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賈康：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財政政策分析

​本文系賈康先生在萬得（wind）公司與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聯合舉辦的線上訪談專題會議上的回應發言（2020.2.21）。

主持人：各位參會者，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21號，星期五，首先感謝大家參加萬得的本場會議，這是萬得舉辦的專題會，我們有幸請到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賈康走進直播間，就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財政政策分析這一主題進行交流，歡迎賈院長的到來。

賈康：主持人，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主持人：我先介紹一下賈院長，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政府高參，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受到中央領導之邀座談經濟工作，“中南海問策”。賈院長還是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會議開始之前我們再提示一下，會議進行過程當中參會人員可以隨時將問題輸入在我們參會頁面的互動區域之內，我們將代為向賈院長提問，歡迎大家積極參與。下面會議正式開始。

眾所周知，新冠疫情對我國短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個背景下，先想請賈院長從全局的角度和我們談談怎麼理解本次疫情對於中國經濟所形成的影響。有請賈院長。

賈康：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作為研究者來談談自己探討性的看法。大家肯定很關心疫情和它的影響，如果從全局來說，應該看到疫情顯然對中國的國民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衝擊和損害，但是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這次疫情是階段性的，而且這個階段現在看起來並不會太長。在今年的經濟運行態勢來說，已經可以有一個確定性來做出判斷，就是在疫情的發展使經濟一段時間表現走低以後，一定會迎來一個反轉，即前低之後的“後高”。“前低”現在看來影響是在一季度，主要是2月以後的這段時間，“後高”很可能就出現在二季度和後面的三四季度。當然，這還得具體跟蹤疫情到底怎麼樣得到控制的過程。

我在概念上再強調一下，自己作為探討者，我覺得咱們一般宣傳上所說的“戰勝疫情”，大家都是萬眾一心，人同此心，但是在具體概念上要細想的話，這個疫情肯定是會被戰勝的，因為戰勝疫情它只是早晚的問題，這個結果絕對是可期的。從人類歷史上來看，類似的這種疫情過去發生過，有文字記載的幾千年的歷史上，什麼叫疫情的戰勝呢？就是最後人類生存下來了，這就是戰勝了。如果反過來講不能取勝的話，意味著人類要滅絕，歷史上沒有這樣。那麼這次疫情更不會這樣。我們在必定取勝的這樣一個可期的結果面前，關鍵是在當下，我們怎麼樣儘可能減少在克服疫情中間的代價，儘可能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相對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跟蹤情況，總結經驗教訓，應該講應對這種突發性的災難，是難以萬全的，不可能美滿的，但我們一定要大家一起努力，爭取儘可能地追求應對疫情的高水平，這是一個問題的實質。

如果說，今年的前低而轉到後高，這樣一個前景是有確定性的話，對於企業界的朋友來說，是不是就得考慮針對自己的行業、自己的企業、自己的生產經營的特定情況，要有預案了，一旦機會來了，機遇是偏愛有準備的人。這是我一開始跟各位朋友勾畫的一個非常粗線條的全局性的框架認識。

主持人：我們進一步想問一下，您剛才說的由於這個疫情會對我們經濟形成一定的影響，您剛才也提到了這個問題，對經濟有損害，但是我們堅信疫情一定會過去，對當下的影響有哪些？

賈康：當下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服務業，大家都知道這段時間我們本來是春運高峰，但是客運量銳減一大半，其他的餐飲業，類似的一些和旅遊相關的服務業，以及家政服務行業、門店式金融服務，那都是帶有階段性的斷崖式的狀態下調，這個無可諱言。但並不是所有的行業都受到非常大沖擊，有些行業相對來說在衝擊的力度上要明顯小得多，有一些行業是必須這個時候於資源調度上儘可能發揮產能的，比如和抗疫情相關的一些我們必須要做的重點物資的生產和供應，這些行業現在開足馬力增加它的供給。

主持人：對於不同行業的影響會是不一樣的，是這個意思嗎？

賈康：而且非常明顯，它們的不一樣，在直觀的表現上非常明顯。

主持人：您目前有沒有預估疫情對全年整個GDP的影響大致會在一個什麼樣的範圍之內呢？

賈康：這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實話實說，我不認為現在哪個研究群體，哪位專家，有足夠的把握來精確預測這次疫情對於中國今年經濟運行的影響而開誠量化結果，比如GDP因此而下調具體多少多少，但是咱們探討問題非常粗線條地講，作為經濟方面的研究者，特別是要密切關注經濟運行的這樣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領域，總得做一些預測，我的感覺，一季度GDP的增長速度會從去年四季度的6%有比較明顯的下滑，有人預計可能下滑一個點——這種情況出現也不奇怪，但是我覺得這不可能很精確地作為一個預測，大家就按照這樣一個量值，認為它有多麼充裕的道理，因為相關的信息太複雜，現在沒有一個主體能完全把握，政府內部肯定是千方百計把所有信息整理在一起做出預測的，但是他們的預測我知道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公佈。學者的預測，只能做一些參考。咱們假定一季度如果說必定不樂觀，整個中國經濟運行下滑一個點，那麼二、三、四季度前低以後的後高，我覺得經過努力以後是有希望達到6%左右的。當然，這個只是一個經過努力我們覺得有可能實現的狀態。全年是多少呢？樂觀點講全年仍然有可能接近6，甚至6左右。如果說相對悲觀一點，今年我們原來所說的年度的經濟運行目標按6左右提，可以稍微往下調低一點，但絕對也不會下滑到5.5以下，那個區間一定是5.5以上的一個區間。這是一個很粗的線條，現在可以討論中相對來說有一定把握做出預測的一個前景。

主持人：好的。非常謝謝您給了我們這種學術性的前瞻的指引。其實大家現在也很關心，今年還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年，還有十三五規劃的收關之年，如果一季度經濟不夠理想，我們可不可以預計二季度開始政策面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刺激措施的出臺？

