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北魏史學家崔浩及介入編撰《國記》的人都被判正法刑。在這場暴虐的大奮鬥中，《國記》的編緝高允卻事業般地活了下來。
高允少年失怙，快樂愛好文學而博通經史，尤其愛好讀《春秋公羊傳》。但他從前官運並不利市，40多歲才被闢為處置中郎。後來他的才調獲適當權者的賞識，被詔與崔浩共修歷史鉅作《國記》。不久又為太子教學經書，從而獲得太子的禮遇。
那時北魏尚未施行俸祿制，仕宦們的餬口來歷，除了戰役掠奪和奴隸耕牧以外，就是靠貪汙納賄。但高允卻能不息清廉自守，過著貧苦的餬口：住的是茅屋，穿的是平民，吃的是鹽菜。更難能可貴的是，高允生平襟懷胸襟坦蕩，即使面臨滅族的要挾，也不肯違心說半句假話。
當崔浩在其親信的鼓動和太子的贊同下，把“備而不典”的《國記》刻石立於通衢邊任人圍不雅觀不雅觀時，高允就預見到這將會觸及鮮卑勳貴的把柄，使崔家衰亡，也會給修史的人帶來溺斃之災。果真，太武帝曉得《國記》吐露了不少拓跋部起身時的醜事，立即暴跳如雷，飭令拘繫崔浩和所有介入其事的人。
那時，高允正在中書省值班。太子馬上把高允召到東官呵護起來，第二天才帶他去朝見太武帝。事前太子看護高允必定要按本身的口徑回覆。見到太武帝后，太子首先說：“中書侍郎高允自進東宮以來，警惕謹嚴，我很體味他。他雖然曾介入撰寫《國記》，但職位微賤，通通都由崔浩做主，請皇上饒了他！”太武帝問高允：“《國記》都是崔浩作的嗎？”高允回覆說：“《太祖記》為前著作郎所撰，《先帝記》及《今記》則是我與崔浩合作的。但崔浩只是總編，我是編緝。”太武帝盛怒，說：“這不是比崔浩更可惡嗎？”太子趕緊說：“高允見天威嚴峻，一時嚇糊塗了。我歷來問他，說全是崔浩寫的。”太武帝又問高允：“現實真是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說：“太子不外是可憐我，替我乞命罷了，其實從未問過我關於《國記》的事。”太武帝被他的率直打動，也就不再究查。
按理說，高允做到這一步，應是問心無愧，無須多嘴饒舌了。可當太武帝命他起草詔令，要把崔浩及有關的280人盡夷五族時，高允卻遲遲不肯動筆。被催迫得急了，他又當著太武帝的面說：“崔浩若是犯有別的惡行，我不敢多嘴說什麼；但只就《國記》冒犯天威而言，我認為他罪不至死。”太武帝一聽，暴跳如雷，太子又趕緊跪下求情。太武帝不得已，只好讓步一步，只將崔浩夷滅五族，其餘人罪僅及身，赦宥他們的家眷和親戚。
就如許，高允拼命婉言，不僅保住了本身的腦殼，還保全了其他280人的命，正如太武帝所說：“無此人忿朕，尚稀有千生齒死矣。”
事後，太子求全高允不知變通，幾回再三激怒皇上，自找費事。高允卻說：作為帝王實錄的史籍，本應是有什麼寫什麼，才能促使人君慎於言行。《國記》臚陳國家得失，並沒有不合錯誤的地方。況且我與崔誥是同事，就理當死活與共。太子聽了這番擲地鏗鏘的話，對他加倍恭順了。
今後，高允不息保持著樸重清廉的風格。當他職位卑微時，對權力者不肯奴顏婢膝；職位顯貴之後，仍能恤孤憐下，不擅威福。太武帝之後，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及皇太后對他都非常恭敬，他98歲壽終正寢，還獲得皇帝優厚的褒恤，被贈送司空公的頭銜。那時有人說這是他積了陰德的成效，這固然是迷信的概念。但他那種為高尚自信心不惜犧牲通通以及勇於負擔責任的精神，在那時鉤心鬥角、以強凌弱的社會里，確實可謂榜樣。難怪《魏書》稱他高風亮節，“有魏以來，一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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