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中國建設報與碧桂園合辦的房地產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宋部長，楊主席，杜書記，童會長等到會的領導，尊敬的各位嘉賓朋友，大家好！我很高興能參加今天的論壇，借這個機會自己以研究者定位來和大家做個交流，主題就是關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形勢展望，還有住房租賃市場的前景。
剛才宋部長在講話裡依據十九大的精神，從統領全局的視野，強調了怎樣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求有多樣化的住房供給。我們也是要在這個視野之下，首先看一下中國從住的這個角度的供給，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態勢。2016年按照國家統計局第一次正式公佈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1%。過去大家都熟悉的每年中國城鎮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出來的那個指標顯示的結果，現在繼續公佈——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現在是約57%這個水平了。這兩個指標如果評價起來，更真實的是要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因為實際上我們前面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間城市區域的常住人口迅速增加，累計已經有差不多三億人從農村區域到城鎮區域來定居，都是常住人口了，但是這裡面的絕大多數，兩億多人，現在沒有取得城市的戶籍，即他們沒有得到市民化的一視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所以，如果按照這個57%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來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它裡面是隱含著很大一塊欠賬的。要補上這個欠賬，就要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發展。如果說前面這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確實也沒有能反映出一個常住人口的動態變化，那麼我的傾向就是這兩個指標可以中和一下，取個平均值，即50%以下。按照國際經驗，一個經濟體城的鎮化率（也就是城鎮區域人口和整個經濟體全部人口之間對比的相對數叫城鎮化率），它的發展有一個所謂的納瑟姆曲線，我們也可以稱為城鎮化演進曲線，是根據經驗表現出來的一個淺S型的上升軌跡。中國現在如果按照不到50%來看，它正好是處於現在這個曲線上標識的高速上升階段，中間位置的左方。也就是說，中國整個的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現在走了不到一半，是這樣一個實際情況。按照國際經驗，城鎮化率要一直走到右面城鎮化率70%的位置上才可能出現一個拐點，這個淺S型中間下凹的曲線變成右側上方一個上凸的曲線，右邊的發展中城鎮化率還會上升，但是它就走得比較緩慢了。
這個大體上70%左右才能轉入新階段的情況，如果我們看看日本，八九不離十。日本房地產曾經高速發展，後來大家知道有一個它的“泡沫破滅”，那是在城鎮化率達到77%這個位置上出現的一個大調整，房地產價位大幅回調。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現在如果處理得好，沒有任何理由很快出現日本式的那樣一個明顯回調。我們現在如果說走在中間的高速上升階段的前半期，後面至少還有二十幾個點是高速發展階段，那麼一年上一個點，我們還要走20年以上。20年以後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按照十九大的部署，是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後了。這個過程中，一年上一個點從經驗上看差不多，在這個高速發展階段上，未來粗略地說還將有差不多四億農村居民要轉入城市定居，而且現在明確要求要讓他們市民化，要讓他們能夠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市民待遇，這是人民美好生活實實在在的需要。