賈康：您提的這個問題非常好，這也是我們原來在沒疫情發生的時候就提出的，即我們要適當地在經濟擴張這方面結合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把握優化結構的同時，增加一些刺激經濟的擴張力度，當然，這個刺激和擴張絕對不是說沿用過去的那種簡單追求總量的思路，前提是要優化結構，提高增長質量，而要調動的是我們通過改革來進一步發揮增長潛力的空間，這個空間在中國具體考察一下，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我們可以做的投資，以及以有效投融資來調動出來的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潛力，做一些粗線條的考察就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值得我們依仗的在現階段上的這樣一個發展支撐力，也就是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上現在仍然有的迴旋空間、韌性和繼續往前走的成長性，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它是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一步按照高質量發展這樣一個努力過程，我們應該把它的潛力調動出來的一個非常實實在在的支撐力量。疫情來了以後，無非就是在這樣一種刺激之下，我們要更好做出我們主觀努力的回應，這種主觀努力，您剛才關注的政策要領上，從中長期的配套改革對接到當下必須解決的當務之急，是可以說，宏觀政策與財政政策必然是要更加積極，而且更加積極並不簡單只是總量上的適當擴張，一定要在優化結構、促進改革、解放生產力這方面把工夫用足。貨幣政策會在原來所說到的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個概念之下，更實實在在出臺一些必要的措施，而且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已經看到有關部門推出了這樣一些措施。這兩大宏觀政策綜合在一起，進一步體現積極和適度的擴張，要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在各個地方政府轄區，各個行業，各個企業集團，必須針對自己的特定問題的一系列定製化解決方案上。這個挑戰是我們反覆強調的，它結構特徵的挑戰性非常明顯，不同的主體應對這個挑戰並不是簡單重複中央所說到的一些思路和概念，而必須落在自己的儘可能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的形成和執行上，這當然就是一個考驗。

宏觀政策的適度擴張對於企業來說，直接的感受會是我們投融資的相關條件會更放鬆一些，比如貸款相對而言更容易得到，當然，得到貸款的，首先還是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這樣的一些經濟活動，在具體的自己參與競爭的準備方面，我覺得我們的企業集團和企業還是要特別考慮怎麼樣能夠在競爭中可做的事情上爭取捷足先登，比別人快半拍，很可能你的市場份額就能得到擴大。比如一旦疫情的拐點真正出現，整個市場預期向好了，大家都開足馬力往前把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努力提升的過程中，你是不是有可能發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比別人走得稍微快一點兒，只要快半拍，那你的市場份額就不但能得到保持，而且有可能擴大。如果大體跟總體的態勢同步，充其量你能保持一定的市場份額，而你如果比別人慢一拍，那很可能你的市場份額就要萎縮了，這是競爭中間必然的。看看有沒有高水平地準備的預案，該出手時要出手，現在就要在這方面做前瞻性的考慮了。

宏觀的政策落到具體的行業和企業層面上，當然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後面還有時間，我也願意回應企業的朋友提出的這些問題。我作為研究者，有一些也是純粹作為研究的僅供參考的意見建議，但是這個機會難得，我很願意跟各位朋友做這個交流。

主持人：好的。謝謝。剛才您談到財政政策的空間，地方會有定製化，落腳點是在各地的定製化的解決方案中來，同時您提到要有競爭性的意識，做前瞻性的規劃，在拐點出現之後就能得到好的市場預期。我們想問一下，比如今年前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今年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提質增效，更加註重結構調整等等，我們怎麼能夠理解，或者落實到具體的細節的空間方面，到底是指哪些，這是一個問題。

賈康：是的。我想舉個例子，大家注意一下，現在一些報道陸續出來了，大家在關注疫情的同時，怎麼樣復工復產，成為一些地方現在開始注重抓好的一個現實問題。當然，這是要冒風險的，農民工回到自己的轄區之內，帶來一些新的傳染的可能性，怎麼樣不再出現震動轄區全局的“人傳人”這種不良事件，這確實是個考驗。但不能說有這種風險我們就什麼事兒不敢做了，已經看到有些具體的報道，現在最新的說法，全國製造業500強的企業復工率已經達到了97%，這些復工的企業沒一點風險意識嗎？它們一定是權衡之後在能夠積極考慮的防範風險的同時，積極做復工的安排了。跟它們投資和經營環境相關的地方政府在做什麼呢？傳來一些南方增長極區域的消息：地方政府明確地說，這些農民工回來整個路費是免費的，什麼叫免費的？我理解，現在沒有更多的信息，這個免費實際上不是真的不花錢，就是政府動用它自己的支援力量，來最簡單地一刀切都包了，讓這些民工在可能復工的情況下做得更積極一些。這樣，算大賬搞一些復工，整個經濟態勢的發展會更有支撐力，就是我說到的可能就比別人快半拍，那麼整個局面就不一樣了。這些增長極區域，他們這方面意識比較強，已經看得出來這兩天陸續報道出來這種地方政府出臺具體措施、支持復工復產的這些情況。

主持人：對，廣東、浙江這些省份，尤其是經濟發達的省份他們做的工作我們都能看得到。受到疫情影響之後，前面談到的提質增效和結構調整會不會因為疫情影響，財政政策的基調進行一定的調整？

賈康：我覺得基調不會變，更加積極現在沒有別的選擇，在更加積極這方面適當抬高力度，這也是財政服務全局必然的選擇。當然，這又會說到中央財政它的一些已經表示的政策措施。大家都知道，列在一起有十幾條之多，它其中很多是關係到地方政府怎麼執行的問題，以及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導之下它自己怎麼樣更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這樣一些我前面說到的定製化的問題。中央已經安排的現在的支持的資金量最新的說法800億元以上，到位的有一半以上了，那這幾百億的資金，地方要結合自己可能動用的財力，在區域的特定情況下爭取抓住重點有所作為。

主持人：這樣就能使疫情的阻擊戰變的更加主動，為後面的復工復產，經濟的走強做好前期的準備工作。

賈康：另外，動作起來它更適合各個轄區具體的實際情況，這個針對性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我們還想知道，由於經濟是有放緩的趨勢，財政也仍然處於一種緊平衡的狀態，加上我們去年減稅降費了兩萬多億元，目前財政上還有沒有減稅降費的空間，如果有，空間有多大？

