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劳燕》：
叩问战争历史的三个维度
一直以为，女作家触碰宏大历史题材有更大的难度，不是说担心笔力不够雄健或思想不够深广，主要是考虑到因为要追求“形而上”的建构形态，从而可能会失去其原本作为优势的灵动与圆润，以致陷入喋喋不休的历史叙述的“黑洞”之中难以脱身。
但近年来，一些女性作家还是以锋锐的姿态，对这方原本近乎铁板一块的“大历史”叙述进行了不同凡响的解构，比如被誉为“中国版《复活》”的乔叶的《认罪书》之于“文革”，比如“让被遮蔽历史澄明化”的方方的《软埋》之于“土改”，比如穿越70年光阴去探究历史“隐秘的复杂性”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劳燕》之于“二战”。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张翎是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来叩问战争历史的，这种叩问也是通过一些独特的思维维度来进行的。
“战争，让女人无法走开。”这是《劳燕》叩问战争历史的第一个维度。
作品中的主人公阿燕，原本是个生长在江南小村落的单纯天真的女孩子，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或许可以从容地长大、嫁人、终老一生。但是，战争来了，一切都随之变为破碎，灾难和厄运瞬间降临到她的头上。她的父亲被炸弹炸得四分五裂，家中的茶园毁于一旦，接下来还遭遇了日本兵，母亲惨遭杀害，自己也几乎被强奸致死。所幸被牧师比利救起，教她医术，传授她上帝的信仰，这才使他重新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但正是这个弱小的女子，在经受非人的惨痛经历中，也艰难地蜕变着，慢慢地成长着，一步步变得坚强、坚韧和坚毅。当父亲被安葬后，母亲变得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对茶园也不管不顾，并整整三日闭眼闭嘴不说话不吃饭。向来温顺的阿燕将碗摔在地上、将头发齐齐剪掉，扑通跪在地上，对母亲喊道：“阿妈，你睁开眼看看，我是男儿，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男儿。”这才让母亲缓缓睁开了眼睛，重新找到了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后来，在牧师比利那里，当牧师给她取名斯塔拉（star）时，她就知道母亲死了：“我很小的时候，我阿妈就告诉我，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人死了，不过是从地上搬到了天上。”她并未消沉下去，而是跟着牧师学习治病救人。在新战士鼻涕虫欲强暴她按军纪要被处死之际，她挺身而出为他说情，后来鼻涕虫战死被日本人砍下了脑袋，她又亲手将鼻涕虫的脑袋缝回到身体上。正是因为她的这些震撼人心的举动，也深深地影响了生命中的三个男性。
可以说，主人公阿燕是一个具有神性光晕的角色：在未婚夫刘兆虎眼中，她的名字叫阿燕，如同燕子般质朴善良；在美国牧师比利眼中，她的名字叫斯塔拉(star：星星)，那是闪烁着圣洁光泽的女孩；在美国大兵伊恩眼中，她的名字叫温德（wind：风），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力量。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她对爱情不卑不亢却珍藏内心的那份执着。当她因不幸遭遇被“未婚夫”遗弃时，她并没有消沉和自暴自弃，也未心生恨意，而是坚强地活着。当后来“自己的男人”遭遇生命危险时，他又千方百计地保护他，给他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可以说，张翎在传统观念下“男人的战争”之外，为我们开拓了另一方温暖柔情却坚韧刚毅的女性世界。这是一种“在场”意识，也是对长久以来战争男性中心（history：“他的历史”）叙事的有力反驳。在她看来，战争，怎么能让女人走开呢？战争中最受伤的是女人，最温暖夺目的也是女人。在作品的女主人公阿燕身上，寄托着张翎最深情的爱怜和疼惜，也让作品更加充盈，更有深度，更为触动人心。
“战争废墟上的真实人性。”这是《劳燕》叩问战争历史的第二个维度。
在《劳燕》开篇不久，张翎就不无感慨地写道：“七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对一只采蜜季节的工蜂来说，是五百六十多辈子；对一头犁地的水牛来说，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没有被过早屠宰的话；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整整一世；而在历史书籍里，大概只是几个段落。”对于70年前的那场战争，在历史长河中可能匆匆一笔，但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或她的“历史”内核可能就更大程度地凝结着“斑斓多彩”的人性向度。
在《劳燕》中，作者并未大肆渲染战争场面，而只是以此为背景，来诉说战争所造就的人性的多重裂变，这种裂变既有温暖书写的向度，更有更深的丑恶揭露的向度，而后一层面无疑成为张翎写作的重心。
比如，围绕着主人公阿燕，除了她的被牧师拯救和自我拯救之外，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中晦暗因子的副作用。当她遭遇日本人强暴后，她又在成年人的“默许”下屡次遭到同龄人的欺凌，村里的癞痢头甚至想要性侵她。在他们潜意识之中，这种失去了贞洁的女性是不洁的，是人人都可唾弃的。这就潜藏着作者对那种压抑人的迂腐落后的践踏、蹂躏弱者的思想观念的控诉。
