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和士族，在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非常混乱，往往被混为一谈，我在《 》中也没有将之严格区分，但是在研究东汉-魏晋时期统治力量与社会形态转变时，还是有必要加以区分一下的。
世家大族是士族的进化版，士族只是在地方上有实力，在中央他们还得抱团，在行使统治时还得依附皇权，能否做官也是要靠大家相互帮忙举荐；而世家大族却能通过中央政权设立制度，成为垄断阶层，后世强大的世家大族有时一家就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皇权之上。
通过“独尊儒术”后，儒家化了的豪族成了士族，他们在经济上拥有土地与农奴，在民间拥有意识形态的督导权，但他们在朝廷上对统治权力的追求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士族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由于传播技术（竹简）的落后，大量豪族还未转化为士族。另外，在朝廷上他们虽然有参政、行政权，但皇权集权架构与官僚体系松散还是对他们不利的，霍光倒台后，宣帝仍能像武帝一般专权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随着后世皇帝对儒家的迷恋，士族们便开始借用儒家为自己背书，利用儒家思想将官僚体系完全士族化，终于在汉末形成了思想一致的官僚集团，皇权开始萎靡。为了不受士族的控制，皇帝选择了外戚，王莽从此上台。但王莽的行为让士族们错认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王莽家族也进入了士族的行列，于是士族们便力挺王莽取代了汉朝。
可王莽并不想代表士族的利益，他是儒家虔诚的信徒，王莽随即一系列复周礼的改革反而要剥夺士族的利益，这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动乱，加上他们在地方上土地兼并引起流民起义，士族的统治出现危机。但危机恰恰也是机遇，昏乱的中央政府与盲目的起义军怎么会是士族的对手呢？在动乱中，士族们找到了新的代言人——刘秀。
刘秀借用士族的力量消灭了王莽政权，也镇压了起义军，光复了汉朝。可身为开国之君的刘秀，并没有刘邦刘彻的霸气，他深知自己是被士族捧起来的。刘秀想迁都长安被士族集体反对，迁都长安（易守难攻）则意味着皇权独立于统治阶级之上，而洛阳则是关东士族们的大本营。士族就要给刘秀留在洛阳，才能与之“共治天下”。至此，士族的统治阶级的地位终于站稳了脚跟。
东汉前几代强力的皇帝还能驾驭得住士族在朝廷上的权力，但随着更多的豪族进化为士族，士族日益壮大，皇帝再次受到挑战，这时统治者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就由统一转化为对立了。皇帝就必须找帮手来对抗士族，他们先是搬出了外戚，后又搬出了宦官，不幸的是，东汉的皇帝往往英年早逝，要么就是嗷嗷待哺，“帮手”们反而利用皇权的长期真空，成了权力斗争的主角，于是中央政府成了外戚、宦官、士族三方的角逐，中央政府就此衰微。
而地方上，士族的力量越来越强，后期还出现了汝南袁氏（袁绍家）这样四世三公的大家族。汉末中央权力瓦解后，整个天下都成了士族的舞台，虽然曹操想打击士族，可为了自家利益（孙策因打压江东豪族被刺），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妥协，曹操死后，士族的力量更是不可收拾。终于，在曹丕许可下，士族们获得了统治能力的质变——
九品中正制。士族终于蜕变为了世家大族，成为权力的垄断阶层，封建贵族之后最强的统治阶级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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