賈康：我估計今年財政更加積極的時候，會繼續強調減稅降負，去年已經有的這些措施是作為基礎，今年能夠在具體安排方面體現出粗算匡算之後多大的量值，現在還不好說。去年兩萬億以上是前面一萬億出頭的情況下上一個大臺階的，但是實話實說，2019年財政過緊日子的特徵已經更加明顯了，財政現在大家關注它的擴張程度的代表性指標——赤字率，已經接近3%，今年再提高一些赤字率，是有必要的，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能夠一下把中國的赤字率抬得多高，未必是一個最後形成的實際選擇，決策層和管理部門還會審時度勢，瞻前顧後。適當提高赤字率，今年我們具體的減稅降負就得基於最基本的一些數據情況，反覆測算，尋求一個最積極穩妥的安排。在去年已經有一些減稅降負措施的基礎之上，我個人粗線條的預計是這樣的：在降稅這個方面，今年對第一大稅增值稅會繼續強調按照原來的方向，可能的情況之下減輕它的稅率負擔，表現的舉措會是考慮繼續降低稅率，而降低稅率原來就有一個基本原則，要爭取把三檔稅率併成兩檔，而並稅率必然是從高往下才可操作，不可能把低的往高去並。現在的13，9，再加上底下更低的一檔，未來到底怎麼定，我們還不好推測，因為一定是有關部門根據所有的稅源調查情況反覆測算以後，他們來最後下決心。如果這一年做不到三檔並兩檔就不排除分兩年、三年分步走來做，但這個方向可能會堅持。正稅裡還可以打主意的重頭戲，實話實說我觀察不多了，企業所得稅還可以打些主意，但已不是最代表性的減輕負擔的重點領域裡，因為我們企業所得稅早就是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業按照優惠的15%掌握，這比美國的減稅計劃達到的水平還要明顯低一大塊。我們的中小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早就說，在實際徵收方面是減半的，標準稅率25%減半就變成12.5%了，那是很低的一個實際水平了。小微企業更是簡易徵收辦法，相當優惠。所以，正稅看來看去，我覺得增值稅還會是重點。還必須討論全景圖概念之下，正稅之外可以降什麼，這個負擔特別值得看重，就是大家現在已經有廣泛討論的五險一金。關於五險一金，現在明確說疫情衝擊之下，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可以緩交，也就是這一段時間你可以不交，過了這一段再說。過了這一段以後怎麼樣配套改革，我覺得還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基本養老的繳費率去年可以降到16%，但有些區域它高到20%以上它仍然過不了日子的情況下，可以降到16%對它來說沒什麼實際價值，它沒法操作。真正的一個重要的改革措施，是要乘勢把我們整個全中國基本養老的繳費這個資金池，提升到說了十多年的全社會統籌這個水平，分散的至少幾十個、可能還接近上百個各地的資金池，合成一個大的全社會統籌的資金池以後，其中資金的互濟共濟的調節功能會大大提升，帶來的是有可能通過精算咱們得到一個量值，就是這個時候於新的機制之下，我們保證從短期到中長期一直有這樣一個銜接的情況下，標準的繳費率可以降多少。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看重的機制創新。我覺得只要騰出精力來，我們應對疫情跟著的應該是這種配套改革。有現在有影響的同志提出，在我們五險一金旁邊，企業年金、職業年金（這是養老的第二支柱），它的建設是不是應該配套，很有道理。還有就是很敏感的大家都關注的住房公積金何去何從，也完全可以納入配套改革的方案來討論，這些就不光是一個稅的問題了，是稅外的、非稅的負擔，但是它們都屬於制度性成本怎麼通過配套改革來降低的問題。還有幾百種行政性收費，不是每個企業都會碰到，但合在一起，它是中國企業負擔裡非常明顯的有影響的一塊，而且國際對比來說，這麼多的行政性收費是很獨特的中國現在體制沒有消除其弊病的一個特徵，只有通過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消除它，我們才可能進一步提高中央所說的治理水平的現代化程度，這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一旦戰勝疫情以後，爭取前低迎來後高、更好的發展以後，這種以改革解放生產力的事情，而且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得到意願的事情，我們應該緊緊抓住不放。

主持人：好的，非常謝謝您，您關於空間的問題給我們詳細的解釋，而且您提到一個概念叫標準繳費率降低，而且後面配套的措施應該是更為重要的。

賈康：是的。

主持人：我這邊平臺當中可以看到，我們有參會者談到您今天發言還有一點保守，有個問題，因為是學術討論，想問一下，現在有一種觀點，貨幣政策已經從適度鬆緊變成了靈活適度，這意味著貨幣政策有望進一步邊際寬鬆，今年降息降準可以期待，這個觀點您怎麼看？

賈康：我是認為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如果對應到靈活寬鬆這方面，實際上就是它的方向是非常具體化的——這不是像過去所說的比較模糊的鬆緊適度了。怎麼緊？其實前一段時間它無可指，剩下的都是怎麼松的問題。疫情衝擊之下，更是要解決好在本來已經形成的降息降準通道上，怎樣更好瞻前顧後，推出必要措施的問題。所以，這個前面您提到的觀點，我是認同的，可以拭目以待，在降息降準的通道上，年內還應該有後續的一些具體安排。

您前面提到的有朋友認為我說的比較保守，我不知是指的什麼問題，大家可以提出問題，我不會保守，我一定會積極回應大家的問題。

主持人：好的。就想問一下，其實最近有些草根的調研說，今年當下物價水平較年前已經有了大幅的提升，2月份的CPI可能會繼續在高位運行，是否會對當前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產生掣肘，這其實也非常專業，但也確實是個問題，您作為學者碰到這樣的問題，能不能給我們解釋一下？

賈康：對的。物價在現在按月度來說有相對高的水平，上一個月已經在4以上了，二季度由於這樣的一個疫情的衝擊，供給對於需求來說更多表現為供給不足。所以，市場決定了物價的表現是要繼續往上走的。但是我認為這是階段性的現象，總體來說，現在的這個物價上升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徵，因為前幾個月的CPI，就是消費物價水平，上升過程中就有具體分析，它主要是由豬肉的階段性的供不應求帶動著肉禽蛋這些替代品合在一起形成的，就是由於食品價格上升形成的相對高的CPI上漲率。經過一定努力之後，幾個月就可期待的是調動我們一些供給潛力，包括加大從國際方面的豬肉和其他一些替代品的進口，以及鼓勵我們本土的各種各樣的主體，包括中小主體，包括前一段時間過分去抑制的農戶提高養豬的積極性，這樣的問題從另外一個方向來加以校正，鼓勵養豬場、鼓勵農戶來增加存欄數，經過幾個月經濟運行帶來的結果，一定是這些豬形成的市場上的供應，會平抑原來的缺口，物價跟著就會往下調，這個可能性仍然是在疫情衝擊之後，繼續發揮它合乎邏輯地增加有效供給的結果的，這個結果是可預期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在物價方面，今年的前低而後高的過程中，CPI不會跟著這個後高往上衝，反而它會在我們的供需結構性問題得到比較好的一些應對之後，表現出往下的回落。在物價的角度還得看另外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生產資料製成品出廠價格PPI，這方面前幾個月PPI表現是偏低的，甚至有時走在負值的區間，這更構不成物價上升的壓力。如果把CPI、PPI合在一起，中國總體來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適當更加註重擴張，是有操作空間的，我們應對像CPI階段性上升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一樣，以突出結構優化為要領，它的正確性和可行性，也是現在可以得到認定的。

