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勞燕》：
叩問戰爭歷史的三個維度
一直以為，女作家觸碰宏大歷史題材有更大的難度，不是說擔心筆力不夠雄健或思想不夠深廣，主要是考慮到因為要追求“形而上”的建構形態，從而可能會失去其原本作為優勢的靈動與圓潤，以致陷入喋喋不休的歷史敘述的“黑洞”之中難以脫身。
但近年來，一些女性作家還是以鋒銳的姿態，對這方原本近乎鐵板一塊的“大歷史”敘述進行了不同凡響的解構，比如被譽為“中國版《復活》”的喬葉的《認罪書》之於“文革”，比如“讓被遮蔽歷史澄明化”的方方的《軟埋》之於“土改”，比如穿越70年光陰去探究歷史“隱秘的複雜性”的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勞燕》之於“二戰”。
作為一部戰爭題材的作品，張翎是帶著很強的問題意識來叩問戰爭歷史的，這種叩問也是通過一些獨特的思維維度來進行的。
“戰爭，讓女人無法走開。”這是《勞燕》叩問戰爭歷史的第一個維度。
作品中的主人公阿燕，原本是個生長在江南小村落的單純天真的女孩子，如果沒有那場戰爭，或許可以從容地長大、嫁人、終老一生。但是，戰爭來了，一切都隨之變為破碎，災難和厄運瞬間降臨到她的頭上。她的父親被炸彈炸得四分五裂，家中的茶園毀於一旦，接下來還遭遇了日本兵，母親慘遭殺害，自己也幾乎被強姦致死。所幸被牧師比利救起，教她醫術，傳授她上帝的信仰，這才使他重新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但正是這個弱小的女子，在經受非人的慘痛經歷中，也艱難地蛻變著，慢慢地成長著，一步步變得堅強、堅韌和堅毅。當父親被安葬後，母親變得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對茶園也不管不顧，並整整三日閉眼閉嘴不說話不吃飯。向來溫順的阿燕將碗摔在地上、將頭髮齊齊剪掉，撲通跪在地上，對母親喊道：“阿媽，你睜開眼看看，我是男兒，從今往後我就是你的男兒。”這才讓母親緩緩睜開了眼睛，重新找到了活下來的精神支柱。
後來，在牧師比利那裡，當牧師給她取名斯塔拉（star）時，她就知道母親死了：“我很小的時候，我阿媽就告訴我，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人死了，不過是從地上搬到了天上。”她並未消沉下去，而是跟著牧師學習治病救人。在新戰士鼻涕蟲欲強暴她按軍紀要被處死之際，她挺身而出為他說情，後來鼻涕蟲戰死被日本人砍下了腦袋，她又親手將鼻涕蟲的腦袋縫回到身體上。正是因為她的這些震撼人心的舉動，也深深地影響了生命中的三個男性。
可以說，主人公阿燕是一個具有神性光暈的角色：在未婚夫劉兆虎眼中，她的名字叫阿燕，如同燕子般質樸善良；在美國牧師比利眼中，她的名字叫斯塔拉(star：星星)，那是閃爍著聖潔光澤的女孩；在美國大兵伊恩眼中，她的名字叫溫德（wind：風），充滿了青春的激情和力量。而最讓人感動的是她對愛情不卑不亢卻珍藏內心的那份執著。當她因不幸遭遇被“未婚夫”遺棄時，她並沒有消沉和自暴自棄，也未心生恨意，而是堅強地活著。當後來“自己的男人”遭遇生命危險時，他又千方百計地保護他，給他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氣。
可以說，張翎在傳統觀念下“男人的戰爭”之外，為我們開拓了另一方溫暖柔情卻堅韌剛毅的女性世界。這是一種“在場”意識，也是對長久以來戰爭男性中心（history：“他的歷史”）敘事的有力反駁。在她看來，戰爭，怎麼能讓女人走開呢？戰爭中最受傷的是女人，最溫暖奪目的也是女人。在作品的女主人公阿燕身上，寄託著張翎最深情的愛憐和疼惜，也讓作品更加充盈，更有深度，更為觸動人心。
“戰爭廢墟上的真實人性。”這是《勞燕》叩問戰爭歷史的第二個維度。
在《勞燕》開篇不久，張翎就不無感慨地寫道：“七十年是個什麼概念？對一隻採蜜季節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裡，大概只是幾個段落。”對於70年前的那場戰爭，在歷史長河中可能匆匆一筆，但對於一個生命個體而言，他或她的“歷史”內核可能就更大程度地凝結著“斑斕多彩”的人性向度。
在《勞燕》中，作者並未大肆渲染戰爭場面，而只是以此為背景，來訴說戰爭所造就的人性的多重裂變，這種裂變既有溫暖書寫的向度，更有更深的醜惡揭露的向度，而後一層面無疑成為張翎寫作的重心。
比如，圍繞著主人公阿燕，除了她的被牧師拯救和自我拯救之外，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中晦暗因子的副作用。當她遭遇日本人強暴後，她又在成年人的“默許”下屢次遭到同齡人的欺凌，村裡的癩痢頭甚至想要性侵她。在他們潛意識之中，這種失去了貞潔的女性是不潔的，是人人都可唾棄的。這就潛藏著作者對那種壓抑人的迂腐落後的踐踏、蹂躪弱者的思想觀念的控訴。
