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6月16日在杭州舉辦的中商智庫成立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德水局長，各位領導，尊敬的到會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首先要熱烈祝賀中商智庫在今天的大會上正式成立，也借這個機會按照邀請方的約定，就供給側改革與經貿發展談一下自己作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供給側改革的全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這裡面非常關鍵的是結構優化問題。這個概念現在十九大的表述，是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在十九大之前，中央已經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述為戰略方針，既然是戰略方針那就不是一般的方針，是事關全局和長遠的，整個現代化戰略，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基本的概念，我認為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改革開放那個“改革”，那個“生產關係自我革命”在深水區的承前啟後和繼往開來。這裡面的“供給側”，首先強調的是落在改革上的有效制度供給問題，要在改革必須攻堅克難的這個階段上，把我們遇到的所謂“利益固化的藩籬”這種制約衝破。它在改革實質性推進方面，一定會首先碰到我們的利益格局、整個制度結構，到底怎麼樣優化的問題，要啃這個硬骨頭，要敢於涉險灘。以供給側的有效制度供給，通過結構優化所帶出來的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目的就是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繼續使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超常規發展，一直推進到在強起來的時代我們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
在實際生活中，顯然這樣的改革連接著我們所必須追求的制度創新“最大紅利”。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以及資本這些供給側要素，在前面我們經濟起飛階段（實際上也是粗放發展階段）形成的比較優勢，現在在褪色，在滑坡，必須有新的動能，就是中央現在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在供給側通過要素結合狀態的升級，使“科技第一生產力”和我們制度創新的“最大紅利”因素，保持中國繼續超常規發展。要以理性的供給管理，“守正出奇”地支持這個超常規發展過程，我覺得這是可以最概括地掌握的十九大給我們的主線上的指導精神。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的提高，是要通過供給側改革達到的，這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實際上就是來支持中國必須解決的升級版的高質量發展。這種創新發展和以其作為第一動力的高質量發展，又是在各位朋友現在已經有深刻印象的全球化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現在實際上成為非常重要的全球化方面的支持力量。因為實際生活中各種矛盾的運行，使全球化的主流旁邊又出現了逆流，而我們現在所理解和認識的全球化，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基本哲理、基本趨向的，實際上追求的就是中國要在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中以共贏的邏輯和實際的推進過程實現和平崛起。這就必須說到經貿。中國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伴隨著供給側改革這個主線向前發展，必須是尋求和平發展中的和平崛起，經貿就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的經濟體形成實際生活中間的互惠互利，尋求共榮共贏的具體的經濟運行機制。我們供給側的產出，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都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商通天下”的現實必要性來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各個經濟體之間的商貿，早就存在了幾千年，而現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給我們帶來的機遇，是實際地擺在世界各個經濟體面前的，但這裡面的矛盾又不可避免。我想，中國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現代化主線來處理好經貿發展，應該客觀地看到兩大層次。
第一個層次，首先是以經濟學理論上所說的比較優勢來解釋經貿活動的認識。各個經濟體都有長有短，哪怕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它也有它的短板，在互通有無這個方面，實際上中國和美國在前些年的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高端為主、一箇中低端為主的相互之間的一種均衡關係，有人稱之為“中美國”。這兩大貿易伙伴之間，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互通有無的經貿規模在不斷上升。這個層面上的理論解釋，就是資源稟賦條件不同，各有各的比較優勢，中國的中低端的產品大量輸入到美國，使美國的社會成員以比較低的成本得到這些產品。美國比較高端的產品中國願意買，它只要能賣給我們，中國都樂於接受，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得到好處的。這個層面上，中美如此，中國和歐洲、和日本、和其他的經濟體，都是這個道理。這個層面更多需要我們把握的，就是怎麼尊重和順應市場規律，中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更好地認識了所謂市場經濟怎麼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非常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怎麼調動千千萬萬分散企業的潛力和活力。