主持人：您最後那個我沒太聽清楚，您說了突出結構，因為我們知道……？

賈康：我剛才舉的例子是，現在有一個基本判斷，居民消費品物價上升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豬肉供給不足，幾個月之後我們的綜合措施會使豬肉的供給上來，它對於CPI往上的拉動作用就會得到消除，減弱了這樣的拉動作用甚至消除了這個作用之後，我們的局面自然就會比較合乎意願，這個前景已經看到。

主持人：所以，我們也不用太擔心通脹這方面的壓力？

賈康：對的。

主持人：不會形成更掣肘的影響？

賈康：在今年來說，這個擔心我覺得結合著前面的分析來說，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消除的，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密切跟蹤物價的變化走勢。

主持人：OK。其實在前面您談到今年的財政政策的時候，您說到更為精準的可能轉變，您能不能給我們再詳細的說一下這個精準是指哪些方面的精準？

賈康：我舉個例子。我前面強調的中國經濟成長性過程中，與工業化、城鎮化聯繫，我們有效投融資可操作的具體要做的事情，還非常值得來認真把握。這個所謂發揮我們潛力的空間，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在我們很多的城市區域和改善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有一些政府可以積極引導和支持的這樣一些和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相關的投資項目。對它們的具體掌握，這是在實際生活中支持我們一旦有操作條件以後，有潛力迎接“後高”以後應該抓住不放的事情。那麼在中心區域來看，大家就注意到，中央所強調的抓住一些必須要做的投資事項裡，有一個跟老百姓現實生活中直接相關的“老舊小區改造”，這是很多事情裡的一個事情，這個事情在北京來看，在具體表現上來說，北京常住人口兩千多萬中，有至少幾百萬人居住的原來四層到六層這樣的多層、但不是高層建築的住房，是沒有電梯的。一二十年以前入住這些地方的時候，這些住戶都覺得沒有電梯是天經地義的，大家欣然接受，包括很多商品房買了以後，沒有電梯大家也高高興興入住了。更早的20年、30年以前的，那更是這樣。但現在情況變化了，一個是老齡化了，一個是大家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提高了，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就在考慮我們這裡有沒有可能結合著老舊小區的改造加裝電梯。在北京覆蓋幾百萬人口的加裝電梯，是個多大的投資量，大家可以粗粗的算一算，它的投資如果有現實的需要，是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我們有效供給從何而來？這可能就是一個由政府、企業、專業人士共同參與，而且加上機制創新的我們在經濟運行前低後高以後可以做文章的重點。大家沒有疫情形成壓力這樣一個外部的制約了，可以放開手腳做事情了，這個時候北京也好，其他的城市也好，老舊小區改造，結合著加裝老百姓改善生活的這個電梯，就得在已經有的一些經驗基礎上，爭取有一些相關的主體早動手、早介入。介入以後，他不光是一個順應實際需要的投融資活動，而且也是這些相關的主體從企業來說，掌握自己可能的市場份額，形成自己的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而相關地方政府部門改善民生表現自己值得肯定的政績的一個組合，是一個各個方面大家都會加以肯定的事情。這些具體要做的事，比如說四層到六層這種樓加裝電梯，技術上的解決方案早已經成熟，那就是這些產能誰能準備好，一旦來了需求以後，建設的高潮如果真的在某一個地方轄區形成，能不能及時加入競爭，把自己的產能具體落實到這個區域裡的有效供給的形式上，那你這個市場份額就跟著體現出來了。政府要做的事情，在這裡面必須總結經驗，給出必要的指導。比如一個樓門裡五層，二層以上的人都同意可以大家湊點錢出來加裝電梯，技術上有解決方案，但一層人不高興，怎麼做他的思想工作？政府的規則裡是不是可以改變原來說的一個樓門裡百分之百的人都同意才能建設這樣一個老辦法，不要求100%同意，那麼你怎麼讓一層的人在這方面能夠接受，他有不同意見可以聽取意見，但是他得服從多數人，或者說80%以上——咱們假定有這麼一個條件，是政府需要用公權來規定的規則，這個事兒就可以做了，這就考驗政府的管理水平了：讓大家可接受，把事情做起來，還不要出別的麻煩事兒。還有必要的情況下，政府是不是應該配上一些必要的“四兩撥千斤式”的資金支持，有些老舊小區入住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來說比較低，每戶出點錢湊不到那個臨界點，差那點錢，政府以補助的方式來做，很多地方政府現在有這種能力，那麼怎麼做，怎麼分批分期逐步把整個地方政府轄區裡可做的這些事兒相對完滿地做好，這對政府來說是考驗。政府和企業一起做這個事情，有一個好的機制，這就是我們這幾年大家都可能聽到過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英文簡稱“PPP”，因為電梯的建設可以對接它的運營和維護，可以把整個建設運營維護合在一起設計好成為某種PPP的形式，企業加上政府，加上一些專業機構合在一起，大家的相對優勢就造成一個“1+1+1>3”的機制創新，這種機制創新帶來的是績效提高，老百姓得實惠，政府在自己財力很有限的情況下，花一點小錢、引子錢，事情就做成了。而企業在自己比較長期介入PPP的生產和經營管理過程中，雖然不能取得暴利，但是可以取得它“在商言商”的“非暴利而可接受”的覆蓋很長時間段的投融資回報水平，這皆大歡喜。這種事情在中國可做的，我覺得可以稱得上俯拾皆是，城鎮區域這只是舉了一個小例子。我們其他的一些城市群，必須要做的建設，很多的時候都有類似的機制創新非常明顯的空間。看我們能不能在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下，真正把這種事情做好，做得有聲有色。如果在戰勝疫情這個關鍵的拐點出現之後，大家乘勢一鼓作氣，在前低後高的過程中更好的調動我們的潛力，那我覺得今年在二季度以後的前景應該講就是相對樂觀的了。

