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張力軍先生的“冷思考”，忘了謝教授的“源創新”理論吧！他們定義不了創新，他們連自己都定義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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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式的偏見”：中國的創新就是不如美國！
2006年，《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弗裡德曼訪問中國時，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企業創新的比例有多大？有沒有5%？在座的中國人無言以對——這就是 “弗裡德曼拷問”。
十年前，“弗裡德曼拷問”所以這麼難回答，是因為它預設了一個陷阱：中國經濟30年的騰飛，是建立在規模複製、“拿來主義”的基礎上，依賴於“八億條襯衫換一架飛機”的低端出口模式上。
面對同樣的問題時，今天有人給出了答案。
比如說，剛剛回國的斯坦福大學研究學者、第一視頻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力軍在接受中新社關於中國的“創新熱”的採訪時，提出了三點冷思考：
第一視頻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力軍
其一，目前中國的整體創新水平沒有處於產業鏈的頭部，“從0到1”的創新很少，很多創新淪為對產品的複製。
問題是：歐美也是經歷了包括刀與火的掠奪時期在內的數百年的發展，才有今天發達的水平，要求改革開放才30多年、還在把發展當成第一要義的中國佔領更多“從0到1”的創新是不是有些勉為其難？
而且就在這有限的30多年的發展中，中國的創新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語——在衡量創新水平標準之一的專利數量上，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底發佈的《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報告顯示，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量超過130萬件，超過了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歐洲專利局的總和！
其二，參與創新的人很多，投資人每天看的項目也很多，但質量並非數據看起來那麼好。
其實，這個問題是包括歐美企業在創新時都存在的問題，並非中國一國所獨有。要不然，比爾蓋茨、馬斯克、巴菲特這樣的著名投資人為什麼都一窩蜂地跑到中國來找好項目呢？
第三，投資人的心太浮躁，急於求成，要讓投身中國創業潮的創業者們足夠勇敢。
張先生在硅谷時有一個深切的體會：“你要足夠勇敢，你才有自由。有了自由，你才能創造。你創造了，你才有定價權。”
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造成如今中國創新的這種“囚徒困境”正是歷史原因造成的！
美歐為什麼有定價權？一百年前，他們堅船利炮以陳，不讓我們發展，然後自己回過頭去搞創新去了，從那時起已經將定價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了，這個鍋也要由我們來背？
作為斯坦福的研究學者，和國內的創新階段相比，張力軍先生面對的是硅谷相對成熟的創新模式，兩相對比之下，也更容易一下子找出中美兩國在創新上的差距，這是可以理解的。
位於硅谷的斯坦福大學
但是，他的理論中多少帶有一些“硅谷式的偏見”，這種偏見和幾十年前“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並沒有更新穎的地方。
比如說，在“硅谷式的偏見”的左右下，張先生眼中，甚至連美國人不用移動支付也是因為美國在幾十年之前信用卡支付就很發達了，而手機支付只能在落後地區才能快速普及。
意思是美國人不使用移動支付還有一種滿滿的優越感？
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的傲慢思維。
其實，這種傲慢情緒在美國學術界並非個例。
比如說，這次由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爭端，特朗普就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指責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和技術”。但是，總統先生根本就沒有意識到：現在世界變化了，很多國家都在發展創新，如果美國覺得技術都是自己一家的，這種態度就是“歧視他國”，是無知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的創新能力正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3月19日，匯豐銀行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弗雷德裡克·諾伊曼說：“中國現在創新能力很強大，但仍然一直被低估。”
諾伊曼說：“我最近問了一家硅谷公司的總裁如何看待深圳。他回答說，那裡的創意轉化速度比硅谷快一倍。”
2
“源創新”給出正確答案了嗎？
作為一個剛從廢墟中爬起沒多久的民族，近些年來，獲得發展良機的中國已經在全力提倡建設創新型國家，鼓勵創新、創業，以期提高中國經濟的創新比重。
那麼，中國企業怎麼去創新，怎麼正確地認識創新？
美國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謝德蓀試圖用“源創新”理論給出答案。
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謝德蓀
長期以來，我們對創新的認識還停留在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及五力模型時代，這是一種靜態的、平面的戰略理論。
而謝德蓀教授告訴我們，創新也可以是動態的，特別是進入互聯網的下半場後，信息互通、萬物互聯、人工智能，企業需要新的“動態戰略理論”來解決創新的一系列問題。
謝德蓀教授認為，創新可以分為科學創新和商業創新兩類。
科學創新，是指有關自然規律的新發現，這是一種“始創新”，即很多中國人提及的“自主創新”。
比如說，施樂公司開發出了全世界第一臺個人電腦——Alto，它創造了很多個第一，這當然是創新。
Alto電腦
但是創造了這麼多第一的Alto並沒有第一時間投放到應市場，反而讓蘋果捷足先登了：在這裡，Alto的始創新本身沒有價值，它的價值是教會我們——特別是蘋果——如何使用電腦這種新工具。
而蘋果的麥塔金電腦則是創造出新價值的商業創新。
謝德蓀教授將商業創新分為 “流創新”與“源創新”。
所謂“流創新”，是指用始創新來改進現有的產品，或者找出互補性產品、降低成本的新生產流程及進行更有效的供應鏈管理。
所謂“源創新”，是指通過一種新的理念來推動對人們日常生活或工作有新價值的活動，這種新理念很多時候是被新產品或始創新所激發，但也可以是源於生活上的某種慾望。
“源創新”的著眼點是開拓市場，是從無到有“無中生有”地去創建新生態系統，從而讓系統內的成員通過相互關聯提升各自的價值。
所以，“源創新”的最大價值在於：它構建了一種極具操作性的創新模式，一種與波特的價值鏈理論相對的新型商業模型——“兩面市場商業模型”。
謝教授的源創新理論，區別與我們熟悉的“自主創新”，為創新理論開創了一個新世界。
3
“源創新”有陷入錘子釘子模式的嫌疑
“源創新”指出傳統企業的“牛糞”也需要創新的“鮮花”來展現等思想，對於幫助企業走出創新的誤區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但是，是否所有實現了“源創新”的企業都可以採用這個兩面市場模型？
因為一個模型不管多出色，畢竟只是個模型，並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而是必須和實踐相結合，才能煥發出持久的生命力。
感覺這個理論現在已陷入錘子釘子模式的嫌疑：手裡拿了個錘子，一眼望過去，滿世界到處都是釘子。
隨著時間的演變、信息的增加，中國創新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豐富，從“開源節流”衍生出的“源創新”已失去其理論土壤。
比如說，這個理論最初是基於“中國製造”時期的企業創新困境提出的，但是時過境遷，中國的創新、創業環境近些年發生了根本改變：因為和深圳的長遠規劃不相符，幾十萬人的富士康說搬走就搬走了；華為、格力等“牛糞”，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名片；中國的比亞迪等新能源汽車已開到了全世界，而美國的特斯拉正處於破產邊緣。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找到解決修昔底德陷阱的新理論：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所以，爭鋒是不可避免的。
而不論是張力軍先生的“冷思考”，還是謝教授的“源創新”理論，都沒有告訴我們這方面的答案！
所以：
忘了張力軍先生的“冷思考”，忘了謝教授的“源創新”理論吧！
他們定義不了創新，他們連自己都定義不了！
是時候將“源創新”的這把錘子對準美國等市場了，看那裡有沒有更明顯的釘子。
最後，回到本文的開頭，今天，我們可以大聲回答弗裡德曼：哪怕中國企業的創新比例還沒有5%，用不了幾年，他們中的一批會像華為和阿里巴巴那樣，成為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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