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雞圖 鏡心 設色絹本
呂紀為明朝的宮廷畫家，“字廷振，四明人（今浙江寧波）”（明·李開先《閒居集》序），“號樂愚”（《寧波府志》），生卒年不詳。呂紀“初學邊景昭花鳥，袁忠徹見之，謂出景昭上，館於家，使臨唐宋以來名畫，遂入妙品，獨步當代”(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後“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呂紀入宮供奉的時間應在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在位），而名氣極盛於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在位）。藏品想送拍至國內一線拍賣行（北京保利，中國嘉德，北京翰海等）或私下交易，詳情可詢：一五二，零九八六，零九六三。上圖鑑賞！比呂紀略晚的杭淮在其《雙溪集》中有詩云：“呂紀昔在憲宗朝，指揮直入明光殿，金盤賜予出金銀，落筆天顏生顧盼”；呂紀入宮之初的成化年間，林良的繪畫正風靡宮廷，而林良的作品都以水墨淋漓為特色，所以呂紀雖然最初所學為工筆重彩畫法，入宮後早期的作品卻風格極近林良，是以水墨淡彩畫居多。
呂紀存世的作品並不算很多。其繪畫風格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水墨為主，略施淡彩，用筆較為豪縱；另一類則是設色濃麗，用筆工緻，具有富麗的宮廷裝飾趣味。從時間上看，他早年在家鄉學的是邊景昭的畫風，工整細緻；被徵召進入宮廷以後，因為看到林良的畫風極為時尚，故而所作也多為水墨淡彩一類的作品，而到了後期其畫風又回覆到早年工筆重彩的路子上。呂紀畫風的變化，尤其是由水墨淡設色畫轉為工筆重設色畫，其直接的原因看來是為了適應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體說來就是弘治皇帝朱佑樘的欣賞口味不同於他的父輩成化皇帝朱見深，前者欣賞林良的寫意花鳥畫，後者喜歡工筆重彩花鳥畫。從而造成了呂紀繪畫風格的前後區別。而這幅《花鳥圖》軸，正好是反映了他畫風變化時期的作品，尤為可貴，應當是呂紀畫藝成熟中年時的佳作。
在中國花鳥畫的發展歷史中，素來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的說法。“黃家”指的是五代西蜀至北宋初的畫家黃筌和他的兩個兒子黃居寀、黃居寶，他們先後供奉宮廷，擅長畫珍禽異獸，風格富貴華麗；後者指的是徐熙、徐崇嗣父子，他們也是五代南唐至北宋初人，所畫大多為野生花卉及習見之禽鳥，畫風野逸素雅。由此形成了花鳥畫中的兩大流派。此後花鳥畫的發展就是在這兩大流派的基礎上，不斷地演進變化，逐漸呈現出了多姿多采的格局。一般說來，宮廷繪畫中更多的是富貴的畫風，而在民間則是野逸的畫風在流行。但是也不盡然，大凡一種繪畫風格流行之後，便會對周圍及以後產生影響，於是花鳥畫中“富貴”和“野逸”這兩種畫風就在演進中又不斷地相互滲透和融合，它們之間的界線也逐漸不是那樣分明瞭然了。我們從明代宮廷畫家呂紀的這幅《錦雞圖》軸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既有區別又有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現象。
此幅《錦雞圖》軸，是著名華裔收藏王季遷先生的舊藏。畫為絹本設色，縱166釐米、橫97.5釐米，畫幅的右邊沿有作者署款“呂紀”，下鈐印章“廷振”。
畫中為一對色澤深暗的錦雞，筆致工細，但是色彩上仍以水墨為主，只有錦雞眼睛周圍及腳爪兩處為鮮豔的紅色；山石流水的畫法明顯帶有南宋“院體”馬遠、夏圭的痕跡。
泉石雙鷲圖 立軸 設色絹本
徐邦達邊跋：呂廷振畫曾學林良，其多偽為林作以傳者，此圖正師良法而筆稍含蘊，是其較早真跡。陳君題言信不謬。己巳之秋友人攜示，率書數語歸之。邦達時客京城家舍，時年七十有八。
劉九庵邊跋：明代花鳥畫大家林良與呂紀並稱。林氏多水墨寫意，瀟灑超脫。呂氏則善設色，富麗精工。風格獨具，各極其致。此泉石雙鷲圖，畫風似近以善。蓋廷振早期偶擬之作，與晚年自運稍異耳。乙亥秋日，劉九庵獲觀敬題。
花鳥 立軸 設色絹本
此圖寫石榴一株，繁花盛開，一對黃鸝棲於枝頭，一上一下，鳴啼相應，神態活潑。樹下襯以太湖石，白色牡丹和蘭花，一對鴛鴦在蘭花旁歇息。畫幅左上有自識“呂紀”款，下鈐“四明呂廷振印”。全圖用筆工整細緻，線條挺拔有力，色彩絢爛，紅白對比，運用開粉技法，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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