主持人：嗯，如果把這些工作做好，二季度以後經濟前景就是樂觀的。賈院長，網上很多投資人都在問一個民生問題：老百姓當下關注的熱點是房地產，最近各地房地產相關政策的鬆綁，也在問下一步對房地產會有什麼利好，房價會不會因此上漲？這個很敏感，或者說這個該怎麼應對，很多人確實很關注這個問題。

賈康：大家一向關注這個問題。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中國的房地產這些年的情況是已經分化了，如果作為一個房地產大板塊來說，大家都把它稱為“冰火兩重天”了，這個“冰火兩重天”的特點在疫情之前是如此，疫情發生以後以及我們戰勝疫情以後，它必然還是如此。在冰火兩重天的情況下就不能籠統地講我怎麼看待房地產，對於企業人士、市場主體來說，一定要討論你關注的那塊房地產在哪兒，是在北京、深圳、上海，還是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如在所謂二線城市這個籠統概念裡，好幾十個二線城市，你關注的是哪個二線城市，這些城市裡的差別可是非常明顯的。

進一步來講，如果明確地說我關注的房地產、可能出手的投資項目是在一線城市，你也不能籠統說一線城市都是按一套辦法就能處理得好，你得說是在哪個城市，在這個城市的哪個地段，你想做的這個房地產方面的投資是屬於什麼樣的類型，這些才是在討論房地產的時候最有意義的，一定是要針對著冰火兩重天格局之下，各個城市已經一城一策、各個城市不同的地段在實際生活中的差異化也在明顯表現出來的情況下，我們的思維要跟上這種多元化和差異化。當然，您前面提到的問題也有一定的意義，就是大的態勢如何，房地產概念下，咱們不講那麼多的多樣化和區別對待，是個什麼樣的特徵？我的觀察大致是這樣的，中國在這個如果說還是把它放在一起來討論的房地產概念之下，這個業界在2016年“930新政”之後是出現了一個下調的過程，“930新政”以行政手段把一線和幾十個二線城市當時老百姓已經反映過高的熱度硬壓下來以後，其實三四線城市回調非常有限，但是畢竟一線和這幾十個“930新政”覆蓋的二線城市，代表了當時大家感受的房地產的主流，認為它需要一個下調過程。接著就要說這個下調現在走到什麼階段了？我粗線條地說，如果不講一城一策具體分析了，就從面上來講，籠統的講，它基本就在底部了。我不認為這個“930新政”打出來的這樣一個比較低迷的狀態它還有多大的下調空間。大家可以注意現在逐月的各地房地產成交均價——我再強調一下這個均價意義不大，這個均價像是把姚明和潘長江合在一起取個身高的平均數，對於你投資來說沒有多大的幫助，但是你看景氣還得看這個指標，對於認識整個氛圍來說，它有一定的幫助。這個均價現在是在繼續走低嗎？我看到的最新情況不是了，大家要注意，如果說疫情的壓力期過去以後，最大的可能性，房地產市場在這樣一個粗線條判斷的基礎之上有可能借助著我們前低後高的這樣一個發展過程，會由大家一起努力來把它的一些潛力空間更好體現出來。這個潛力空間當然也要配上政府的更明智地於各個轄區內貫徹中央所說的要以基礎性制度建設來配套這樣一些必須同時考慮的問題。比如某一個地方政府轄區，它的保障房建設能夠得到明顯的改善（保障房的供給就不是市場軌上咱們所說的房價所能夠覆蓋的供給問題了），政府牽頭的公租房、共有產權房能夠使低端社會成員，低中收入階層住有所居，剩下的中端以上的市場的表現，更多的要遵從市場規則了。如果說在當前的氛圍之下，政府不會對“930新政”再加碼，而實際上有不少的城市，包括有一線城市的郊區，另外包括很多原來仿照“930新政”的二線城市，實際上都在根據“一城一策”適當放寬行政管制的情況下，最大的可能性是什麼呢？跟著整個形勢未來將出現的“後高”，房地產市場對於整個經濟全局的支柱產業功能和意義，自然會有進一步的表現。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對於疫情過後的房地產市場總體來說是相對謹慎樂觀的。但是我願意再強調一句，這也是不得已，主持人說的你必須做一個全面的判斷，回過頭來講一定要注意是“一城一策”，一定要注意是“市場分化”，是“冰火兩重天”，自己投資的時候一定要具體考慮你在哪個線，哪個市，哪個市的哪個地段，哪個地段的哪個類型想出手，這是最重要的具體分析。

主持人：非常謝謝。您關於房地產給我們投資人的建議我想大家應該都聽明白了，我們在網上很多投資人都在問房地產。還是那句話，市場是在分化，要差異化地具體來對待，但是從整個全盤來看的話，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您是持謹慎樂觀的。

賈康：您總結的還相當簡潔，大概就是這個提法，還要回過頭來再強調一句：不能說謹慎樂觀我們就可以放鬆風險防控方面的考慮，因為房地產市場現在已經有了這麼多的發展以後，競爭程度在提高，已經有些房地產企業感受到了持續的壓力，而且有一些房地產企業真的走到了要破產清算的邊緣。所以，風險防範的意識在這時候要同時加以強調。

主持人：好的。我們再看一下，互動區域有投資者想問您，今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到目前已經提前下達1.85萬億，這個數字我看到好像1.84萬億，差不多，佔去年全年額度在40%以上，他想問財政政策還有沒有新的空間？

賈康：

這可以理解為積極財政政策裡的舉措之一。在沒有疫情的時候，地方專項債這個事情已經在做，它實際上體現了財政和有關管理部門考慮怎麼更加積極呢？我前面說到的地方層面要自主考慮在轄區之內的一些有效投融資項目怎麼配資金——那麼地方專項債的特點是什麼？是對應於項目，要有對具體項目的可研（可行方案研究）作為基礎，然後把資金配上去，這方面相對來說失誤率可以控制得比較低，而實際效果的顯現會更快一些。所以，管理部門早就在佈置2020年地方層面這些以地方債支持的投資項目，可以用專項債的名義更多地按照戴帽點調控的方式加快進度。所以，這從全國來說，體現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在提前佈置，提前發行，是在執行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方面體現出來的可做的一個重點事項。在疫情出來以後，這個過程只能是更加積極吧。

