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Marx，Engel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當時的政治所採取的態度，主要是期待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並努力去促其實現。在清算了自己原先的哲學信仰後，他們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上。一些敵對的理論，諸如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都由於跟革命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而在《共產黨宣言》（第3章）和其他著作中受到批駁。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當時的某些革命運動也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些運動過於狹窄地侷限於致力於純政治的革命，而不是像他們所主張的那樣應結合著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造來進行。因此，恩格斯總是樂於協助馬克思去跟巴枯寧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進行論戰，後來，他還教訓俄國的激進分子彼·尼·特卡喬夫“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因為後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比在更先進的西方更有可能發生。
在批駁特卡喬夫的觀點時，恩格斯所堅持的還是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概念，即先前在諸如《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類著作中所表達過的那種概念。不過，他們對政治的實際態度，特別是在馬克思的晚年，時而表現出一種脫離唯物主義的嚴格教義的意願。這種情況，也許可以明顯地從他們（特別是馬克思）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俄國事態發展的評價中看出，而當時在俄國嶄露頭角的實質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儘管恩格斯跟特卡喬夫有爭論和馬克思自己過去也對許多俄國革命者不信任，但馬克思在他有生的最後幾年，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傾向於贊同民粹派關於通過農民公社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這一特殊的俄國道路，雖然在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中，這種讓步不是沒有條件的。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這樣的希望：俄國革命會成為西方無產階級的信號，它們之間能夠相互補充。這實際上表明瞭他們基本上所關心的還是想看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上更先進的國家獲得成功，認為這些國傢俱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先決條件。
由於沙皇政府明顯地具有普遍的和有害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看作是謀求推翻的許多歐洲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他們對匈牙利和波蘭（它們的革命先後在1849年和1864年遭到鎮壓）的同情，也許更多是出於他們在國際局勢上所持的方針，而不是出於對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的前景和社會性質的看法。至於其他一些民族，主要是那些跟匈牙利人、波蘭人或“舉止文明”的德國人有矛盾的東歐斯拉夫人民，則被他們——主要是當時任《新萊茵報》（這是馬克思在1848和1849年編輯的日報）國外編輯的恩格斯譴責為“反革命”。
恩格斯正是在《新萊茵報》上和隨後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起源於黑格爾。列入這個概念範疇的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蘇格蘭的蓋爾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以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這些民族是“被那個後來成了歷史發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殘餘”。基於同樣的理由，恩格斯支持德國在1848年為奪取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控制權而對丹麥發動的戰爭，認為這是“文明對於野蠻的權利，進步對於停滯的權利”。
在恩格斯把有些民族貶為“沒有歷史的民族”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條是他認為這些民族除了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上是支零破碎外，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把相當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一個適當密集的地區去發展現代經濟。由於創造這樣的經濟需要市場的發展和一個建立在全國範圍基礎之上的階級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便傾向於反對聯邦制的觀點，而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單一制國家，這是跟他們的某些奧地利繼承者的觀點是不相同的。因此，他們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1848年）的第一條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由於這種期望以及在1848年所表述的其他願望沒有得到實現，他們把普魯士在1866年對奧地利的閃電般的勝利看作是最終有利於他們的事業的，因為“使資產階級集中起來的一切，對工人來說當然都是有利的”。
儘管普奧戰爭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喜歡的一種促進德國統一進程的手段，但是他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戰爭本身會偶爾有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在1848年，他們曾號召對俄國進行一場革命的戰爭，以便不僅使波蘭能夠從沙皇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藉此鞏固國內的革命。恩格斯甚至在這以前就把軍事征服視為社會進步的一種有力的手段，他認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儘管很殘暴，但卻不失為“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幸運的事實”；同樣地，他還歡迎“精力充沛的美國佬”從“懶惰的墨西哥人”手裡奪取了加利福尼亞。後來，由於他和馬克思預料西方會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使他們燃起了希望，希望“俄國代理人”帕麥斯頓和其他人所進行的據說是半心半意的戰爭會引起歐洲“第六強國”即革命的干預。儘管馬克思在這時期跟託利黨議員大衛·烏爾卡爾特這位仇俄分子有聯繫，但他對這場戰爭的興趣與其說是對土耳其政府有任何偏愛，不如說是出於對革命利益的關心。同樣的考慮也影響了他對1859年奧法戰爭的態度，也就是他儘管仇視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北部，但卻認為奧地利的失敗似乎是有利於作為革命的最危險的敵手的歐洲兩大強國——俄國和拿破崙第三統治下的法國。當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時，馬克思對此表示歡迎並且指出，一旦波拿巴投降，德國就不再是進行一場防禦戰，而有陷入已經擴大的俄國勢力範圍的危險。他在1870年9月為國際工人協會寫的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以驚人的洞察力預言了德國那條後來一直奉行到1914年的外交路線：德國首先跟俄國進行比較緊密的聯繫，然後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再代之以準備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這時候所反對的便是“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了。