而作為阿燕最為珍視的“救命稻草”的未婚夫劉兆虎也拋棄了她，使她一度精神崩潰。劉兆虎，這個一方面想要去延安追求光明和新思想的“進步青年”，一方面又在強大的封建倫理下活著而不敢突破，這不能不說是人性的一種悲哀。
而作為愛慕者的大兵伊恩，只是在戰爭中將阿燕作為孤獨和寂寞中的精神寄託，甚至在讓阿燕懷孕而獨自回到美國後，竟然沒有再回來，將她一人留在了中國，在艱難中度過餘生。
或許在張翎看來，人性本身就是“千瘡百孔”的，而戰爭並不能掩蓋人性中的醜陋乃至醜惡，反而會像哈哈鏡一樣將人性中這些最隱秘的陰暗面放到最大。而在另一個層面，戰爭的災難有時又像一個虛無但絕佳的幌子，會為人們的惡行提供合理的解釋的藉口。甚至放在更大的範圍，在中國曆次所謂“事件”中，這些“事件”本身的荒謬性，都往往成為人們開脫自身罪惡的理由，這就正如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正是我們每個人的縱容或潛意識的參與，才使得這場災難在無限度地擴展。這才是人性中最孱弱最無力的因素所在。
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對如何重拾這段歷史，該怎樣直面這段歷史中真實的人性——那種善良、純潔、正義背後，混雜著自私、齷齪、陷害的人性——的真誠追問。雖然，今天那段戰爭已然久遠，但對這段災難中人性的反思不能不說還太少太少。
“如何彌合這段歷史帶來的創傷。”這是《勞燕》叩問戰爭歷史的第三個維度。
張翎選取“勞燕”這個標題，是有其寓意的，這直接讓我們想起“勞燕分飛”的故事。《樂府詩集•雜曲歌辭八•東飛伯勞歌》中說：“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雜劇《西廂記》中說：“伯勞東去燕西飛”。勞燕分飛中的“伯勞”和“燕子”兩種鳥的意象就給了人強烈的夫妻分離的感受。那麼該如何彌合因戰爭帶來的創傷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
在《勞燕》的新書發佈會上，軍旅作家王樹增說：在當代戰爭文學的創作上，我們“有負於我們這個民族所承擔的苦難……就抗日戰爭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付出生命代價的又兩千多萬，傷殘更不計其數，這種苦難是今天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
作為曾經創作過《餘震》（後被馮小剛改編為《唐山大地震》播出）的作家，張翎對災難給人心造成的持久傷痛是有深刻體會的。或許在她看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往往是長達一生的心靈創痛，這無疑是需要用時間來撫平的。張翎曾說：“這群人的經歷，是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他們給我打開了一扇巨大的窗，讓我對疼痛、創傷、救贖、治癒這些話題有了全新的思考。”
在《勞燕》中，張翎藉助牧師比利這一角色，通過阿燕這一主人公的蛻變，來完成傷痛的救贖。牧師不單教會了阿燕生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還給了她直面自我、直面苦難的勇氣和力量。作為一個華裔作家，張翎或許對宗教情有獨鍾，她意識到愈是在災難面前，愈是在人的心靈深處，是需要信仰的力量的，是需要神性的照亮的，唯有如此，那些經歷創痛的人們才能走向自我救贖，也才能走向心靈的平和與寬廣。
另外，“亡靈敘事”的安排，也是作品中很耐人尋味的地方。作者讓三個已然死去的男人的靈魂重新聚集在“月湖”這個他們曾經生活和戰鬥過的南方小村落，來訴說數十年前糾結著愛恨情仇和命運變幻的戰爭中的歷史故事。這就在傳統戰爭事件為主的所謂“宏大性”主題的遮蔽下，使“個人的戰爭”真實地展現了出來，給了生命個體訴說歷史、傾訴心聲的機會。這種長久被巨大“歷史”雲霧壓抑的摻雜著血淚愛恨的個人聲音的發出，誰又能說不是一種精神創傷的彌合？在《勞燕》煞尾處，作者藉助三個亡靈來探視已在病床上彌留之際的阿燕，並對上帝發出了一連串關於戰爭的疑問，從而將救贖的意味推向了高潮，也將彌合傷痛的主體鮮明化，給人以深刻印象。
當然，客觀地講，《勞燕》就戰爭文學作品而言，並不能算得上成熟的優秀之作。整個行文中一些展覽式、獵奇性的敘述有架空歷史縱深之嫌，失衡的過度女性意識也很難讓人接受，故事本身有很強的“事件化”傾向而缺乏文學角度的富有質感的人性深度的挖掘，這些都使作品缺乏一種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但不管怎樣，在我們中國戰爭文學族譜過於單調單一的今天，張翎還是以極具挑戰性的寫作態勢豐富了戰爭文學的內容，對“戰爭歷史”這一話題的叩問，也給予我們諸多的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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