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體系，可在關於需求是原生動力的認識基礎上，強調人類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的創新成果，都發生在供給側，並由此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表現為“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階躍型的文明進步。代表原主流經濟學動力認知成果的“三駕馬車”認識框架，並未完成對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任務，必須把“三分”框架的認知邏輯延伸、傳導到供給側，並在“非完全競爭”假設下，聚焦於“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複雜性，系統化認知和把握複雜的結構問題及其優化機制問題。在供給側可形成基於五大要素（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與管理）的創新動力機制理論模型，並應特別注重後兩項要素在“全要素生產率”中的重大意義與作用，以及前四種競爭性、流動性要素在制度保障下充分流動的條件與潛力、活力釋放。在中國現代化追趕過程中，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有對“守正出奇”超常規發展戰略的正確把握，必然涉及一系列帶有“雙軌制”特徵的特定製度與機制安排，極為關鍵的是在通道比較狹窄的“歷史三峽”衝關期，解決一系列衝破既得利益阻礙、攻堅克難的問題，使“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有機結合，能夠支持“守正”前提下承受風險考驗的“出奇制勝”。
關鍵詞：新供給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動力體系
理論的特點是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正確的理論認識可以服務生活、燭照生活和引領生活。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對於理論創新的努力，來源於我們作為研究者對於社會責任的認識與擔當。在此概要討論相關基礎理論研究中，新供給經濟學視角形成的關於經濟社會發展動力體系的認識框架。
一、需求側原生動力，以及實質性創新成果在供給側的形成
人類社會的經濟運行，是以供給不斷滿足需求的循環所形成的資源配置，需求是原生動力，並且需求有不斷升級的內在取向，永遠不會完全滿足。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響應機制，是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生產經營活動，只有這種供給活動中的創新及其成功，才能夠適應需求（用戶體驗）的不斷升級。
在具體形態上考察，需求側是“永新而無新”，有需求意欲得到供給之滿足的社會成員，即為“用戶”，社會上的眾多用戶，其本身並不知以怎樣的創新才能夠使合乎意願的可消費成果提供出來；
人類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的創新成果，都是發生在供給側，即發生在以生產經營活動提供產品與服務的領域。結合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歷史回顧。可得如下階躍曲線（見圖一），以及與時代特徵、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形態）相關聯的創新發展一覽表（見表一），體現的是供給側創新帶來的人類社會階躍型的文明進步。 
二、對代表原主流經濟學成果的“三駕馬車”認識框架的突破勢在必行
傳統主流經濟學成果的一大特點，是側重需求（總量）分析與需求（總量）管理的認識，對接到經濟發展動力體系的認知上，有“三駕馬車”之說，以國內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國外的需求（淨出口為代表）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解釋GDP形成和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有其生動形象的優點，
並且，這實際上已把需求側的總量框架，演變為結構化的“三分”框架，但其顯然並未完成對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很有必要將此結構化邏輯延伸、傳導到供給側，形成對於動力機制體系的完整認識與把握。新供給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已積極做了這個方面的理論創新工作。如果我們把響應國內消費、投資和國外需求的供給側引入視野，馬上會遇到更復雜得多的結構問題。整個供給體系中微觀的生產經營活動與宏觀的調控行為，所涉及的顯然有生產力佈局結構、各類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企業組織結構、以及制度（體制機制）結構等等。以往的經濟學研究對此視角的展開考察、深入剖析和認識提煉，都還遠遠不夠。雖然在生產力視角和生產關係視角上，已有一些研究者的努力及其成果（如在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方面），但主導的思路仍是總量型“反週期”政府調控之下，由競爭性市場的要素流動，自發地解決極為複雜的結構優化問題。理論上說，這一認識所包括的“完全競爭假設”和“華盛頓共識”中的可取之處，應當得到肯定，但必須指出其明顯的侷限性：現實生活已反覆表明，非完全競爭是世界上經濟運行的真實圖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須得到應有的尊重、順應和充分的發揮，但不能認為市場在一切領域、一切事項、一切階段、一切情況下都發揮決定性作用。研究者
