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些人、有些事在漫長的一生之中只有一次相遇的機會，需要我們付出全部的心力來珍惜，才不會留下雖然相遇但是錯過的遺憾。
一期一會，世當珍惜。
而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中，也有屬於它的那次相遇，十年不長，卻也足夠讓晚明積累下內富國家，外卻強兵的能量。換言之，那次屬於張居正與明王朝的一期一會，顯然做到了世當珍惜的要求。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其12歲通過童試，15歲成為少年舉人，也曾獲贊：此子將相才。嘉靖二十六年，名重湖廣的張居正考取二甲進士，獲授庶吉士，正式開啟了仕途。
張居正進入翰林之際，正值嘉靖隱居西苑，怠政修道的時候。彼時內閣混亂，夏言被誅，嚴嵩開啟了他二十年的擅權之路。張居正也曾試過奮力一呼，振興朝綱，為此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上陳了《論時政疏》，一一論述了自己改革的主張，然而卻不為廟堂所重。明世宗雖然是聰明的君主，但是他更關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國家的利益。在這場名為權利的遊戲中他享受著制衡的樂趣，作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他不願意也不需要改革來打破這種制衡。於是終嘉靖一朝，看透了政治環境的張居正再也沒上過除例行奏章外的其他奏疏，考察地方，相機而動是他給出的答案。
自古就有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的說法，諸葛孔明結廬隆中，一晃十年，才等到了先主的三顧草廬，臥龍一出而天下三分；東晉謝安，隱居東山，寄情于山水之間，時人謂之：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直到不惑之年才在山河動盪時出任宰輔，內挫桓溫，外勝前秦，淝水之戰中知人善任，挽狂瀾於既倒。
三顧茅廬
大隱隱於朝堂的張居正想必也在蟄伏的時間裡想起過前人的經歷。明清還是章回體小說大熱的時候，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風行市井，雖不盡是史實，卻也見解獨到。其中有一個章節描繪了曹操劉備煮酒論英雄的故事，曹操名為議論天下豪傑，卻拋出了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觀點，意在試探劉備志向。劉備聽到後，大驚失色，甚至連手上的筷子也掉落在地上，一時間似乎坐實了自己韜光養晦，徐圖天下的志向。當時曹操勢大，劉備力單，就在生死未卜之際，一聲驚雷卻救了劉備一命。他把筷子掉落，臉色突變的原因歸結為平地起驚雷，成功的將那一刻的殺氣帶到了多年後的赤壁與漢中。
而張居正在上陳了《論時政疏》暴露了自己對弊政的厭惡後，也通過稱病告假，不論時政等做法順利等到了隆慶萬曆的時代，開始了與弊政的真正決戰。
《張文忠公全集》中寫道：自秉政以來，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富國強兵二事。那麼事實是否如張居正所說，做到了富國與強兵兩件大事呢？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下張居正改革的重點。
自嘉靖以來，朱明王朝面臨著吏治腐敗、土地兼併，北虜南倭，邊患嚴重等諸多困難。而張居正認為所有改革的發起點在於人，因此吏治好壞決定了改革的貫徹力度。於是在萬曆元年，張初為首輔即推出了考成法，通過逐級考核，責任連帶，以部院考察撫按，以六科監察部院，以內閣督查六科，相互監督制衡。同時他要求部院公文內容除抄送六科給事中以外同時抄送內閣。由此明代內閣雖然沒有六部的領導權，但通過人事考核，形成了事實上對於部院的監察領導。在考成的過程中，張居正裁撤了冗官冗員，獎勵了一批支持改革的能吏，自是，政體為肅，為改革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而吏治的腐敗追根溯源則是教育的偏斜，《明史》中記載，張居正認為：“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因此在完成吏治整頓之後，張居正開始著眼於各級官學的整改，由於明朝的生員擁有減免徭役、給予學租養贍等大量優待，同時生員犯法，地方官不得擅自責罰而要交於地方學政處置，因而地位較高，其身份為地方大族所喜，大量沒有實學的豪門子弟混跡其中。並且由於當時士子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層層考試，最終殿試奪魁，其後由翰林進入內閣，成為王佐之才。然而大學士何其之少，讀書人何其之多，大量士子即使垂垂老矣，也難以在仕途上邁開第一步，無奈只能寄養於官學之中。這些人既沒有真才實幹，也沒有銳意進取的意向。張居正的改革正是針對這兩類人展開，他明確了各級官學的名額，裁減了大量名不符實的生員，辭退了年老昏聵的學官，慎重挑選合適的人才進行了填補。
