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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佳山
中國電影的最大內在分裂，也就是最大悖論就在於，在追趕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所代表的“國際”的同時，也照單全收了它們的內在矛盾。因為在張藝謀、陳凱歌們開始通過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大快朵頤的同時，中國電影也在1993年、2000年、2002年等不同歷史節點，不斷吹響中國電影在製作、發行、放映等多個領域的市場化、產業化改革的號角。無論是當年的十部進口分賬大片，還是後來的院線制改革等等，至始至終都既沒給三大國際電影節的“藝術標準”留有哪怕幾個名額，也沒給第五代的“大紅大綠”提供多少事實上的空間——中國電影的市場化、產業化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對標在1990年代中期前後完成數字化轉型的好萊塢大片所代表的“國際”——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上的那個“國際”，僅僅十年不到，就已事實上被拋棄。
這也是中國電影為什麼深度分裂的深層次的原因。
因為好萊塢所代表的“國際”，無論是它們的“黃金時代”，還是“新好萊塢”，都有著紮實的商業類型片積澱，可以為不同年代的新興中產階級提供夠格的文化娛樂消費產品，也就是說堅實的商業類型片基礎，是好萊塢大片能夠收割全球票房的土壤。
而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所代表的“國際”，儘管在市場意義上是十足的弱者，但畢竟還苟延殘喘地擁有著“藝術標準”的話語權，這也直接映射著中國電影的內在精神分裂：無論是“大屁股圓臉”的第五代，還是“小鮮肉大IP”的當下套路，只要不能獲得中國式大片的價值認可，那麼除了走“半地下”的藝術電影路線，在中國電影界幾乎就沒有多少生存空間。尤其是在幾位所謂第六代的傑出代表在以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藝術標準”的名目“招搖撞騙”獲得巨大成功的示範下，這已經成為了中國青年電影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中國電影的“票房盛世”並沒給中國電影的青年導演、編劇、演員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這就是中國電影在如此“票房盛世”下的最大尷尬和弔詭，也是一部分中國電影人到現在還在追歐洲三大電影節的真正原因所在。
當然，今天依然混跡在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中國電影人也並不是一無是處，他們的作品也呈現出了“匍匐”前進的跡象，他們的口味也既不再是第五代的“大屁股圓臉”，也不是第六代的“屎屁尿”，他們正在以自身的方式靠近當下的中國現實，至少這個傾向還是有的。
只不過，這所有一切，對於中國電影整體而言，還是太過隔靴搔癢、聊勝於無。既然沒什麼辦法，那還是接著混國際電影節吧，畢竟人家得生活，總得找點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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