拱手禮以表示對隱者的尊敬。
“朱子祠”中供奉的朱子自畫像與白鹿洞書院“禮聖殿”孔子及十二門徒朝聖刻像，這些雕刻作品都是用線條雋刻描繪人物形象，由於歷史人物背景不同，這十二聖賢存在不同時間和空間跨時空的差異性。朱子自畫像與歷代的儒家聖賢立像一樣，作同一姿勢揖禮，不同的是朱子自畫像是生前立像，是諸生為他立的“生祠”。
二、論朱子自畫像之“禮容”觀
朱熹自畫像石刻板是現留存於世的難得的人物半身肖像畫，石碑的表面十分光滑，人物圖像清晰完好，只是人物圖像兩邊雋刻的文字的下半部分有些許磨損，有個別字已經完全不可辨析了。該自畫像碑刻的左側碑文文字記錄下此石刻板立碑的具體時間為：“大清光緒十五年仲秋吉旦……”，其下的“訓敬摹”標明此碑是後人所摹寫。左首的另一行字則透露出此碑刻的最具歷史價值的一個重大信息：“紹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對鏡寫真，題以自警”。
該題字說明了朱子自畫像的時間，也明確了碑刻右邊文字應當是朱熹自警詞：“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輿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有人認為這是朱熹親筆行書，如果這樣，那麼這塊碑刻圖像文字中所藏儲的信息是反映朱熹當時的想法、主張和立場的最生動的印證。
中國曆代儒家先賢祀奉畫像，往往是前人楷模，後人造像立碑。白鹿洞書院所藏朱熹自畫像有異於前者，尤其是自己寫生像立碑，超出了儒家“美德”謙謙君子形象所要求的行動規範。然而“熹對鏡寫真”的明確目的是“題以自警”——寫生用以“自警”，則符合了朱熹這一人物身份和這一身份道德觀念下的行為準則。儒家經論《論語·學而》篇中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即通過經常不斷地反思自身日常行為，來提升自我認識和涵養自身道德品性。
而“對鏡”“對鏡寫真，題以自警”思想指導下的畫作則必然會暗含一些自我提醒的成分。那麼，對於朱熹而言，最需要自警的是什麼？從福建建甌市博物館館藏文物中存有的和白鹿洞書院朱熹自畫像相似的由朱熹十六代孫朱玉所立的“朱熹對鏡自畫像”對比中，可以很明顯看出，這兩處的自畫像皆出自同一摹刻元本。那方碑的左下側陰刻隸書“家廟遺碑，數歷兵火歿止重鐫，皆失其舊，此文公六十一歲對鏡寫真也。威儀整肅，體備中和，謹依原本勾摹重鐫。俾海內名宿景仰尊崇，儼然見先賢豐年之氣象雲。十六代孫玉百拜鐫石。”
朱熹作為“程朱學派”的核心人物，六十一歲時其理論思想體系大致成熟。那麼在這個時間段內對鏡畫的自畫像，其對於“禮”的認識，大不同於早期對《儀禮》《周禮》和《禮記》的研讀，朱子“禮”學此時已經有了自己理學層面的思考和見解。
朱子理學對於“禮”的人倫教化層面社會影響力深遠。他認為“禮者，理也”“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因此，“禮”是“理”應然地體現。他對於前人“禮樂”的理解也與“理”不相悖：“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勒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然之自然，則無不可形也。”[2]
白鹿洞書院“朱子祠”自畫像碑刻之上懸掛著一幅橫匾，書寫“學達性天”四字，極簡概述了“程朱學派”學術主張。朱熹認為“禮”是人性與天理和諧統一的載體，而在他之前的程顥撰《定性書》《識仁篇》收入《二程全書》，也執相同觀點：“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為學以識此理，便須“以敬取之”，無疑“敬”的表徵便是“禮”。程頤進一步論述道：“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個道”“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朱子說“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雲‘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撼；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3]“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
正如《中庸·治國》篇中所說“尊賢之等，禮所生也”[4]意思是尊敬賢人有貴賤等級之別，禮由此而生。朱子理學承接、發展了孔孟儒學“禮”之要義，更側重於“禮”之社會秩序性，將“禮”推以及人具體化為等級秩序的“禮容”觀：“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序裡面底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個敘，便是他這個自然之秩。”[5]
可見朱熹之“禮容”將禮倫秩序置於“理”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朱熹的“禮容”觀賦予了社會個體中的人以三綱五常的社會普泛意義。“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則是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綱常）是朱熹倫理思想世界中社會的基本秩序結構，他通過三綱五常的倫理教化來使社會個體之間和諧相處。
因此，朱子給自己畫像的初衷便有將自己置身於這個“禮”的體系中的一員，時刻“禮容”以自警的成分。朱熹不僅是位哲學家，同時也在書法、繪畫方面有一定的造詣。明人陳繼儒在《太平清話》卷三中稱：“朱紫陽（朱熹）畫，深得吳道子筆法”。再加上此畫像又是在他“體備中和”、胖瘦適宜、“威儀整肅”、神情良好、內外兼修之際的對鏡自畫的。其與朱熹晚年撰寫《儀禮經傳通解》也有一定的關係。他“一生對禮的本質、價值、結構、功能進行了具有理學特色的的闡述。”[6]
三、結語
在今天，民間文廟孔子像、聖賢像等人物的姿態形象幾乎千篇一律，因為儒家立像多受“禮容”規範的束縛。所謂：“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7]這一學術淵源造成了一些儒學民間造神及興像古板的姿勢和動態，朱子自畫像也概莫能外。然而儒學思想體系中的文人賢者能給自己作自畫像者，非常罕見，它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理學與“禮容”是存在互通的關聯性的。
參考文獻：
[1][4][戰國]曾參，子思，邵士梅註釋.大學·中庸[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3][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肖永明，殷慧.朱熹禮學研究綜述[J].朱子學刊，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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