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於“立三路線”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城市鬥爭採取盲動主義，搞飛行集會、遊行示威、散發傳單，準備暴動，致使黨的地下組織屢遭破壞。
就在這一時期，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彭真、中共軍委系統的薄一波和劉仁等三十幾位同志，在天津被國民黨憲兵司令部逮捕。黨組織指示，盡一切努力營救這些同志。擔任此項工作的是張友漁。
張友漁1928年受中共順直省委指派，來到閻錫山佔據的天津，利用蔣、閻之間的矛盾進行統戰，搞情報，開展營救的工作。張友漁利用和天津市長南桂馨的特殊關係，打進市政府，任秘書處第三科科長。
經過周密思考，張友漁決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長崔廷獻建議成立“自新院”。當時，國民黨將他們所謂“罪行”重的政治犯關進監獄，輕的就關進另外設置的機構。各地均設有“自新院”，閻錫山在山西也設有“自新院”。張友漁正是要藉此把被捕的三十幾位同志轉到“自新院”，表面上要他們悔過自新，實際上是把這些同志弄出監獄，以便進一步營救。
崔廷獻接受了這個建議,決定在天津先成立一個“臨時自新院”，並委派張友漁負責籌辦。
張友漁當然不負“重託”，“臨時自新院”很快籌備就緒。院址選在海河金湯橋附近奧租界的一座小洋樓，被判三年以下徒刑的政治犯(除判重刑的彭真同志外，包括薄一波、徐彬如、李運昌、劉仁等被捕的三十幾名地下黨員)被移送到這裡。
“臨時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較好，兩人住一屋，各睡一張小鐵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麵。除了文書、會計、事務等幾個非國民黨員的管理人員，只有幾個警察輪流站站崗，政治犯在裡面可以自由活動，只是不能外出。院長是信仰佛教的老知識分子周克昌。此人雖不贊成共產黨，但也並不仇視。選用這樣的人當院長，有利於地下黨開展工作。張友漁兼任副院長，明為加強管理，實際是為了能直接掌握情況，便於營救工作。
如何營救這三十幾位同志呢?由於國民黨內部矛盾激化，此時,閻錫山被迫放棄北平和天津，
由張學良接管。張友漁明白，隨著政權的移交，自己也將失去市政府科長的職位。因此，必須迅速把同志們營救出來。他心急如焚，苦苦思索，終於想出條妙計。
有一天，他走進市長辦公室，假借談工作，利用一個適當的時機，以激憤的口吻說:“我們是得撤退了。我們是被蔣、張擠掉的，我們不能就這樣輸下去。不能讓張學良撿了便宜，把天津輕易地端過去。那些政治犯，我們不交給他們，把他們放出去，讓他們跟蔣介石、張學良搗亂，這對我們不是很有利嗎?
這一番話，很中崔廷獻的意。他問具體怎麼做。張友漁建議說，把“臨時自新院'撤銷。理由是，這只是個“臨時”機構，任務完成了，就可以撤銷。崔廷獻覺得這個辦法挺好，就下達指示說:“你和周克昌寫個書面請示，就說這些人經過一段時間學習，表現挺好，刑期也快滿了，可以釋放，‘臨時自新院'也可以隨即撤銷。”
張友漁迅速起草公文，與周克昌共同簽署後送交市政府，崔廷獻立即批准。就這樣，在奉軍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這個臨時自新院就閃電般地摘了牌撒下崗，地下黨三十兒位同志被立即釋放。
撤銷“臨時自新院”雖然是個妙計，可也是一步險棋。它利用了閻錫山與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矛盾。張友漁很清楚，張學良進天津，國民黨蔣派的市黨部必然立刻恢復，他們對共產黨組織是決不會放過的，對這件事一定會追查，於是便隱避在法租界的六國飯店。
果然，蔣派國民黨市黨部恢復後，其宣傳部長得知“臨時自新院”撤銷了，政治犯被全部釋放，便打聽張友漁的下落，要緝捕他。黨組織及時獲取了這個情報，立即指示他東渡日本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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