馬克思很少對歐洲的帝國（突出的是法蘭西第二帝國）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不過在他到英國定居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的問題便更多地引起他的注意。他和恩格斯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體系的概念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這個體系在追求市場和原料來源的驅使下不斷地進行擴張，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到來鋪平道路。儘管這種擴張可能有助於延緩那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危機，延緩可能在這些地區中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把像“太平天國”這樣的起義看作是加速下述情況發生的可能的手段：“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西方國家在東方實行的許多政策——從“邪惡的”鴉片貿易到對印度大起義的鎮壓，都從道義上表達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同時也對傳統的東方社會保持高度的批判態度。在他們看來，“舊中國”只是靠“與外界完全隔絕”來保存。至於印度，馬克思的論述則要比中國廣泛得多，他認為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那裡始終過著“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由於建立在與外界隔絕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的基礎上，東方專制制度在印度“使人的頭腦侷限在極小的範圍內”；而在破壞這種制度的經濟基礎方面，英國的干涉“就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在此後的幾十年裡，馬克思在其論述資本主義對東方社會的衝擊的著作中，傾向於不那麼強調其革命性質，而是更多地指出它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殖民主義現象的分析中，還指出宗主國工人有被帝國用掠奪物收買的可能（後來列寧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恩格斯還認為，在使英國工人資產階級化的各種力量中，突出的是愛爾蘭成為“英國的第一殖民地”的地位。由佔有者階級人為地製造的英國工人和入遷的愛爾蘭工人之間的對立，被馬克思看作是“英國工人階級沒有力量”和資本家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因此他聲明，他原先認為愛爾蘭的解放將在英國工人階級勝利之後，如今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不是在英國，而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而這對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
英國工人運動儘管有種種缺點，但在第一國際內部，它仍然不失為馬克思在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影響的鬥爭中的有用的同盟。然而，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學說，但並沒有因此採納馬克思的革命政治學觀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認識到的，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由於《十小時法案》的通過和合作運動的發展，英國工人已經得到一些好處。同樣地，儘管憲章運動本身在1848年後已趨衰落，但“人民憲章”的許多目標已經達到或是實現在望。在國際存在的最初幾年期間，由於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頒佈和工會組織條件的改善，英國工人領袖們便更加相信只要採取一種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就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事實上，他們有可能通過馬克思關於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而感到心安理得。馬克思在演說中宣稱：像英國、美國也許還有荷蘭這樣的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馬克思認識到，雖然國際領導人中的英國工聯主義者並不總是跟他的長遠的政治抱負相一致，然而他們對於諸如波蘭的鬥爭、意大利統一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等問題所表現的關心，說明英國工人運動正從19世紀50年代的長期休眠狀態中重新覺醒。上面提到的三個問題之一——意大利的統一事業，在英國獲得最廣泛的支持，這不僅在工人當中，而且在其他階級當中也是如此。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在實現其目標上所最不抱希望的一個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對馬志尼在意大利有強大的影響，而且在國際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馬克思看來，馬志尼的政策是欠考慮的，它重視感情和道德修辭甚於意大利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需要的實際價值。除了對馬志尼和後來巴枯寧的影響感到擔心外，馬克思還認為，在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意大利的獨立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奧地利，而後者不論其國內政治的性質如何，畢竟是對付俄國擴張的一個有力的緩衝器。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問題上，英國社會中的對立分裂要遠遠超過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提到了英國上層階級各界對南部聯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看到，維護聯盟是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他和恩格斯對南北戰爭的關心，從感情上說是出於他們對奴隸制的痛恨，而從戰略上說，則是出於他們希望由於這場衝突所造成的英國棉花的短缺，會促使在這個資本主義大中心爆發一場他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危機。
在第一國際成立前發生的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國際建立的第三個國際性大動亂，是1863年波蘭起義。正如奧哲爾和國際的其他奠基人所指出的，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對波蘭的普遍同情，事實上成為促使英法兩國工人運動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的一種力量。然而，像蒲魯東主義者集團還有後來比利時的塞扎爾·德·巴普這樣的人，則並不懷有同樣的感情，他們宣稱波蘭的恢復僅僅有利於貴族和教士。這種論斷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對，這兩人仍然堅持他們在1848年的看法，即認為波蘭的分割構成了連結俄—普—奧神聖同盟的紐帶，因而他們的結論是：恢復波蘭不僅可以削弱普魯士在德國的優越地位，而且在歐洲和“處於俄國管轄下的亞洲專制主義”之間安置了“二千萬英雄”。對於像路德維克·瓦倫斯基這樣的波蘭革命家的觀點——認為民族獨立鬥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事業顯得重要，恩格斯反駁道：“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
儘管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曾經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他和馬克思始終關心波蘭的獨立事業，把它看作是對歐洲整個社會主義有利的事業。同樣的策略考慮也影響了他們對待70年代和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革命運動的態度，特別是在波蘭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而革命潮流到處呈現低落的時候。他們並不要求那些積極跟沙皇制度作鬥爭的人嚴格遵循他們的理論。事實上是，由於馬克思對於沙皇在歐洲的影響作用有所估計，所以他反而比較讚賞在俄國國內為革命積極從事活動的民意黨人和民粹派分子，而不那麼賞識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在理論上比較“正統的”俄國流亡者信徒。他贊同1881年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理由是別無其他辦法可供選擇，這跟他譴責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這類行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他曾譴責赫德爾和諾比林在1878年行刺德皇威廉一世的圖謀以及1882年發生在都柏林公園的謀殺案。
在馬克思逝世兩年之後，那位在理論問題上通常更為正統的恩格斯宣稱，俄國在1885年形成了“很少幾個人就能製造出一場革命來”的例外情況，但他又補充說，這個革命可能迸發出一種革命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力量。當然，這種革命在恩格斯有生之年並沒有發生。由於看到俄國在19世紀末期加快了工業化的步伐，恩格斯還推斷俄國很可能不得不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依賴衰敗的農民公社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恩格斯所作的這種結論，論證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例如後來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中所表述的觀點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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