這裡面的矛盾是什麼呢？就是十九大強調的，我們供給這一側不平衡不充分，而且這個不充分主要是由不平衡帶出來的。那麼首先要認識清楚不平衡是結構問題，是看起來咱們現在有了這麼多的供給，但供給的分佈往往有突出的矛盾。結構上的表現我們可以注意到，現在中國的城市區域已經完成的不動產包括住房，統計上看已有相當大的規模，近人均40㎡了，但是它的不平衡表現在哪兒呢？各位可能已觀察到這個現象：一方面有所謂“房叔”、“房姐”、“房嬸”，一個人手裡幾十套房，上百套房，另外一方面有大量進城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順利解決住房問題的“低端人群”，這個概念現在說起來有點諷刺意味和牽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十九大剛剛開完，都在討論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時候，令人不安地在首善之區北京出現了一個大家都覺得表述上就有問題的“驅離XX人口”。那些人所居住的條件應該講是相當差的，但好歹他們過去還能居住，大家一起合租一個地方，在裡面條件不好，確實還有火災隱患。要解決這方面的安全問題，方向完全正確，但是由於我們種種矛盾問題交織在一起，包括我們的“制度結構”所決定的工作系統現在行為方式上的缺陷，公權在手去解決問題時似乎可以非常任性，非常蠻橫，“真刀真槍，刺刀見紅”完全不講常識，可以在實際工作中把共產黨過去強調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拋到腦後去解決所謂安全問題，結果就出現了大家非常不安的不良狀態。現在必須正視這些矛盾的問題。社會上一個完整的住房體系，怎麼樣形成一個“全光譜”，使各種各樣的社會成員，各種類型的需求都能在裡面得到“住有所居”的有效供給？
剛才我跟楊主席交流的時候，楊主席特別強調了對農民工的關注。現在農村區域很多人要找自己的發展機會，要進城，我們稱為打工仔，農民工，這是帶點荒唐意味的，人家做的實實在在的是城裡的工作，怎麼叫農民工呢？就是戶籍還在農村。“農民工”帶來什麼問題？他們在城裡不能很好順利解決自己的居住問題，他們的孩子是跟不進來的。所以，留守兒童現在全國至少七八千萬，這些留守兒童跟父母分居的情況動不動就是大半年、一年、兩年，這些情況都是我們不平衡的矛盾的具體體現，必須解決這些矛盾。在我們現在看，中國的城鎮化還有極大的可觀的發展縱深，城鎮化伴隨著的還有我們的工業化，以及我們的高科技化。實際的過程從正面講，就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人口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我們的市場潛力、市場魅力已經非常清晰，我們再往前走幾十年，就是在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中伴隨著我們工業化的升級發展，中國製造——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傳統的製成品的“制”，要上升為中國智造——智慧的“智”。還有“中國創造”，伴隨城鎮化過程我們有一輪一輪基礎設施的升級換代，建成區的擴大，各種各樣公共工程的不斷建設，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一二三次產業互動中，我們整個現代化推進中，從實體經濟層面結合金融支持，不斷升級換代的發展，還有就是人力資本方面一輪一輪的培訓和人力資本綜合素質的提升。這些是中國在釋放需求，彌合二元經濟，同時我們可以得到的是全球有效供給的回應。我們全面開放，和全世界做生意，通過和平的做生意的方式，尋求共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道路上由此來實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所以，這樣一個城鎮化的發展縱深，確實就聯繫到剛才宋部長強調的我們整個發展戰略，中國全局的現代化的過程——是這樣一個我們要進一步認清的實際背景。
如果按這個背景來說，中國商品房市場畢竟是房地產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它在供需互動中間最大可能性是什麼呢？就是按照國際經驗和我們自己觀察到的情況，跟著這條納瑟姆曲線，按均價形成的房地產、住房市場的景氣水平，一定是個上揚曲線。在沒有完成這個高速發展階段之前，只要我們自己不犯低級錯誤，這個上揚曲線的基本模樣沒有任何力量能改變。同時這裡面必須注意，怎麼讓它健康發展，減少整個上揚過程中我們已經感受到的“大起大落”。面對壓力，政府沒有別的辦法，已經做了至少三輪的嚴密調控，但是總體來說只取得了治標的結果，沒有取得治本的成效，我們希望在這方面能做得提高水平。按照中央的說法，要通過基礎性制度建設形成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那麼我們就要討論一下這個長效機制之下應該提供出來的不動產的供給體系，它的多樣化問題。
房地產是適應人類社會發展需要的一種供給，實際的需求這方面是非常多樣化的，而且是要在升級的軌道上按照客觀規律使升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這種應當多樣化的供給體系來滿足的房地產需求，從大的分類商來說至少是有工業的，商業的，住宅的，還有行政和軍事的。工業我們可以知道要區分為廠房和園區。商業的可以區分為單一用途的和綜合體的——這些年中國很多的城鎮區域越來越多建的是綜合體，西方歐美早就發展的那個ShoppingMall，在中國現在越來越多表現為這種形式。那麼到了住宅呢？就要區分保障軌和商品軌。
