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在我們探討美國的民間慈善與基督信仰的話題同時，國內某當紅女星的“詐捐門”事件正炒的沸沸揚揚，看來有必要將這個話題更加深入地展開來談。
慈善是一種社會事業，是需要信仰的。中國人的傳統就是為子女賺錢。中國是一個“國家”。“國家”就是家、國不分，這是我們幾千年的傳統。中國曆來都是官商不分的。中國的富豪絕大多數都是依仗或者藉助政府的公共權力，而發家致富的。中國富豪之所以搞不了慈善，其原因是一目瞭然的：中國富豪們的財富是“取之於權力，用之於權力”的。沒有權力的一聲令下，財富就只能藏在自己的口袋之中。只要權力為你安排一下，就可以讓你從赤貧變成暴富，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權力也可以讓某些人巨大的財富在一夜之間蒸發得一乾二淨。
中國從來沒有真正自治的社會組織，所以，即使那些比較幸運到賺了一些錢的民營企業家好不容易想搞一點社會捐贈活動，往往也是出師無名的，這個國家歷來就有清理富人中的出頭鳥的傳統，弄不好，可能會背上“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其它的罪名。作為普通中國人，我們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政府或自己的單位組織，我們很少搞什麼社會捐贈活動。幾乎每個中國人都遇到過“逼捐”的情況。所以，中國很少真正的社會慈善活動，而只有國家的、政府的“慈善”。但就算國家有什麼“希望工程”之類的東西，中國每年的捐助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
●多數捐款來自普通人
在上次的文章中介紹了近些年美國不斷攀升的捐獻金額，初看到這些捐獻報導時，很多人以為美國的千萬捐款都是出自這些億萬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實際上錯了。據統計，美國一年千億美元的捐款，80％是個人捐的，70％來自普通人。
在特納宣佈捐出10億美元之後不久，83歲的黑人遺孀斯考特（I. Scott），走進舊金山市區她經常看病的醫生辦公室，遞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給這個醫生主持的「學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等才是851美元，這1000美元，是她省吃儉用四年的積蓄。
美國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鎮經營洗衣店的麥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勞作積攢的15萬美元捐給了南密西西比大學，建立了「黑人學生基金」。
在這之前一個月，新澤西州薩莫威力（Somervilie）鎮的居民包葉爾（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額達1100萬美元。這位從沒結婚的72歲老人，總是準時到教會，但這次她遲到了，教友以為她中了頭獎，不會再來教會。但彌撒開始20分鐘後她蹣姍走進教堂，解釋說她的老舊汽車半路拋錨，送去車行修理。隨後宣佈，她把六和彩的獎金，一半捐給教會，另一半捐給當地救火志願隊和救急隊。她連輛新車都沒買。
兩個星期前，紐約曼哈頓的一位廚師中了六和彩，金額創了記錄，達一億美元。這位廚師表示，他會把相當部份捐給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學。報上說，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頓上區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這個錢數在曼哈頓只能租到極簡陋的公寓，可見他們相當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業。
《時代》週刊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被問道中了「六和彩」怎樣花這筆錢時，92％的人回答，將與親屬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獨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額捐給慈善事業。
●打破國界的捐贈
但絕大多數的美國捐款，既不是來自大富翁，也不是來自六和彩中獎者，而是來自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的每月幾元、幾十元的固定小額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個月給一個環保組織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島旅遊過，從那時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給「生態平衡基金」。她說「捐獻是我和世界的聯絡渠道。」
碰上災難性事件，美國人捐款更是踴躍。像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被炸事件發生時，加州矽谷的一位26歲的金融分析師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闆也捐出相同數額。全公司幾乎人人捐款，金額達到100多萬。全國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獻血電話之多，使當地賑濟機構無法承受。「美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遊說捐款者把錢捐到其他項目上。
像特納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一樣，美國人並不是都把錢捐給自己國家，而是捐給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饑民，索馬里的災民，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難民，還有臺灣的地震，中國的洪水┅┅都是美國人捐贈的對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裡，就有為科索沃難民捐獻物品的標牌，旁邊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遺產不給子女，捐社會
紐約一位研究捐獻的心理分析學家說，事實上，是否捐獻，和人的經濟條件沒有必然關係，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國人捐獻，因為他們有一種回饋社會的意識，並認為很多事不應該由政府管，而是應該交給社會，實現大社會，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國的主要名牌大學都是私營的，靠捐款運轉。像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等長春藤名校，每年的預算都達幾千萬美元，絕大部份來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來自該校畢業的學生。這些私營大學的校長，一半以上的時間用於募捐，由於預算額度大，捐款額超過一百萬的人，校長才能親自接見。
中國人的觀念是，人死了，財富要留給兒女、親屬，但美國人則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頓的81歲的史坦利．紐伯格去世時，立下遺囑，把全部560萬美元的財產捐給美國政府。這位猶太老人當年為逃避納粹來到美國。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沒有獲得任何遺產。雖然對於年度預算高達一兆五千億元的美國政府來說，500萬美元只夠政府維持運作兩分鐘，但紐伯格在遺囑中說，「我感激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國家。」
1994年，89歲的著名出版家唐納．米勒死後留下高達9000萬美元的財產。在他的遺囑中，除了留給妻子100萬之外，全部捐給了慈善基金會。而對三名成年子女，則未留分文。他說，「我已栽培他們，他們目前的境遇都不錯。」
正是這種無私的捐獻精神，不僅使小政府、大社會的美國模式成為可能，而且支撐起讓世人羨慕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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