解決了人治上的問題，張居正終於可以直面財政上面的難點，明中葉以來的財政困難出自五個源頭：其一是君主的鋪張浪費，光嘉靖一朝修繕建造的宮宇就有仁壽宮、玉德殿、景福宮、安喜宮、慈寧宮、慈慶宮等十幾個。其二是政治上的腐敗，嚴嵩當政以來各級官僚上下其手，層層貪汙，加之冗官冗員的俸祿支出，以至於戶部長期虧空。其三是功臣勳貴、皇親國戚的坐吃山空，唐宋宗親，有些走上仕途，有些散處民間，子孫有爵而無祿，而明代功臣皇族，由於靖難後的祖宗法制規定，不農不仕，坐食公帑。其四為軍事上的巨大支出，倭寇擾亂東南，俺答屢次寇邊，每一項都是數百萬銀兩的支出，而與之對比當時戶部歲入僅僅只是兩百萬有餘。其五則為嚴重的土地兼併，勳臣貴族地方豪族在兼併了大量貧困農戶的土地後，隱瞞不報，使得出現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
縱觀這些原因，其一二為政治上的腐敗造成，張居正通過天子年幼，總攝國政這一有力身份，對於萬曆的用度進行了引導和規勸，有效減少了統治者的鋪張浪費。而在考成法有效推行之後，冗官冗員大量減少，對於官吏的財務也進行了有效的監察，貪汙公款的現象相對減少。其三為制度上的問題，張受限於祖制，無從改變，但也通過考成法責成地方官對這些勳臣貴族進行錢糧的催徵。其四為國家軍事上的部署，稍後我們再加敘述。其五則是財政困難的根本原因，這也是張居正改革的重中之重。
仇英《南都繁會圖卷》描繪下的江南社會生活
對於土地兼併，政府的難點首先在於對於大戶所佔土地數量的不知情，在封建社會，賦役制度是建立在土地信息完整的基礎上。因此其於萬曆六年開啟了土地丈量的工程，前後歷時三年，所得結果雖然由於豪強勢力的抵制，地方官員的投機，並不十分準確，但確實徹查了一部分被隱瞞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併的趨勢。
如果說土地丈量只是為了獲取信息，那麼一條鞭法的推行就是將財政改革的果實最終摘取。所謂一條鞭法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賦役合併，以貨物勞力征收的一律以白銀替代，徭役的徵銀也不像過去按戶和丁來攤派，而是根據人丁和田畝的多少來分擔。
其次，計算賦役數額，以州縣為單位，同時各州縣原有額度不允許減少。
最後，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由於稅收由徵收實物改為徵收銀兩，簡化了存儲運輸，因此免去了過去里長糧長參與徵收的過程，既減少了中間貪腐的可能，也將責任具體落實到了地方官，由於考成法的存在，提高了賦役徵收的實績。
我們會發現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史上的巨大變革，它統一了賦役，簡化了徵收的流程和手續，配合全國的土地丈量減輕了貪汙漏稅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由於役銀的徵收由丁、戶分擔轉為了丁、田分擔，在當時社會放鬆了對農戶的控制，降低了商人的負擔，有利於勞動力的流動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所謂晚明資本主義的萌芽也有一部分得益於一條鞭法的執行。然而一條鞭法也有其時代侷限性，它規定賦役數額，以州縣為單位，同時各州縣原有額度不允許減少，即是在法理上將嘉靖以來各種攤派加以明確。而由於白銀成為了唯一的徵收物品，迫使農戶將收成在市場上售賣，由於商人相比於農戶能瞭解更多的市場情況，處於信息不對稱的有利一面，因此他們可以從容的進行壓價，客觀上加劇了農民的負擔。
明代白銀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剛才沒提到的第四點——軍事上的支出，而這也是張居正自認為所做兩事的其中之一。明自英宗土木堡之變以來，軍事逐漸衰落，雖然其中有于謙振興了京軍，但也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明中期以來衛所制度衰敗，邊軍戰力缺乏的情況。嘉靖以來草原上形成了俺答為核心的力量集團，虎視燕雲，東南則有汪直徐海夥同倭寇，擄掠沿海，時人對於整個邊情有著“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的悲觀論調。但是張居正並不以為然，首先對於一直困擾明朝邊防的問題——地方督撫與邊帥之間的傾軋掣肘，他選擇絕對的信任邊帥，降低撫臣對其的制約，戚繼光、李成梁能在一方長期坐鎮，延續防務政策無不得益於此。其次根據具體的邊情不同，張居正也分別採用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對於東南的倭寇，他沿用了自隆慶以來開放海禁的政策，從根本上消除了內地豪強為了獲取海上貿易的暴利聯合倭寇擾亂海疆的誘因。對於北方的蒙古，他採取了封貢互市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他一邊任用王崇古處理“俺答封貢”，用抗倭名將戚繼光坐鎮薊門，一十六載北府無事。另一邊對於仍然有心寇邊的蒙古王公，他指示李成梁主動出擊，數次大捷穩定了遼左情勢。一時間，邊情晏然，這一局面既讓明朝在軍費上的支出能夠降低，同時也使得張居正的改革有了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戚繼光薊門練兵