保障軌上的保障房過去有廉租房、公租房之分。實際生活中現在我觀察中央和管理部門的基本意圖，是要把在具體操作中劃不清界限的廉租房、公租房合成一個概念就統稱公租房，這是解決最低端社會成員的租房住需要。上面就有保障軌上的共有產權房了，而這個共有產權房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咱們實話實說，中國在需解決住房問題的相對低端的社會成員方面，最典型的是大學畢業生、年輕白領。這麼多年來大學不斷擴招，有越來越大規模的大學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碰到了怎麼解決住房的問題，而且還碰到一個很現實的所謂“丈母孃制約”——這個不能否定：中國社會已經形成的心態，是在某種場景發生的時候，比如小夥子大學畢業以後，職場中很快碰到心儀的女朋友談婚論嫁的時候，在這種場景下人家女孩子的家長說，小夥子你要沒有一個100平米的產權房的話，你休想把我們家閨女娶過去。這種情況經常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制約。過去的實際情況，是這個大學畢業生他不屬於咱們所說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供給對象，也沒有別的渠道解決自己怎麼拿到有產權證的住房問題，他只好通過啃老，通過東挪西借，到商品房市場的低端去爭，既使能把房子買下來，他也很可能是做“房奴”，是很痛苦的狀態。共有產權房那就是在“夾心層”需要的供給層面上，形成一個非常體面的有效供給，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到的房子，是有產權證的，但是制度框架下實際是部分產權，另外一部分產權在政府那裡。你如果拿到這個房子以後想轉手，那對不起，第一買者是政府方面，不能隨行就市。這個規範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就是封殺這種房子的套利空間。在過去所謂“經濟適用住房”的概念之下這個套利空間把我們害得夠苦的，五花八門都叫經濟適用房，實際上裡面的漏洞防不勝防，很多時候就變成了政府以公共資源想給低端人口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實際生活中卻扭曲變成了政府花錢的實際效果，變成了被另外一些收入比較高的人群通過種種辦法拿到房子以後去享受升值溢價的好處。這就是有好的動機沒有取得好的結果。現在看得出來，保障房這個軌道上主打的就這兩種形式了。一個公租房，一個共有產權房。它對應的是最低收入階層和收入夾心層，而且要把原來五花八門的經濟適用房等等實際的那種扭曲空間封殺，這件事總結經驗以後已有希望好事做實，實事做好，做得更有水平了。
另外一軌就是商品房，這個概念肯定也要全光譜：普通商品房，中高端的商品房，乃至高端的商品房，乃至非常好的那種獨立院落的別墅，都是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據我所知，碧桂園過去在商品房的中高端做得是相當不錯的，現在已是世界500強。誰也沒有想到在不太長的十幾年的發展中間，能達成這樣一個局面。現在碧桂園顯然是注意到了，在供給體系的低端，它可以利用自己已經形成的豐富的房地產開發的經驗來提供帶有一定保障色彩，但實際上首先是跟商品房的那個現在要發展出來的租房市場相對接的這種供給產品。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多樣化”經驗的總結和供給形式的豐富。但至少現在，對於年輕白領來說又多了一個選擇，你只要能夠在市場上供給的長租公寓裡找到與自己對應的供給產品，比如碧桂園新推出的產品，就可以比較愉快、比較順利地解決自己職業生涯初期“住有所居”的問題。以後你收入上升了，你或者走共有產權房之路，或者直接出手買商品房，那也是多樣化的選擇。原來低端的短缺，供給的不足，供給形式不能適應需要的狀況，是很需要這種有效供給去填補的，把它做得更符合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當然，實際生活中大家現在也注意到還有商住兩用房，它到底怎麼樣進一步合理發展，也值得進一步探討。還有行政軍事方面的房地產。這樣一個多樣化的類型“全光譜”系列，在實際生活中我覺得應該明確一個基本原理：雙軌統籌情況下，除了保障房、特殊用途的行政和軍事的房地產之外，都應該充分運用房地產市場這個配置機制。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總體的資源配置中，市場要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我非常贊成剛才宋部長強調的這個核心觀點，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認識上實現的一個突破。從鄧小平南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時所說的市場資源配置中間的基礎性作用，上升為決定性作用，那麼所謂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你不要想取代市場自己唱主角，充其量政府應該是在這個大市場旁邊的配角。但是在某些特定的領域、特定的事項上，又不是市場決定一切，到了保障軌上，到了提供社會的公平正義法制環境方面，到了特定的扶助弱勢群體方面，政府往往要發揮主導的作用，這就說到了一個我們要在供給側改革裡處理好的政府市場的複雜關係。總體而言，到了商品房市場運行中，市場決定性作用是無可懷疑的，保障房的建設在實際開發中也可以對接PPP，那麼就是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種機制來個市場兼容。
