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在我们探讨美国的民间慈善与基督信仰的话题同时，国内某当红女星的“诈捐门”事件正炒的沸沸扬扬，看来有必要将这个话题更加深入地展开来谈。
慈善是一种社会事业，是需要信仰的。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为子女赚钱。中国是一个“国家”。“国家”就是家、国不分，这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历来都是官商不分的。中国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依仗或者借助政府的公共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中国富豪之所以搞不了慈善，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是“取之于权力，用之于权力”的。没有权力的一声令下，财富就只能藏在自己的口袋之中。只要权力为你安排一下，就可以让你从赤贫变成暴富，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权力也可以让某些人巨大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得一干二净。
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自治的社会组织，所以，即使那些比较幸运到赚了一些钱的民营企业家好不容易想搞一点社会捐赠活动，往往也是出师无名的，这个国家历来就有清理富人中的出头鸟的传统，弄不好，可能会背上“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其它的罪名。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政府或自己的单位组织，我们很少搞什么社会捐赠活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遇到过“逼捐”的情况。所以，中国很少真正的社会慈善活动，而只有国家的、政府的“慈善”。但就算国家有什么“希望工程”之类的东西，中国每年的捐助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在上次的文章中介绍了近些年美国不断攀升的捐献金额，初看到这些捐献报导时，很多人以为美国的千万捐款都是出自这些亿万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实际上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後不久，83岁的黑人遗孀斯考特（I. Scott），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才是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美国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镇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
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萨莫威力（Somervilie）镇的居民包叶尔（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额达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婚的72岁老人，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後她蹒姗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老旧汽车半路抛锚，送去车行修理。随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和彩，金额创了记录，达一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份捐给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学。报上说，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这个钱数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相当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业。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过，从那时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
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像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被炸事件发生时，加州矽谷的一位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全国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无法承受。「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
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台湾的地震，中国的洪水┅┅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为科索沃难民捐献物品的标牌，旁边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遗产不给子女，捐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国人捐献，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是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份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这些私营大学的校长，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於募捐，由於预算额度大，捐款额超过一百万的人，校长才能亲自接见。
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史坦利．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没有获得任何遗产。虽然对於年度预算高达一兆五千亿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後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名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栽培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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