而作为阿燕最为珍视的“救命稻草”的未婚夫刘兆虎也抛弃了她，使她一度精神崩溃。刘兆虎，这个一方面想要去延安追求光明和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一方面又在强大的封建伦理下活着而不敢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一种悲哀。
而作为爱慕者的大兵伊恩，只是在战争中将阿燕作为孤独和寂寞中的精神寄托，甚至在让阿燕怀孕而独自回到美国后，竟然没有再回来，将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在艰难中度过余生。
或许在张翎看来，人性本身就是“千疮百孔”的，而战争并不能掩盖人性中的丑陋乃至丑恶，反而会像哈哈镜一样将人性中这些最隐秘的阴暗面放到最大。而在另一个层面，战争的灾难有时又像一个虚无但绝佳的幌子，会为人们的恶行提供合理的解释的借口。甚至放在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次所谓“事件”中，这些“事件”本身的荒谬性，都往往成为人们开脱自身罪恶的理由，这就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纵容或潜意识的参与，才使得这场灾难在无限度地扩展。这才是人性中最孱弱最无力的因素所在。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如何重拾这段历史，该怎样直面这段历史中真实的人性——那种善良、纯洁、正义背后，混杂着自私、龌龊、陷害的人性——的真诚追问。虽然，今天那段战争已然久远，但对这段灾难中人性的反思不能不说还太少太少。
“如何弥合这段历史带来的创伤。”这是《劳燕》叩问战争历史的第三个维度。
张翎选取“劳燕”这个标题，是有其寓意的，这直接让我们想起“劳燕分飞”的故事。《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八•东飞伯劳歌》中说：“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元杂剧《西厢记》中说：“伯劳东去燕西飞”。劳燕分飞中的“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的意象就给了人强烈的夫妻分离的感受。那么该如何弥合因战争带来的创伤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在《劳燕》的新书发布会上，军旅作家王树增说：在当代战争文学的创作上，我们“有负于我们这个民族所承担的苦难……就抗日战争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付出生命代价的又两千多万，伤残更不计其数，这种苦难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作为曾经创作过《余震》（后被冯小刚改编为《唐山大地震》播出）的作家，张翎对灾难给人心造成的持久伤痛是有深刻体会的。或许在她看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往往是长达一生的心灵创痛，这无疑是需要用时间来抚平的。张翎曾说：“这群人的经历，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给我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让我对疼痛、创伤、救赎、治愈这些话题有了全新的思考。”
在《劳燕》中，张翎借助牧师比利这一角色，通过阿燕这一主人公的蜕变，来完成伤痛的救赎。牧师不单教会了阿燕生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还给了她直面自我、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力量。作为一个华裔作家，张翎或许对宗教情有独钟，她意识到愈是在灾难面前，愈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是需要信仰的力量的，是需要神性的照亮的，唯有如此，那些经历创痛的人们才能走向自我救赎，也才能走向心灵的平和与宽广。
另外，“亡灵叙事”的安排，也是作品中很耐人寻味的地方。作者让三个已然死去的男人的灵魂重新聚集在“月湖”这个他们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南方小村落，来诉说数十年前纠结着爱恨情仇和命运变幻的战争中的历史故事。这就在传统战争事件为主的所谓“宏大性”主题的遮蔽下，使“个人的战争”真实地展现了出来，给了生命个体诉说历史、倾诉心声的机会。这种长久被巨大“历史”云雾压抑的掺杂着血泪爱恨的个人声音的发出，谁又能说不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弥合？在《劳燕》煞尾处，作者借助三个亡灵来探视已在病床上弥留之际的阿燕，并对上帝发出了一连串关于战争的疑问，从而将救赎的意味推向了高潮，也将弥合伤痛的主体鲜明化，给人以深刻印象。
当然，客观地讲，《劳燕》就战争文学作品而言，并不能算得上成熟的优秀之作。整个行文中一些展览式、猎奇性的叙述有架空历史纵深之嫌，失衡的过度女性意识也很难让人接受，故事本身有很强的“事件化”倾向而缺乏文学角度的富有质感的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些都使作品缺乏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但不管怎样，在我们中国战争文学族谱过于单调单一的今天，张翎还是以极具挑战性的写作态势丰富了战争文学的内容，对“战争历史”这一话题的叩问，也给予我们诸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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