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中國的市場，前面所說的它如果從景氣來說演變大趨勢，實際成交價格的均價是一個上揚曲線。我們近年看到的這一背景下的實際變化，是在波動中，明顯地大起大落，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長效機制，治標不治知本。三輪調控中間已經看到有兩次個異峰突起的一線城市帶頭的峰值區域，2012年到2014年這個時間段，前邊先走過一個低谷期，以後出現了一個上升，上升的時候分化特徵比較明顯了（不像前面那一波，一二三線城市間的差異不大）。2012年以後就已經明顯出現分化，到了2014年回調的時候，有人驚呼說中國房地產市場要崩盤，要出現一去不回的拐點，當時我們說不能同意這種看法，雖然那個時候的調整已經看得很清楚，市場分化的格局前所未有地清晰化了，但是總體來說這是一個波動中的調整。果不其然，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特別是2016年以後，一、二、三線城市的三條曲線又一起往上走，現在從高峰期往下走一線、二線城市，調頭向下並不是市場作用，而是行政手段硬壓下來的。前面大家注意力還放在所謂去庫存的時候——在2016年年初的時候這還是宣傳的主基調，跟著的是一線城市帶頭，很多二線城市迅速跟上的市場房價迅速上升，熱度已熱得烤人。“冰火兩重天”格局中火的這邊社會出現關於房價急漲的普遍焦慮，政府別無選擇，所以，才出現“930新政”以後一線城市帶頭用行政手段硬壓下來的成交均價調頭向下。很多二線城市、2.5線城市，出現同樣的形勢以後也是別無選擇。所以，從一線城市帶頭現在50多個城市以最嚴厲的限購、限價、限貸這些措施，硬把成交中的景氣壓下來了，這不是長久之計，但現在是別無選擇，必須這樣做出新的一輪行政手段為主的調控。這樣做副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顯然已經傷及了一些剛需和改善性需求。老百姓的反應也是喜憂參半，有些感覺房價真的往下調了，穩定了，但其實“大起大落”過程中的起伏可能正在放大，如果沒有新的長效機制加進來，大家以後的焦慮仍然可以推測的。現在已經出現的擔憂是什麼呢？有一部分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另外一部分需求現在還沒有著落。比如商品房市場上現在南京、成都，不得已以形式上控制房價、但是以搖號方式去出售新的樓盤。比如一個新的樓盤有一百套房子，對全社會公佈信息接受大家報名，報名的可能有一千家，但隨後碰到一個坎，政府宣佈，兩天之內每一個申請購房家庭必須把兩百萬資金打入指定賬戶（這是參加搖號前提條件），有些人兩天裡湊不齊這兩百萬，自然就被排除掉了，比如一千個報名者，最後只有500個成為正式有資格參加搖號的購買者，搖號時大家也會一起看著，一百個號搖完以後，剩下的400戶沒有任何希望了，但是前面搖中的100戶可是歡天喜地的：這個樓盤周邊的均價已經是5萬一平米了，政府硬壓到2.5萬，這叫控制房價。誰搖號中搖到了，天上掉下個大餡餅，非常高興，但你想想，沒有拿到號的那400個家庭做何感想？有的人非常氣憤地說這是政府之恥，弄得百姓買商品房都要像參加賭博一樣來撞大運。所以這絕對不是長久之計。
我們現在看到上述情況，在實際生活中就要注意切實提高調控水平，硬道理就是在“冰火兩重天”的挑戰之後，長效機制的打造必須擺脫原來打擺子式的行政手段為主的調控。不要看現在這麼多嚴厲的措施加上去有些效果，過去的經驗早已經表明它不能長此以往，到一定的時候一定會往回找，往回找的時候，又是另外一端的焦慮。我們現在在滅火，火的旁邊還有冰，冰的情況也要解決。總的看，基本出路就是要貫徹中央的精神抓基礎性制度建設，這包括雙軌統籌的住房供給體系，也包括土地制度、投融資制度的改革，還有根據中央精神加快立法推出房地產稅的調節機制。
伴隨長效機制建設，住房市場的多元化供給方案定製化是順理成章、方興未艾的。今天我們參加的活動，印象最深刻的是長租房市場的發展建設。租房市場是適應“全光譜化”要求的一個組成部分，使全體社會成員住有所居，在全光譜上，可以列出保障軌的最低端：在我們所說的家庭住房之外，還要有最低端的社會救濟型的養老院、孤兒院、收容站所；一般而言的低端就是前面說到保障軌上要主打的兩種形式即公租房和共有產權房；再到了市場軌上面，中層有普通商品住宅和商住房，中高端有聯排雙拼的別墅，高端的公寓房和學區房，最高端當然是獨立別墅。中國典型的高端獨立別墅可想想杭州西湖邊上的獨立別墅——政府不供地了，已經形成的就是那麼一些了，那一定是在收入最高等級的真正富豪那個層面上大家去爭奪頂級富豪出手不論是由自己買來產權，或租來使用權，這樣一種對高端的爭奪在一個市場體系裡，是無法把它排除掉的。當然，我們現在更多的注意力一定要首先考慮託底，這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當務之急的託底，在託好低端的底以後，市場軌上我們就要看看租購併舉問題。