為使理論能夠發揮其燭照、服務、引領實踐的作用，必須迎難而上，把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升級為“非完全競爭的2.0版”，在供給側深入展開雖然任務艱鉅但勢在必行的系統化研究。在經濟發展動力體系的認知路徑上，關於結構如何優化的機理分析，聚焦於“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複雜性，把“市場決定論”與“政府更好發揮作用論”有機結合，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三、經濟發展創新動力機制在供給側可形成的要素組合理論模型與動力機理解說
我們的基本認識是，需求在供給側得到的響應機制的“動力”特性，可以解釋為生產經營主體（供給主體）在物質利益取向下“內生的”要素流動與組合。不同時代、不同階段上“人”與“物”的組合及其相關要素，可以抽象為供給側五大要素的組合關係，理論模型的函數表達式為：
其中，G代表經濟增長，L代表勞動力, R代表土地與自然資源，C代表資本，T代表科技創新，I代表制度與管理。經濟學意義上的要素，是指所有經濟主體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都會涉及的主要投入因素與影響因素。但在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時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響效應，則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經濟增長的早期，勞動力、土地、資本是最明顯、最主要的影響要素。在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科技創新、制度這兩大要素一般會表現出巨大的潛力以及對沖前三項因素支撐力滑坡的重要價值，乃至成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主要貢獻因素。中國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已經明顯感受到，追求現代化“民族復興”目標過程中潛力的發揮，一定要緊扣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核心命題。其中應特別強調的，是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經濟社會轉軌中，必須充分依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放大、乘數效應，以及與此緊密相關，在特定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即只有緊緊抓住抓好制度創新，才能充分打開科技創新的潛力、活力空間——落到實際生活中，這也就是強調要以配套改革為核心，作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
對以上五大要素還可以做兩個層次的劃分：一是流動性、競爭性較強的快變量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使用權、開發權、資本、科技創新成果；二是非流動、慢變量要素，主要是指制度。制度安排以及由此生成的制度環境雖然也始終處於變遷之中，但總體而言屬於由生產力發展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範疇，要經由誘致、壓力等綜合作用而不斷髮生演變、進化，是最後才形成特定歷史條件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供給體系的較慢變量。簡言之，制度供給是對經濟社會生活中已經存在的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相對滯後、相對穩定但又具有顯著能動性作用的響應，其所提供的有利於或不利於競爭性要素充分流動、順暢重組的環境與條件，也就總和地成為有利於或不利於“解放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社會形態。
要素流動及其組合始終處於循環往復、互動和繼起的運動過程之中。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人類的經濟活動過程就是為滿足人的利益而發生的供給與需求互動的無限循環過程，亦即社會再生產過程。在供給側，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使用權、資本、科技創新成果等
諸種競爭性的要素，始終處於不停息的運動過程之中，其運動的方向是以效率最大化為目標，使產權主體和投資主體在一系列的競爭中最終落實於憑藉“用戶體驗”最大化所形成的市場佔有率與回報水平。簡言之，效率與收益是引導要素流動的直接驅動力，而用戶體驗的提升，是收益驅動帶來的社會檢驗機制與運行的客觀結果，也是最根本的支持力量。進一步說，促成要素流動的基本機制是競爭中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過程，即凡是回報低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行業或部門，要素將會流出，且回報率越低，要素流出的驅動力越大；凡是回報等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行業或部門，要素會處於相對穩定狀態；而凡是回報大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行業或部門，要素將會流入，且流入的數量與速度，與該行業的實際利潤率高出平均利潤率的程度成正比。就一個行業而言，隨著要素的流出或流入，其收益將逐漸向社會平均利潤率收斂，直到等於社會平均利潤率，此時要素運動便在此行業歸於相對穩定。
