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當父親把《快雪堂法書評語》從南京帶回徐州時，這本當年由張伯英親自點評並贈送給我曾祖父的珍貴拓本放在徐家已經半個多世紀了。2009年父親去世，之前因為疾病和其他不可知的原因，他沒有留下關於這部拓本的隻言片語。
唐太宗和《蘭亭集序》
公元649年5月，唐太宗李世民病故，葬於陝西禮泉縣境內的昭陵。與他的遺體一起埋入墳墓的，是大量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和無數名貴的字畫，其中包括了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
李世民是位骨灰級的“王粉”，他喜愛王羲之到了痴迷入魔的程度。不過這種喜愛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它對王羲之書法的傳世，帶來了致命的阻礙。據記載，李世民差人遍訪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得到三千六百紙。而到了宋徽宗時，天下王書不過僅存二百餘紙。其餘的都到了哪裡？恐怕李世民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對於《蘭亭集序》，王羲之自己也十分珍愛，把它作為傳家之寶，一直傳到七世孫智永禪師。智永因出家而無後，臨終將其傳給徒弟辯才和尚。唐代大書法家虞世南曾與辯才共同師事智永，猜到《蘭亭集序》應該就在辯才手中。於是李世民多次召他攜字進京，辯才卻堅稱此字早因戰亂而丟失，拒不赴京，李世民卻也無奈。後來宰相房玄齡設計，派一個叫蕭翼的人扮作趕考秀才，借住辯才的寺院，最終騙走了《蘭亭集序》。李世民喜不自勝，命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馮承素等人臨摹，分贈諸王和近臣。其中馮承素的摹本，因為後來蓋上了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的印璽而被稱為“神龍本”。乾隆皇帝曾認為虞世南的摹本為第一，而後世學者基本都認為馮本最有王書神韻。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蘭亭集序》的各種印刷品，大多都是馮承素的這個神龍本。馮本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在真跡不可再見到的情況下，它也成了無價之寶。
還好，縱使整個天下都是李世民的，他還是無法做到把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一網打盡。而《快雪時晴帖》，就是“漏網之魚”中最著名的一幅。
乾隆皇帝和《快雪時晴帖》
與《蘭亭集序》產生於一次文人雅集的公眾場合不同，《快雪時晴帖》是王羲之一封28字的私人書信，內容是寫自己在大雪初晴時的愉快心情和對友人的問候。全文為：“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翻譯過來基本的意思是：“羲之拜上：剛才下了一陣雪，現在天又轉晴了，想必你那裡一切都好吧。那件事情沒能幫上忙，心裡鬱結至今，世上很多事情就是這麼無奈。王羲之拜上，致山陰張侯。”
不用說，《快雪時晴帖》最初是在這位張侯的手中，其後流傳的過程已不可考。現存最早的記錄是宋徽宗宣和年間收藏在朝廷內府，後來上面先後有趙孟頫、劉賡、護都沓兒、劉承禧、王稚登、文震亨等人的跋語。元代又入內府。到了清代，流入國子監祭酒馮源濟家。1679年，馮源濟把它進獻給康熙皇帝，《快雪時晴帖》從此重入朝廷內府。
一生酷愛書法的乾隆皇帝對《快雪時晴帖》極為珍愛，將此帖譽為“二十八驪珠”，並在帖前題寫了“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及“神乎其技”等文字。他把《快雪時晴帖》和王珣的《伯遠帖》、王獻之的《中秋帖》一併收藏於故宮養心殿西暖閣內。清朝自雍正以下的八位皇帝都在養心殿居住和辦公，乾隆把原來西暖閣的一處溫室改修用來存放“三帖”，並親書匾額“三希堂”懸掛於此，視三帖為稀世瑰寶。除了常來三希堂觀書覽畫，每年的中秋節和北京落下初雪的那一天，乾隆更是要沐浴焚香，再來欣賞《快雪時晴帖》和《中秋帖》，並以宋錦製成袋囊盛放，備極愛惜。