按照中央的精神要進一步處理好各種細分的住房供給狀態的問題。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落實這一精神，除了有彈性空間使房產投資形成產權房之外，住房租賃市場的健康發展也勢在必行。多主體，多渠道，然後供給多元化。多元化的供給裡有多種形態、類別、模式，發展租房市場既要有商業化金融的支持，也應該考慮適當配上政策性金融支持，使它多元化。
因為這個租房市場按照我的理解，包括低端的公租房——這顯然是租房，但它不是簡單地直接跟市場對接，要有政府在這裡面做出特殊的一些由其牽頭所做的超乎市場力量的管理。比如說在一個特定的政府轄區之內，對公租房的來源看，如果房源不足，那麼必須由政府以一定的財力“補磚頭”趕快建一部分公租房；如果有比較充裕的市場上的房源，政府就可以以資金“補人頭”，沒必要建新房了。房主照樣是按原來的市場價格出租，但是政府把低收入人群所能承擔的低房租和市場價之間的差額，以政府採購、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把這個錢直接支付給房東。受益的低端人群是“只見數字不見錢”，他被告知道政府協調好了以後，由他入住這樣的公租房，“補人頭”的方式就使他住有所居了。這樣在管理上可以杜絕很多的漏洞——你如果直接把現金髮放給低收入階層，你讓租房人自己拿這個錢看著辦去租房子，很可能出現偏差。實話實說，過去咱們在扶貧中就有這種體會：你把現金給了扶貧對象，他可能一下子喝酒喝酒過了頭，甚至可能有一些不良行為如去參加賭博，或者被誘入什麼騙局。政府採購、直接支付“補人頭”的錢給房東而安排低收入家庭入住，就把好事做實了。政府這樣一些管理方式是必須付出管理成本的，但是能夠把低端公租房真正準確地落在應該扶助的低端人口住有所居上。
到了商品房的軌道上，我們也應該注意市場化的租房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比如大家設想一下，如果完成立法以後——開徵房地產稅的情況下，很多有多套房的房主的選擇是什麼？或者把多餘的房賣掉，或者把房子投入租房市場出租以對沖稅負。不需要投入租房市場會一下子就湧現出來一大批房源的有效供給，供需的情況就會得到很好調整，既減少了住房的空置率，更好地優化了社會的資源配置，又豐富了住房供給側的品種。這些住房的房車收租金，受益的人是在商品房的租房軌道上選擇自己滿意的房子，以租的方式入住。租房市場上的這樣一種市場調節，需要政府更多給予引導，主要就是信息與規則。要防止房主在租房市場上把租期弄得非常短，比如三個月就調一項房租，大家心裡就非常不踏實，要促進社會和諧應該由政府維護一些規則，比如說房租波動區間多大，信息要讓大家都心裡有數，租房具體的條款上應儘可能中長期化、穩定化，多提供長租房。在實際生活中，政府這些信息服務和市場規範建設及其監督做得好的話，這個租房市場的發展很有可為。如按我們設想的情景推出房地產稅的情況下，不像有些人說的會使房東把房地產稅轉嫁給租房者即把這個房租拼命往上抬，因為那時候會一下多出很多原空置房的入市供給，改善供不應求局面，市場的力量會使房東這邊想抬房租而抬不上去。
另外，實際上租購併舉概念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同一家庭發生的情況：一個家庭有自己的產權房，但是因為目前階段上對居住地段的考慮，比如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非常普遍的小孩就近入學的考慮，原來買的房子地段不合適，那麼原來買的房子可以租出去，租金拿來以後再到這個學校旁邊自己另外租房住，這不也是租購併舉嗎？市場上多樣化地使大家有效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居住條件，應允許有的一個彈性空間。
碧桂園所做的貢獻，就是在多樣化的市場租購併舉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有責任、有追求、有擔當、有影響的民營企業，很好地找到了在整個住房供應相對低端的長租市場上，自己的創新定位。像碧桂園這樣的企業原來已經積累的房地產方面的專業知識和運營經驗，我相信這種對於長租市場，特別對於年輕白領提供有效供給的這樣一個開發，一定能夠產生非常積極的社會影響和正面效應。企業當然是在商言商，但是有追求、有品位的企業，一定要把自己在商言商的行為融入到化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優化結構、提供有效供給的創新發展過程中。對碧桂園和類似的房地產企業的這種新的努力，我們應該方方面面共同來形成更好的一種政策環境。大家從不同視角，共同探討怎麼使中國的整個房地產有效供給，能夠按照中央的精神形成更高水平，更好地滿足人民需要。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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