我們可以發現，張居正歷時十年的改革主要著眼於吏治、官學、財政以及邊防四大方面，吏治和官學的改革為新政的推行減少了阻力，提高了政策的執行度，同時由於吏治的整頓，對於君主用度的控制，實現了財政上的節流，而通過而考成法與一條鞭法的相互作用，改善了積弊已久賦役問題，實現了財政上的開源。在開源和節流一起的作用下，府庫歲有盈餘實現了富國的目的，同時財政上的收穫使得邊疆的軍需有了保障，相應的邊境安定又反哺了內政，經濟的恢復隨之加速，可以說萬曆前期張居正所說富國強兵兩事他真正的做到了。
秦代及明代的邊防要塞——長城
但是張居正還是跳脫不出那個時代背景，本質上他仍是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人，他把前朝的攤派內容合法化，反對海瑞等激進的變革措施，其改革本質上仍是在流程細節上進行了強化，並未觸動根本，許多政策最後仍在被豪門大族鑽了空子後名存實亡，可以說這既是張居正的遺憾，也是時代的無奈。
當時張為當權者所詬病者有七：
其一考成法使得內閣插手部院事務，違反了明朝內閣無宰輔之實，無權管理部院的法理，同時也侵犯了明朝一直以來想強化的君權，給了其死後君主乃至政治對手為他安插擅權亂政罪名的事實依據，。
其二丈量土地、強推一條鞭法觸動了核心統治階級的利益，使得他喪失了統治階級的支持。
其三，有明一代，言官的勢力達到了歷代之最，張居正歷來仇視御史凌駕地方，在改革過程中多次打壓，不恤與言官交惡。
其四，依據明制，父母至親去世，在職官員需要辭官守孝，滿三年以後再行任用，只有國家危難情況特殊才能予以留任，這就是所謂的奪情。而萬曆五年的發生的張居正喪父後的奪情，當時引發了言官的廣泛攻擊，雖然最終明神宗出面將事情壓了下去，但也為張最後的被清算埋下了禍根。
其五，限制了君主的慾望，嘉靖、隆慶、萬曆三帝對於財富都有著無限的痴迷，而萬曆由於張居正的限制，長期處於壓抑自己慾望的狀態，所謂水滿則溢，一旦張居正死亡，這種壓抑的慾望就轉化成了報復的心理。
其六，結交宦官，明朝歷任內閣首輔由於本身權利的不完整性，與當時的宦官領袖都有著特殊的合作關係，遠的不說，前任首輔高拱就舉薦了陳洪執掌司禮監，陳洪也投桃報李，對高拱的改革予以支持。而萬曆幼年繼位，當時他的意志代理人在宮內即為馮保和李太后，張居正也正是藉助高拱和馮保的矛盾才伺機登上了首輔的位置。
其七，私德的欠缺，明朝的俸祿可以說相當低，以至於明朝的官吏即使如徐階這般名臣都難免有些財務上的灰色面，特別是明中期以後，如海瑞這般廉潔的官吏幾乎絕跡，張居正也難免在這上面有些問題，其子得中進士也是託了乃父的名望。
荊州張居正故居
或許張居正作為個人並不完美：結交內宮，私德有虧，從他作為明朝最有權勢的首輔這一事實來看專政擅權似乎也有跡象。但是明朝在嘉靖長達四十五年沉溺於斂財制衡的統治中，已經出現了亡國的跡象，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需要的不是循規蹈矩的儒家典範，而是敢為天下先，怒對萬人言的英雄。
我想，張在上位過程中也糾結過對於徐階、高拱等人的攻訐，也對身為士大夫卻結交宦官的現實感到無奈，但是他沒有猶豫，作為一個要為明朝強行續命的政治家，重要的是先坐到那個可以影響天下的位置上，就事實來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故事也沒有發生在徐、高二人身上，馮保也沒如王振劉謹魏忠賢一般對政局起過過多的負面影響。
而當張父去世的消息傳至京師，張居正無疑是及其掙扎的，對於從小濡染封建禮教的他來說，離職守孝是唯一併且合理的選擇。然而萬曆五年，政局剛有起色，三年遠離政治中心，極有可能讓改革的成果毀於一旦，他不敢也不想放棄自己的政治抱負。在授意門生故舊奏請奪情時他就意識到他留任的願望有多強，彈劾他的勢力就會有多大。
在筆者的心中，所謂的英雄既有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的絕世武功，也有名軍大將莫自牢，千軍萬馬避白袍的軍事神話，既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無私奉獻，也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情懷。
而張居正抱著失德於天下的可能，依舊開啟了改革新的五年，排除與改革相左的意見，扶大廈於將傾，最終實現自己的富國強兵政治意圖。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英雄，大抵如此。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如前文所說，一期一會，世當珍惜，縱觀萬曆前十年，明朝雖然衰落卻還是抓住了張正這顆流星，使得國柞得以延長。張居正也珍惜了這段時間，即使千夫所指，萬難在肩，也敢於負重前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最終功過評述也是瑕不掩瑜，可以說無負彼此。
最後筆者引用一段明史專家孟森老師的話作為本文的結尾：綜萬曆初之政皆出居正之手，不恤與言路為仇，高不知危，滿不知溢，所謂明於治國而昧於治身。居正卒於萬曆十年，明年奪官階，又明年籍其家，子孫慘死。而其身死三十餘年內清朝弄兵於塞外，蠶食東北，國柞轉移，中朝竟不知有其事，直至入犯遼瀋，舉國震驚。廟堂若有留心邊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憒憒如此，故居正沒而遂入醉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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