可知：正是供給主體尋求要素投入的“更高”、“更多”、“更大”回報與儘可能高的利潤的內在驅動機制，經其回應需求主體的創新過程，形成經濟增長澎湃不息的動力機制。為使經濟在此動力驅動下不斷增長，就必須為要素於生產流動中去尋求最大回報，創造更加自由、靈活的競爭性主體，提供更為豐富的機會，同時又要由政府主體的介入提供最為可靠、可預期的法治化產權保護與公平競爭營商環境，並解決好矯正市場缺陷與失靈的問題——這便是制度供給使前四個要素的潛力、活力得以充分釋放的意義和作用之所在。
四、中國現代化追趕過程中新舊動能轉換和“守正出奇”的挑戰與考驗
中國在工業革命後嚴重落伍、積貧積弱、救亡圖存、犧牲奮鬥的求發展之路上，終於走到了以改革開放實現“偉大民族復興”戰略目標的“強起來”時代的門檻，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按照最高決策規劃的“新的兩步走”達於“中國夢”的夢想成真，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而攻堅克難。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義為基礎的福利陷阱以及轉軌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雖然都只是比喻，但卻寓含著不可忽視的挑戰：走向“強起來”新時代，中國必須以新舊動力的轉換，形成抑制和化解矛盾凸顯、對沖下行因素，有後勁跨越此類陷阱的質量升級版可持續發展。新供給經濟學於此種挑戰面前，基於競爭、但不侷限於“完全競爭”的理論假設，以及基於經受考驗、使中國衝過“歷史三峽”瓶頸考驗期的現代化訴求而所形成的思路，可表達為“守正出奇”地把“有效市場”與“有為、有限的政府”兩方作用，於創新中優化結合。
所謂“守正”，首先就是強調我們必須認識、順應、乃至敬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讓它充分起作用。這樣一個“市場決定論”的認識來之不易，是基於多年實踐中的反覆探索，於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決定（“60條”）中終於明確地表述出來；後面跟著的“出奇”，則是說中國並不能止步於應用一般市場經濟的常規發展經驗，而必須形成政府高水平的、理性的供給管理，在承擔一定風險的情況下，尋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出奇而制勝實現創新型超常規發展。中國在“工業革命”後嚴重落伍一、二百年，現在如果滿足於常規發展，實際上是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國際競爭的環境，種種的制約條件，必須使我們進一步深刻領會鄧小平所勾畫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和中央現在進一步具體化的“新的兩步走”戰略裡所蘊含的十分深刻的追趕—趕超戰略思維。對這種戰略思維的學理依據，我們已有依照學術規範而作出的論證。那麼，
我們必須尋求的“出奇制勝”的創新型超常規發展中，基於“市場決定論”與“政府作用論”的有機結合，具體的制度機制創新，就必然是一系列帶有“雙軌制”特徵的特定的制度與機制安排。比如，產業政策的選擇性設計和它市場化的合理運用——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關於產業政策的討論，我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最關鍵的就是在這種產業政策如何科學制定的後面，還必須有跟市場機制對接的機制性的創新，這是產業政策成功運用、興利抑弊的關鍵。又比如，金融創新發展中和商業性金融並存的政策性融資也是不可迴避的，而且我們認為必須提到戰略層面來把握的挑戰性任務。再比如，住房制度和不動產業界保障軌與市場軌的統籌必須全面優化，否則我們根本無法構建完成中央所說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必須要有基礎性制度支撐的長效機制。收入分配領域裡有力、有效、有度的再分配，那也需要區別對待，必須面對複雜的結構性問題找到儘可能高水平的解決方案，要在這些方面解決一系列的衝破既得利益阻礙、攻堅克難的問題。這種守正出奇尋求創新成果的通道，勢必是比較狹窄的，很容易出現雙軌運行中的種種糾結、矛盾、扭曲，處理得不好，設租、尋租等等問題會不斷困擾我們，但是把這條路走通，卻是在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過程中達到現代化願景目標的希望之所在 。我們要把相對窄的這條路走通，才能使中國保持澎湃的動力、後勁，在追趕和趕超的超常規發展中衝過“歷史三峽”瓶頸，使現代化“中國夢”夢想成真。這裡面最關鍵的，我們認為，就在於以儘可能高水平的實質性的全面配套改革，來構建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在新舊動力轉換中實現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由“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優化的、有機的結合來保障“守正出奇”的成功率，從而最終實現以人為本、惠及全球的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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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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