若論中國歷史上最為卓越的皇帝，個人認為唐太宗和康熙大概要排在數一數二的位置。但就對待名人書畫的做法來看，唐太宗的境界已不及康熙。比如對王羲之的書法，儘管康熙乾隆這祖孫倆也拿它當作皇傢俬產，但總歸死後不往墳墓裡帶。不僅如此，1747年，乾隆皇帝還命人精選內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134位書法家的作品，包括三帖在內，摹勒刻石。同時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這些刻石嵌於樓內牆上，命名為《御定三希堂法帖》。因為《快雪時晴帖》排在第一位，故又稱《快雪堂法書》。它薈萃了歷代書法名家的代表作品，成為當時海內書家所矚目的聖殿。聖殿門前，熙來攘往，而真正能登堂入室、窺其堂奧的，是閱古樓建成170年後名動京師的大書法家張伯英。
張伯英和《快雪堂法書》
即便是利用最柔軟的工具比如宣紙、墨包等，拓印對於碑帖和金石文物來說也會帶來磨損。比如最初對石碑的拓印，稱為“肥本”，此時的拓本幾與碑文無異。而次數多了之後，碑文磨損，字口變窄，拓本就成了“瘦本”，與碑文的原貌距離會越來越大。因此，閱古樓雖向書家開放，但也就是讓你看看而已，至於什麼人能拓，什麼人不能拓；什麼時間能拓，什麼時間不能拓，自清廷至民國政府都有嚴格的審批制度。
許多年以後，當張伯英把《快雪堂法書》最後一冊拓本贈送給我曾祖父徐惠伯時，他附寫了一篇序言：
石在京師北海，丁巳秋命兒子壽慈監視精拓數本，悉為友人持去，僅存此一通。戊午冬潢製成冊，妄有所論列。惠伯仁兄好之，因以為贈。自東海為總統，又禁拓矣。
1917年（丁巳），張伯英獲准拓印《快雪堂法書》，是誰批准的呢？1916年袁世凱病逝後，黎元洪和馮國璋相繼出任大總統，時間都不長，中間還夾著張勳復辟。時局動盪，估計黎馮二人都不會有那個閒心親自過問此事，這事兒最終看來是由國務院來決定的。1917年是張伯英進北京的第六個年頭，此時任北洋政府陸軍部秘書。而國務院的總理是段祺瑞，陸軍部長又由他兼任。張伯英因徐樹錚的舉薦成為段祺瑞的屬下，與段的關係很好，何況當時張伯英的書法和對金石碑帖的研究已享大名，批准下來應該沒有太大的麻煩。
前往閱古樓拓印的是張伯英的長子張壽慈，這一年他21歲。把一百多塊石碑上的文字拓印下來，這是個力氣活兒，又非短時間能完成，是得有個年輕人來做。從張伯英的序言來看，《快雪堂法書》還拓印了不止一本，先後都被朋友要了去。最後剩下的一本，在1918年（戊午）冬天由張伯英裝訂成冊，並逐幅加以點評。點評的內容包括品鑑書法的優劣，指出真偽。這唯一帶有張伯英評語的《快雪堂法書》拓本後來被我曾祖父徐惠伯看到，他非常喜歡，張伯英很爽快地就送給了他。
徐長恩（1871-1943），字惠伯，號東僑，年少時與張伯英同學。後曾協助張伯英編輯《徐州續詩徵》和《黑龍江省志稿》，與張為一世的好友。據現在能看到的材料，1920年、1923年張伯英兩次回徐州。1931年、1933年徐惠伯兩次去北京，贈送《快雪堂法書》拓本應該是在這其中的一次。據親眼看到過這本《快雪堂法書》拓本的表弟孫向榮說，它是由兩片木板夾著，分五冊，有15公分厚。這樣看來它的體積、分量都不小，張伯英不太可能帶回徐州，極有可能是徐惠伯去北京時張伯英送給他的。 1918年10月，徐世昌（號菊人，又號東海）出任北洋政府大總統。他是光緒進士出身，對詩書畫都非常精通，懂得文物保護的意義，上任伊始便禁止任何人再去閱古樓拓印。張伯英把《快雪堂法書》拓本贈送徐惠伯後，自己手中已無一冊，再想拓印也暫無可能。“又禁拓矣”四字，透露出他一絲遺憾和無奈的心情。
《評語》到徐家之後
曾祖父得到《快雪堂法書》拓本後，妥善存放於家中。他在1943年病逝後，這冊拓本自然到了我爺爺徐中幹的手裡。1955年，爺爺病逝。當時我大姑在南京，父親在膠東半島部隊裡服役，二姑在濟南，叔叔更是遠在貴陽。看到徐州家中只剩下奶奶一人，大姑便力勸奶奶去南京跟自己一起生活。大姑徐縵華，1947年徐州培真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同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1950年全國高校調整，同濟文學院併入復旦大學，大姑又轉入復旦學習。1952年畢業，分配到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比較之下，也只有去南京是最現實和合適的，奶奶也就同意了。
奶奶大約是在1956年上半年去的南京。離開徐州之前她清理家當，該賣的賣，該送的送，爺爺留下的大部分書籍贈送給了徐州博物館。當時張伯英的次子張愷慈先生、徐州文化教育界名流鄭叔平的兒子鄭在陸先生都在博物館工作，他們都是爺爺的好朋友。奶奶這樣做，也可能是爺爺有過這樣的吩咐。需要留下的東西，仍舊存放在家中，包括那冊《快雪堂法書》拓本。我們徐家那時住在戶部山崔家上院，奶奶把門一鎖就去了南京。
以下的事情是大姑的兒子、表弟孫向榮對我說的：