但是光講這個層面又不夠了，現在大家都關注的中美貿易戰，需要在另外一個層面得到理論解說，就是在各個經濟體之間，現在人類社會還必然區分的各個不同主權國家之間，還實際存在著所謂“叢林法則”和以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的東西。看起來中美之間發生的問題現在是貿易戰，但貿易只是中美關係整個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冰山之下是什麼？是中國現在總量上走到了全球老二，老大從叢林法則這樣的利益考量出發，必然要打壓中國。中美之間實際在這方面的較量形成的這種博弈，絕對不只是表面的經貿問題，經貿連接著的是水面之下的兩國之間的綜合國力、製造業實力、科技創新水平的比拼，以及金融方面支撐力的比拼，還有硬實力旁邊的軟實力的比拼。實話實說，最近幾個月情形的演變，已經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雖然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了這麼幾十年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現在和美國還遠遠不在一個最終對決的平臺之上，明顯的道理是在這方面必須承認自己的短板：一箇中興事件使我們看清楚了在一些關鍵的地方，打壓我們的力量可以對中國一劍封喉。但是在這個局面裡我們的希望之所在是什麼？中國現在走的是上坡路，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從綜合的、整個的趨勢來看，它是在走下坡路，所以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鄧小平當年所說的“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表述，大家還在繼續理解，他的戰略思維的高水平，我們現在進一步感受到了。既然中國現代化現在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當下所特別需要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不是急於要去跟美國對決，我們就是要在戰略和策略上掌握好，必須認清的中國要通過超常規發展、通過趕超戰略最後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在這方面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美國打壓中國是必然的，鄧小平說同時我們要繼續堅定地和美國、和西方世界搞好關係，不要看重這點小風波。中美貿易之戰現在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總體的戰略思維我們要如實承認自己的短板，要有理有力有節地回應美國的壓力，他那邊宣佈500億關稅規模了，咱們這邊馬上有回應，但總體來說不是要在這個地方像有些極端的說法，“寧肯戰死不當美國奴”，那是一種極端化的錯誤思維——你要戰死了就沒有中國夢了，所以就必須注重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那麼我們的作為在哪兒？供給側改革告訴我們，我們要利用自己的一切潛力和活力，在比較優勢戰略的旁邊，堅定不移地掌握好“理性供給管理”的趕超戰略。這個趕超戰略在實際生活中，已經體會到了我們和外部世界的差距在縮小，我們想通過追趕走到趕超，但現在已經看清楚的我們一些短板方面，比如芯片，我們又不可能一年兩年就追上人家，但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行不行？這就是實質的問題。既然依靠比較優勢戰略不可能解決真正高端的這種技術產品的互通有無問題，人家千方百計要按照叢林法則打壓你，在這個制約下，我們就要用趕超戰略爭取實現必要的突破，而且這個突破在認識市場這方面，我們已不能簡單地延續“兩彈一星”式舉國之力突破那樣的已有經驗。兩彈一星的突破和我們現在芯片上要追求的突破，有共同點，但也有明顯的區別。像芯片，特別要培育市場批量化生產能力與競爭能力，要積累大量的企業團隊經驗，這種經驗，這些know how，這些在技術方面必須解決的能夠對應市場化、產業化、批量化的要求，以國際經驗來說，往前看還總得有個5年到10年的過程。我們現在既然看到了這個短板，處理供給側改革中的經貿發展，我們的供給體系在這方面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對外交往問題了，需要我們國內市場上，本土的企業界的朋友和政府方面所有可以調動的力量，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尊重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面對全球競爭的同時，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還是要回到供給側改革我特別認同的“守正出奇”的這個要領。守正就是面對國際市場全球化，我們必須充分地尊重市場，在某種意義上講順應、還要敬畏市場的力量，但是並不是簡單地靠市場上的互通有無，我們就可以解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問題，有效市場旁邊，還要加上有為和有限的政府，這種有為和有限的政府作用，一定要落在以實體經濟的發展和升級形成中國和平崛起根本支撐的這個層面。整個的供應鏈我們要納入供給側改革的系統工程以後，廣集眾智，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在與美國爭取“鬥而不破”中，尋求必要妥協中新的平衡，繼續推進中國現代化的追趕。這需要以中央所說的“兩個沒有變”作為基本的支點：我們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它有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只是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前半段，是“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這是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只有掌握好這個最大實際才能牢牢把握我們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如此這般，才能夠決定我們要保持好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另外一個，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供給側改革和經貿發展，必須在這“兩個沒有變”的基礎之上，我們以供給創新來調動一切的潛力與活力，最終把所有我們可用的這些要素結合好，落到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昌盛和相伴隨的我們貿易發展的“商通四海”式比較優勢層面上可以促成的經濟活動，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而我們自己實際的追求，就是既要有比較優勢的發揮，又要有我們保持戰略耐心的趕超戰略的貫徹實施，一以貫之，要在今後經過幾十年奮鬥，2035年爭取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在1949年到19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所以，我理解的供給側改革和商貿發展，是其所連接的不止於商貿，是把商貿和整個中國的供給體系結合在一起，把整個戰略裡面的思路和要領結合好。
我們要在強起來的新時代，以實體經濟的創新升級和繁榮昌盛為根本，在座的企業家朋友，你們都可以一展身手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並結合我們商貿發展的“商通四海”這樣一個持續過程，在追趕-趕超過程中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為中國的現代化，來共鑄輝煌。我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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