主持人：更加積極，OK。還有一點，專項債因為它前期也有一些政策，把部分的基建項目的資本金進一步拓寬，能不能理解成為表明基建投資將會進一步的發力？

賈康：您說到的資本金的拓寬可以結合到運用專項債具體形式上，有關政策規定，專項債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充實項目資本金的，而充實項目資本金帶來一個什麼好處呢？就是增信。增信的結果是使貨幣支持方面的貸款的配套更具備條件，有一定的資本充足率，銀行商業性信貸就可能更積極地給這些項目做融資的配套，財政政策它所產生的放大效應就可以更合乎意願地體現出來。

主持人：對。放大效應。專項債從它的落實層面還是會落腳到交通基礎設施，還有生態環保這些項目當中，它會不會擠佔跟我們老百姓相關的消費或者產業升級這些領域的空間呢？

賈康：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說呢，總體上講，只要不犯一些低級錯誤，這種情況不會發生。老百姓可以調動的一些他們的購買力，更多的是在有效投資帶來整個市場預期的好轉，以及經濟發展中間老百姓對於發展的後勁兒有信心的情況下，才會很充分地體現出來，使老百姓更願意把當期的收入拿出來用作消費。現在政府更進一步做這個全面的基礎設施、公共項目的投資等等，就是改善預期，提升市場景氣，使老百姓心裡更有底，在更有中長期向好的這樣一個底氣的情況下，更敢花錢去消費，這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它不會產生由政府過多的投資形成的對於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和對於老百姓消費支出的抑制效應。這個如果我們看到現在政府所做投資的結構方面的重點，以及在整個產業鏈裡它是優化結構、增強發展後勁兒、提升景氣的效能，總體來說，它跟後面我們調動老百姓消費潛力來說，應該是就相互呼應、相得益彰的一個匹配。如果我們整個經濟發展階段有變化了，我們經濟下行壓力得到明顯消除以後，經濟什麼時候又高漲了，就不能簡單沿用現在政府加大投資力度這種政策，那時就得瞻前顧後考慮要有所節制，現在說這個還為時過早，現在還要更多考慮針對當下這個階段老百姓明顯還是在預期方面有種種猶猶豫豫的考慮、企業的市場預期還是有很多不樂觀因素的情況下，政府更積極的做一些優化結構的投融資，是必要的。

主持人：明白您的意思，還是要根據經濟的不同階段我們來看待這個問題，它是否會出現翹翹板這種情況。

我們想再問您，從政策層面來看，具體落實到行業方面，會不會出臺針對於像我們當下比較熱的科技創新、核心領域自主可控，這些領域當中的一些鼓勵、支持的措施？

賈康：科技創新肯定要作為積極支持的重點。比如老百姓最關心的，這個疫情發生以後，國家要趕快研製疫苗，一旦有了專家認定的可靠的技術解決方案，那就要在我們的所有可能形成產能的領域裡，加足馬力把疫苗生產出來，它支撐著的就是科技這方面所能形成的這種現實的支撐力。所以，疫情帶來的對我們重要的警示，就是如果防患未然的話，我們在前面十幾年曾經有過SARS衝擊之後，雖然有在防疫技術這方面的意識和努力，但是作為國家的一個科技創新支撐著的戰略儲備式的一種產能似乎仍然還是不足的。這一次面對疫情給我們又提供了新的警示，就是未來從中長期考慮，怎麼樣加快科技方面的研發，形成可能有較快解決方案的疫苗生產的產能等等，這顯然是一個重點。

主持人：對，這應該也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我們想問您一下，具體的微觀層面，行業層面，現在網上投資人想請您談的，我看了一下有對服裝領域，有對貴金屬黃金、糧食等等很多行業的預判，這個太多了。

賈康：咱們聊天式談談，服裝領域裡的特殊服裝就得考慮，防護服現在這麼緊張，國際上都得去爭取一些外援，以後作為國家的戰略儲備，我覺得防護服產能要做加碼的考慮。匹配什麼？國家的收儲制度。誰也說不清楚壓力一來了，要多少防護服，從政府儲備制度、政府採購制度來說，它就得從專家論證之後的可選方案中選擇一個相對合理的方案。現在最大可能性，是要增加這樣一種帶有戰略儲備意義的物資的儲備量。

服裝上還有一個問題正好對應這種特殊服裝，要注意到現在有政府的一個說法：不要有顧慮，你有多大的產能你放開了做，事情過去了以後，多出來的部分政府統統收儲，這時企業有產能，為什麼不開足馬力掄圓胳膊幹這個事兒呢？

