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媽媽自幼進了戲班子,爸爸是右派下放到農村從陝北來到寧夏,在孤兒院長大。我在寧夏出生然後到陝北，上學只上到四年級就輟學了。小時侯我們家生活得很苦, 哥哥很小的時候就上山放牛。11歲進了戲班子學唱秦腔，在戲班子裡呆到85年去了西安。那時在戲班子裡我很不順心,我哥哥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給我帶來了一把吉他。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練習。後來,哥哥就帶我去了西安。當時想讓我跟別人繼續學習唱戲,或者當個武打明星什麼的。當時我住在陝西師範大學文藝部,那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套架子鼓,哥哥教了我幾個簡單的節奏,我就開始練打鼓。在這中間,我媽媽來西安看過我,她要我回去,說我原來呆的劇團改革了,我分到了縣裡的一個文化站。我不願回去,哥哥就帶我去考團。後來我考上了西安的一個私人歌舞團,這就算安定下來了。媽媽就放心回去了。我們劇團有個餐廳,那有一套鼓,我就經常去那打鼓,那時我一邊打鼓一邊唱歌,剛好我們團長聽到了,當晚有一個演出,團長說讓我出個節目,就讓我唱了一首歌。演出結束後,團長就找我談話了,讓我到團裡幹,一個月80塊錢，就這樣在西安生活。再後來,常寬到西安演出,認識他後就到北京來了.那時是87年,來到北京後，在一個有關國際環保的演出當中,北京的許多藝術團體都都去看了。89年的時候,我去了東方歌舞團,平時也和常寬合作,還跟田震組了樂隊。再後來,我離開了東方歌舞團，與竇唯組了樂隊。也不知竇唯是怎麼想的,半年後,樂隊解散了，樂隊解散後我比較消極。當時認識了王小京,做了我的第一張專輯《流浪》,是描寫我自從85年離家後的生活.這張專輯當中請了許多著名的樂手和音樂人:老五、李彤、臧天朔、劉君利、郭亮、張炬等大概20多個優秀的音樂人。但是錄完後，我覺得並不成功，也沒賺到錢。做完磁帶後，竇唯要出《做夢》專輯，在錄音前三天，他給我打的電話，讓我幫他去打鼓。後來，我就一直給“超載”打鼓，又出了一張專輯《出租車》，但是沒有發行，是長白山音像公司出的，當時錄音的樂手有：鍵盤馬東東、吉他貝司曹均、還有我，一共我們三個人，前期的錄音很好，但是後期不太理想，但我們把DAT 給公司之後就沒有消息了。直到現在我一直在籌備我的第三張專輯。 “鮑家街43號”樂隊是個好樂隊。在沒去這個樂隊之前，我在騰格爾的“蒼狼”樂隊。98年冬天，有人找我去給鮑家街打鼓，當時單曉帆是鼓手，他幹了一年多，接受不了他們的各種要求就離開了，後來我去了，演出了一場後，彼此都很滿意，就加入了鮑家街，一直到現在。在音樂上，我們樂隊一直都很默契，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比如排練的時候遲到，但時間長了，就習慣了。只是汪峰有時就太有個性，包括在音樂創作上，一個樂隊就是一個集體，大家應該協調、統一。舉個例子：比如在唱片後期的製作上，封面上寫詞曲創作一般都是集體的名字，比如唐朝比如黑豹，可是汪峰就不，他要寫詞曲：汪峰，就是跟大家劃的很開，我不喜歡。 來到北京後，我也走了一些彎路，從93年的時候，我開始吸毒，94年回了一趟家，就斷了一段時間，後來，我住在三里河的時候，警察去抓我，他們在我家樓下蹲了一夜，因為當時我在外地，早上一回家的時候，派出所的人來敲我家的門，因為他們知道我回來了，我的女朋友一聽到敲門聲以為是她媽媽來了，就應了一聲，到門口一看貓眼被堵上了，她告訴我不對頭但是已經不得不開門了，我當時只穿了一個小短褲，就趕緊鑽進當時有一種帶拉鍊的簡易衣櫃裡了。衣櫃的拉練我故意沒有拉上，外面就掛了一些衣服，我蹲在衣服後面，就看到八個警察衝了進來，他們問我女朋友我去那裡了，女朋友說我走了很久了，有三個月了，但被他們一嚇，又說走了三天了，這一聽就不對頭。再說，他們看到茶几上放著的我的衣服等等，一看我就在家。於是他們就開始搜。我是信佛的，當時我寫了一個符：佛祖保佑、萬事如意——牧羊。警察於是拿起這個符說：“還他媽佛祖保佑，我看今天誰還能保佑你。”然後就扔到地上了。警察翻我的家翻了半個多小時，他們哪裡都搜過了，就是沒有搜衣櫃。他們只要弄一下衣服，就能發現我，當時警察離我只有不到一米遠的地方。後來他們給派出所所長打電話說我跳六樓走了，然後，就帶走了我的女朋友。 自從那次後，我就更加信佛了，95年我去杭州演出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女孩，我認為這是佛祖賜給我的，我們的感情特別好，後來我把她帶到北京來了，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兩年的時間她就回深圳了，因為在家她是老大，家裡有一個公司要她回去打理，就這樣她一邊深圳一邊北京的跑，慢慢的我們的感情就淡了。但是我們還是經常聯繫，打電話。她是個好女孩。 現在，我要有一個好的身體，健康的生活，好好的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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