奶奶在大姑家住了幾年後，生活各方面都已習慣，不想再回徐州了。於是在1960年，她和大姑一起最後回到戶部山老家清理物品。在確定要帶往南京的東西后，其餘的連同房子都留給了我二爺爺一家。奶奶是個懷舊的人，她帶回南京的東西甚至包括家中使用了幾十年的和麵盆、面板、擀麵棍、木凳、床板等物，其中還有那冊《快雪堂法書》拓本。“文革”期間大姑被隔離審查，家裡的書除了馬恩列斯毛之外都被沒收。大姑父悄悄地把《快雪堂法書》拓本藏了下來，使它得以保存。1986年我父親因事去南京，回來前大姑把《快雪堂法書》拓本交給父親，讓他帶回徐州。向榮表弟告訴我，他自己也愛好書法，當時還有些不太情願。大姑勸他說：“徐家的東西，還是還給徐家吧。”就這樣，《快雪堂法書》拓本在時隔了26年後，又回到了徐州。
讓我感到不解的是，這件事父親一直沒有對我說過。1986年我還和父親住在一起，常翻他的書架，也從未見到過這冊拓本。若不是後來表弟向我說起，我壓根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是父親覺得還不到告訴我的時候，還是有別的什麼原因？等到他晚年多病、記憶劇減時，他也不會想到再去說這種事了。
我有一個不太好的猜測，記得大約是在2000年後，徐州某報社發起了一個活動，鼓勵市民向所在社區圖書室捐贈圖書。那時我有了自己的住房，已經搬出去單住。有一天回去看父親，他很興奮地告訴我，說他響應報社號召，把家裡的書整理出一大摞，都送到了社區圖書室。父親在市圖書館工作多年，最巴不得廣大人民群眾多看書，看好書。我一看書架上的書還真是少了很多，再仔細一看，好麼，連我的好幾位大學同學還有朋友出書後送我的簽名本他都替我捐了。那時母親已去世數年，父親受此刺激，已經出現了早期記憶缺失、思維不太清晰的症狀。我非常擔心那次他會不會一時糊塗，把藏於某個隱蔽處的《快雪堂法書》拓本也翻出來，一同捐了出去。
父親去世後，他的住房我們租了出去，只是把書房給鎖上了。父親書架的下面幾層有不少牛皮紙裹著的厚厚紙包，是我沒有打開看過的，想著有一天去仔細找找。但是我哥哥大致整理過那些地方。據他說，情況不妙。
必須說到的蔣若是
1941年秋天，二十歲的蕭縣青年蔣若是到徐州讀書，和張伯英的第二個孫子張為和成為了同學和好朋友。應張為和的請求，張伯英還曾寄贈給蔣若是自己手書的長聯。1942年，蔣若是又到北京讀書，課餘時間，開始從張伯英學習書法。他後來回憶，“其時國家蒙難，敵焰方熾。餘以國難方殷，奔走救亡，不遑文事。其後即從事歷史考古，未能繼先生之業，於今思之，猶感愧赧。”
其實蔣先生用不著感到愧赧，他在歷史考古方面學有所成，後來成了國內有名的考古學家、古錢幣研究專家，解放後曾任河南洛陽博物館副館長、名譽館長。
我所以要寫到蔣若是先生，是因為他曾經看到過張伯英贈送給我曾祖父的《快雪堂法書》拓本，並且把伯英先生的評語全部抄寫了下來。1991（辛未）年是張伯英誕辰120週年，張為和寫了一篇《先祖伯英公誕辰120週年紀念文》，並打算編印祖父的書法集。他知道蔣若是手裡有當年的手臨本，就請附在書法集的後面。蔣若是照辦後，又寫了一篇後記：
勺老（張伯英字勺圃）精於法帖評審，然墨寶不易得。
《評語》為徐州徐惠伯先生舊藏，今已不知所在。
癸未冬借臨一過，今幸尚存。老友為和命錄附卷末，以為研習法帖者借鑑。四十年不習書，而今眼疾復深，茫茫然不能成字矣。辛未三月，若是又記。
從蔣先生的後記來看，他是在1943年（癸未）冬天看到的張伯英《評語》。而這個拓本至少在10年前就到了我曾祖父手裡，曾祖父又在1943年的春季就已去世，那麼蔣先生是在哪裡“借臨一過”？
有兩種可能，一是把《快雪堂法書》拓本送給徐惠伯時，張伯英將評語寫了下來，蔣若是抄寫的是這個留下的底子；二是經張伯英介紹，蔣若是到徐州找到徐中幹，從我爺爺那裡看到拓本並抄寫了評語。從文字的主語所指及語言的連貫性來看，後一種可能更大。
現在《快雪堂法書》拓本幾乎等於是失傳了，由於蔣先生當年的“借臨一過”，使我們今天還能看到評語的內容。在本文將要結束時，我選錄其中幾則，來見證一下張伯英先生在鑑定古碑帖時是怎樣的目光如炬。
顏真卿書下批：細參《爭坐帖》及《祭季明稿》，當知此等顏行之不可信。
蘇軾《天際帖》下批：是東坡佳作，自“登臨觀覽”起均非蘇書。
蔡襄書下批：筆致研潔，然未必忠惠。
米芾《魏武帖》下批：元章何至有此惡札？殊為全帖之玷，大可撤去。旌德姚氏刻白雲居米帖，連篇累牘，無一真筆，此書是其首選。元章固多贗跡，何鑑者盲於心耶？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下批：十三跋喆喆有名，餘終以文字淺陋為疑。
趙跋《快雪時晴帖》下批：趙跋摹刻最精，遠出墨池本上，郭蘭石極賞之。
注：《伯遠帖》《中秋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快雪時晴帖》在國民黨敗退時被帶往臺灣，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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