主持人：對。對於這種特殊的服裝，有醫療用途的特定的服裝是這樣的。

賈康：這還只是服裝業裡很邊角的一塊，突然顯出它的不可替代性和戰略性。

主持人：再請您談談對銀行業轉型的看法，還有半導體行業。

賈康：咱們一個一個說吧。您說的銀行業轉型指的是哪個朋友提出的問題呢？他關注的是哪一塊呢？

主持人：他沒有具體談，騰雲這位投資者，他只是瞭解一下對銀行轉型的一個影響。

賈康：我覺得在千頭萬緒的事情裡，總體而言，銀行的機構和所提供的金融產品應該多樣化，這個多樣化的供給才是有效供給。我們現在總體評價來說，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其中一個突出的痛點是什麼？就是大量的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總是感覺融資難、融資貴，這可能就是我們現在從金融來說，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已說了多年。中國現在的企業總數，按照現在管理部門的統計是超過一億家了，其中絕大多數是小微企業、民營企業。這些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在過去，得不到充分的融資支持由來已久，過去一些銀行金融機構實際上有歧視性的考慮——這不是人家故意歧視這些企業，根據它實際形成的融資風險控制中間的情況，我把貸款給大企業、給國有企業，哪怕出點問題，問責時的風險度跟給民營企業出問題的風險度，不在一個數量級，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所謂政治正確這個概念了。在中央領導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地說“民營企業是自己人”以後，還要求我們所有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今後怎麼以貸款支持民營企業的，要納入它的年度績效考核，這不是看起來在領導層面最權威的解決了這個政治正確基本問題嗎？但是在中央領導有這樣重要的一個方針指導之後，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還在很大程度上困擾我們，那是什麼原因呢？我的分析就是它後面還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銀行金融機構人家商業性定位，也是要在商言商，這些貸款的風控那都是實實在在的，叫責任終身追索，沒有說誰可以推翻這個原則，你如果貸款出了問題以後，這輩子你都得考慮怎麼承擔責任的問題。風控是要有人簽字的，哪怕政治正確了，到具體考慮這個貸款給哪個企業的時候，如果是國有企業、大企業，一筆出去多少個億，至少幾千萬，它前期的風控那個調研要承擔一定的費用，形成成本，然後一旦做出去以後，他的業務量對應於那個成本來說，實際單位成本是比較低的，一次決策所花費的決策成本、前期的調查成本，合在一起覆蓋好幾個億的貸款出手了，而你要對一大批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每一家也就是幾十萬、上百萬貸款，合在一起一百多個才能合成一個億，每一家你都得做風控吧，每一家都得有這種成本吧，合在一起這個成本很高，而風險實話實說它就是比較高。所有的經濟體都碰到這個問題，這是技術性問題。所以，政治正確的問題解決之後，技術性的問題就不是簡單的一個良好願望能解決的問題了。我的研究裡，就強調商業性銀行和金融機構要借鑑現在的一些信息時代的新的風控經驗，比如一些互聯網公司推出小貸，是以大數據來做低成本的控制風險的事情，實際已經取得了相當明顯的一些成效。像網上的一些淘寶戶，他們可以比較便捷地在網上申請取得小額貸款，這就是融資支持，過去想象不到的融資支持的這種陽光，現在能照射他們了，這就是一個進步，技術性的難題需要技術創新、信息時代的新的大數據、雲計算等等手段去化解它原來的阻礙，這是一個思路。但這還不夠。

我們如果設想，在這種大數據、雲計算的風控中間一定要有申請小額貸款當事人他原來的一些電子痕跡的積累，而我們農村區域的很多創業創新的小微主體，他過去沒有形成什麼電子信息痕跡，那麼網上申請小貸他還是過不了關的。那這時候要靠什麼呢？必須靠我們更加積極創新的政策性融資體系，就是財政為後盾的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等，這個體系做起來以後情況就更復雜了，更有挑戰性了，它要區別對待，而怎麼能正確的區別對待，不是憑關係，而是憑真正掌握比較客觀的一些標準和依據？這都是整個機制創新裡我們必須經受的考驗。這次疫情來了以後，財政部門就已經公佈的支持政策裡，就有融資擔保、財政貼息這樣一個重要要領，它就是以政策性融資這樣一個手段，要對一些受影響比較大的企業，包括小微企業（這是專門強調的一句話，包括小微企業）來給予融資支持。所以，說到銀行金融體系，只從間接融資這個視角來說就有這麼多可討論的問題，如果要再說直接融資，那就是股市、債市、私募，又另是一篇大文章了。

主持人：對。

賈康：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定製化，是有很多很具體和複雜的問題的。

主持人：好。因為剛才您提到小微企業，這次疫情對中小企業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下一步會不會出臺針對於中小企業的這些扶持政策？

賈康：我估計還會繼續，這是政府這方面優化政策的一個重點。中央政府的態度非常明顯，前面說到財政、稅收十幾條的重要支持政策裡，就包括咱們提到的這個事情。另外，地方政府層面他一定要考慮，在自己的轄區之內除了一些重點企業、一些大中企業之外，大量的小微企業怎麼得到必要的支持扶助？對各個地方政府，這也是他們比拼怎麼樣提高轄區的治理水平，做出經得住考驗的政績的一個重點。

主持人：是。有投資者想問，您對於半導體行業的，芯片這類高科技企業怎麼看？

賈康：這是個尖端的領域，探討一下。半導體行業有它的特殊性，在新技術革命這個概念下，半導體行業最尖端的就是在世界上能夠引領潮流的芯片製造的水平，咱們在美中貿易摩擦衝突升級以後已經感受到了，給我們實際上形成了一些沉重打擊的案例再次提醒：中國現在在芯片製造這方面是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的，我們當然不能甘心這麼下去。像現在華為明確地說啟動了它的備胎，那就體現出它的戰略中間其實已經考慮了，過去在這方面秘而不宣、不聲不響的，但是準備了一個後手。華為啟動了備胎，現在在國際上處於什麼水平呢？我現在粗粗看到的所有這些信息，還不能說它就居於第一陣營的領先水平或者先進行列了，但是它有望經過努力以後縮小和最先進水平的差異，至少對於我們現在華為這樣的已經成了氣候的企業來說，備胎的支撐力是不言而喻的，在有壓力和刺激的情況下，他們會更加努力地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力量，來儘快爭取提高他們自己這種芯片的水平。其他這些企業，大家在競爭中肯定也是高低不一，各有各的一些具體考慮。但是回到全中國來說，本土的芯片製造能力到底怎麼樣追趕國際一流水平，我提出一個非常框架性的思路，就是必須承認，這是在一般的商業原則所討論的比較優勢的這個原理之下無法覆蓋的一個領域。比較優勢中最高端的、比如第一流的可以成批量以穩定質量源源不斷提供出來的芯片製造能力是在美國那邊，但是它現在非常明確地要限制了，不是你想買就能買到，哪怕你說我多出些錢它也不賣你，限制供應。這個時候光靠比較優勢，碰到天花板過不去了，那怎麼樣呢？就必須回到我們自己要在本土調動一切可能性，來形成本土上的自主生產能力，用得著一個我們過去的歷史經驗——舉國體制。這個舉國體制過去曾經使我們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勒緊褲帶也搞出了尖端的“兩彈一星”，這對於整個後來國家發展中間在全世界格局裡的戰略支撐意義，是大家都感受到的。

主持人：巨大的。

賈康：現在這個芯片，如果我們也要按照舉國體制攻關來爭取最後走到一流水平，必須注意跟“兩彈一星”時代的一個重大的區別：“兩彈一星”我們在這個舉國體制之下，把它鼓搗出來了，我們就基本達到了戰略制約和平衡的目的，雖然現在披露出來可以說中國現有遠程投射能力的導彈彈頭數量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幾十分之一，但是戰略平衡卻已經形成了，它們的那些彈頭數多，無非也就是說威懾能力很強，它說我可以毀滅世界30次、50次，我們這個能力理論上所說到的這個能力，我們有兩次就足夠了，於是大家都不敢動手，那麼和平與發展自然而然成了一個客觀必須接受的主題了。但芯片這個事情不一樣了，芯片你鼓搗出來一些以後，最關鍵的是能不能在實際生產領域形成的全球化市場之上，來經受市場競爭的考驗，以相對低的成本、相當穩定的質量，源源不斷大批量地投入市場。這樣你才可能形成這種批量帶來的在經濟全球化格局裡的持續的影響力。這種大批量的穩定的可以在市場上經受考驗的能力，我稱為舉國體制2.0版才能形成，因為它必須是我們一些前沿的團隊搞出樣品之後，還要經過若干年的努力經受全球市場考驗，要具備一系列的工藝技術方面的knowhow，就是那些訣竅，這是一般企業如沒有一個團隊長期努力無法形成的那樣一套東西，最後支撐著達到這樣一種穩定大批量源源不斷生產、而且始終爭取佔據在前沿位置的這樣的一種供給能力。我們要有一個思想準備，如三年、五年不成，六年、八年行不行？這條路是一定要走通的。這就是中國供給側改革的複雜性了。你光講什麼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不夠了，你光講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舉國體制作用也不夠了，一定是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的一種合理結合，一定是守正出奇提供有效供給的這樣的機制創新、來形成超常規發展過程解決的問題。

主持人：好的。謝謝。您對我們半導體這個行業的解讀我覺得真的是高屋建瓴，讓我們看到國家體制的決心。

您再給我們談談匯率吧，正好有投資者想問一下人民幣對美元貶值降息降準，如果降息降準，今年會不會加快人民幣貶值的步伐？

賈康：人民幣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之後，總的說它的傾向性，是對美元按照市場更多起作用的機制來說，以貶值傾向為主，當然也是波動中間，人民幣的貶值並沒有出現有些人預料的特別悲觀的一下子破7以後降到什麼樣一個更低水平。現在疫情之後的人民幣對美元的情況，實話實說，我也沒有能力做多麼精準的預計。但我覺得如果處理得好，我們對於整個市場力量的這樣一個預判，是中國經濟會由前低迎來一個後高。後高的特徵就是經濟的景氣往上走，繁榮程度有一定支撐力。在後高的過程中，我們總體的國際競爭會顯得更活躍，以更活躍市場的力量來更多地支持匯率的形成機制，它的表現應該講最大的可能性不是人民幣兌美元再做多麼明顯的貶值，我覺得處理得好，應該是一個相對穩定、在前面一段時間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狀態之下的一種延續。我現在看不出來“後高”時，有什麼特別大的壓力使人民幣對美元——如果市場決定為主，更明顯的一個貶值，美國方面現在也認同了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我們官方的說法跟實際做法總體是一致的，匯率的決定要更多由市場來起作用，市場大的態勢還是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這個比值的走向。

主持人：明白您說的意思。我們有個投資者在網上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您說的有點宏觀，咱們來個接地氣的，我不知道您炒不炒股？

賈康：對不起，我曾經在多年以前試著進入股市體會了體會，然後就知道自己不是炒股的料，所以，我這方面沒有什麼經驗可以跟朋友們直接討論的。但是我願意討論一下，您說的關心股市的這位朋友他提的是什麼問題？

主持人：他想問這輪行情對口罩、抗病毒藥物、防護治療概念都有一定上漲，後面對於雲辦公、在線教育、網絡遊戲這種新經濟這些板塊，會不會持續受到資金的關注？其實也是對於未來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契機的一個設想。

賈康：是，這方面我自己的點評是，中國的股市你必須承認現在它還明顯帶有消息市和政策市的特徵，理論上所說的股市應該是整個實體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在中國的表現要很長的時間了，你要說從一個一個年度，更短的一個一個季度，甚至更超短期的情況來看，這種對應性和基本面聯繫不大，更多的還是跟消息、跟政策動向聯繫在一起，形成股市它的波動。從不斷的消息市、政策市形成的波動中看到中長期，它卻又回到一個消息和政策再對接基本面的話，中長期來看是不是會體現為我們現在承認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所形成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如果是這樣的話，和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日新月異發展相關的前面這位朋友關心的那些事情，那就應該成為一個持續跟蹤的一個特定視角了，這個跟蹤過程中跟消息、跟政策變動相關的那個波段的操作，我沒有發言權，但這個視角肯定是值得關注的。有心在這方面積累經驗的朋友，不妨在關注的過程中試著來積累一些實際操作的經驗。

主持人：好的。非常謝謝。時間真的很快，一下就將近9點15分之後了，咱們再回到今天的會議主題中來，您對於疫情對中國經濟總體的影響，您看還有沒有需要再跟投資者再拎一拎，或者再有什麼補充的內容？

賈康：我覺得我前面說的一些看法，最簡要的一個小結，就是我認為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是看得清楚，由前低一定會迎來後高。如果咱們再做更大膽一點的想法，這個後高在未來，除了湖北，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區域基本上都會在3月份就先後看到後高的逐步展開了。如果是說這樣一個不同區域或早一點、或晚一點勢在必來的後高就在不遠的將來，那麼我們相關的主體，企業界的朋友，以及一些地方管理部門的這些朋友們，是不是應該早一點考慮自己有所作為的預案？因為戰勝疫情這個概念我前面就強調了，是一定會出現的，關鍵就是我們怎麼樣能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治理水平，降低這中間的代價，把我們可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有可能騰出精力考慮預案的朋友，一定在這方面要抓住，這個預案的設計不妨可以考慮多樣性，比如在量的上面可以取高中低做三套方案，根據情況的變化密切跟蹤，在自己所處的行業，所處的區域，實際展開到底是高方案還是中方案還是低方案，這是基本上可以判斷出來的，然後乘勢爭取有所作為。

主持人：好的。謝謝，謝謝您今天提了幾次預案的重要性，以及乘勢有所作為，非常感謝您今天晚上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有機會多到我們萬德3C的會議室來坐一坐，聊一聊。

賈康：好的，謝謝！

主持人：感謝您，今天的會議到這裡就全部結束了，也感謝各位參會者的參與，好，再會。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