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來自袁庚。1981 年，他坐船由香港招商局碼頭出發，駛向蛇口工業區。這個新興工業區剛剛完成通水、通電、通路、通訊、通氣和平整土地，正加緊建造工廠。袁庚主管蛇口，他認為口號在這時候很有必要。
在船上得到的口號還有後兩句，“顧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不過因為不夠響亮，“皇帝”的說法又和社會主義有衝，後被淡忘。
留下來的兩句簡潔有力。袁庚後來的下屬，《蛇口通訊報》的總編輯韓耀根說，這是袁庚讀完一本美國人寫日本企業文化的書之後想到的，彼時日企正勢不可擋地準備“買下”美國。在 2016 年出版的《袁庚傳》裡，這個故事發生在日本工人在蛇口建造鋁廠之後，他們拼命又精明，颱風天堅持露天作業，跨洋自帶食物和浣衣女工，不讓蛇口服務公司賺一點錢。“中國不窮，天理難容。日本不富，天理難容。”這個 65 歲的管理者總結說。
口號的牌子本來立在工業區指揮部前，此後又換過兩處地方。1984 年，鄧小平來深圳視察，袁庚通知工程公司連夜加班，用五六米長的鐵皮和三腳架，重做一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立在深圳進入蛇口的分界線上。
深圳經濟特區在 1981 年成立前，蛇口在地界上和深圳同屬於寶安縣，日後，它們在土地問題上也難以涇渭分明。但蛇口是交通部招商局下屬的一個工業區，因此在行政上又相對獨立。在 1984 年，蛇口還無需向深圳市上繳收入，袁庚對它擁有絕對的決策權。他不認同深圳消費城市的發展方向，很明顯，他一心想發展工業。激進又親切的口號，就像資本主義改良版的“大幹快上”。
在鄧小平滿意地離開後，蛇口很快被描述成一個樣板。這一年的 1 月到 10 月這個工業區接待了超過 20000 人，其中有 4690 人來自國外。
袁庚的 1984 年也最風光。他在“沿海部分開放城市經濟研討會”上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脫稿演講，介紹蛇口的改革經驗。“把不正常的東西變成正常，這就是改革”，語驚四座。後來有人轉告他，“總理說，你的每一句話都是尖銳的。……（但都）沒有過線。”
這年 6 月袁庚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的顧問。國務院決定開放 14 個沿海城市，設立 4 個心的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全面展開了。”
1
在深圳，如今有兩處袁庚的銅像，都在 2017 年製成。當代中國，很少有地方管理者的模樣被製成銅像，袁庚的銅像少見，但不起眼。一處在深圳人才公園，一座神情模糊的大頭像。公園裡還有幾個早年海歸模樣、意氣風發的銅製年輕人，他們大約在 1985 年就被袁庚招來了蛇口。另一處銅像立在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旁。這一片是工業區最早開發的休閒娛樂中心，現在體面卻也冷清。在一個 1 米多高的臺座上，袁庚的領帶被風吹到一側。雕塑家選擇讓他把西裝脫下，拐在手臂上，挽起袖子，邁步向前。
這座城市最知名的銅像，毫無疑問地，位於蓮花山公園的東南角，鄧小平在中山裝外套了一件寬大的西式風衣。這座雕像是袁庚的約兩倍大，雕塑家也選擇讓這位改革者大步向前。風衣的側擺甩得很開。合影者絡繹不絕。
懷念袁庚，則是件可大可小、忽上忽下的事。一位知情者稱，雕像在袁庚 2016 年逝世時已經完成，但最終設立儀式被取消。不久後，深圳市宣傳部又聲稱他們將負責建造袁庚的雕像。持久的緬懷活動是由一個民間組織蛇口社區基金會在蛇口街道內部進行的，他們定期召開小規模的討論會，以袁庚的名義募款，並向蛇口人徵集和袁庚有關的照片，做照片展。在那些見過袁庚的人裡，幾乎找不到對他毫無印象、或未受感染的。
熟悉袁庚的人說，他鼻子大，並且鍾愛它，一段話講完總會摸下鼻子。他還有幾個習慣動作常被提及，仰面閉眼表示他正在思考一個不大容易的問題，激動時，他彎曲手指猛力敲打桌面。
很難說清他是老派還是洋派。給上級寫信匯報申請，袁庚使用文言，信末以“政祺”問好。同時，他喜歡穿西裝，直到 80 年代中期，上級下屬都還是一副中山裝的打扮。不打領帶時，袁庚會解開襯衣的一兩個紐扣，有時候。他也會把襯衫的袖口捲起，看起來更實幹，但這樣的照片留下來的不多。他喜歡進口貨，認為它們好看可靠，自行車都是英國合資的三槍牌，在車流中一眼就能望出不一樣。他還有豐富的接待外賓和談判勝利史，這些軼事被反覆書寫，難容置疑。
韓耀根相信袁庚的人格魅力沒有被誇大，“駕馭了所有跟他接觸的人，包括我”。這位現年 78 的老人今年 5 月在上海的家中回憶，袁庚指著蛇口對面的香港元朗工業區的幾棟房子說“過幾年我們能不能超過它”，韓耀根便回答：“我老婆孩子不要了，也要跟著你來。”他把這種衝動比作抗戰初期富家小姐去延安幹革命。
可能那時候人們都希望幹成大事，改變現狀，於是他們都認出了袁庚。年過九十的作家、電影明星黃宗英在接受《袁庚傳》作者塗俏的採訪時用誇張的口吻說，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國家有希望了。
說國家可能說大了。在袁庚的履歷裡，他在 1981 年辭任的深圳市市長是他可能抵達的最高行政級別了。基本上，他是在 2 平方公里裡建造烏托邦。最早袁庚想把這個港口地區建成東方的夏威夷，後又請人模仿加州的別墅群建造了住宅區碧濤苑，向港商包玉剛介紹時非常自豪。從南洋回來，他在蛇口引入玫瑰，一心想把這裡變成一座玫瑰城。
不過，蛇口確實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可能全國推行的改革範本。這讓袁庚野心勃勃又極有壓力，他有時在電話裡和韓耀根說，他們“腹背受敵，肩上累累”。他不只和一個人說過類似的話。在 1984 年蛇口被大力宣傳後，袁庚說：“不是說沒有失敗的可能，蛇口若真的失敗了，中國真沒有什麼希望了。”
判定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於這裡能否形成一個和內地截然不同、又良性運轉的新模式。蛇口工業區的周圍布著鐵網，進出還需要專門的通行證。不論是誰，只要提到“內地有的，蛇口都有”，一定是在檢討蛇口染上了舊時代的惡習。對於初到蛇口的年輕管理者，袁庚嚴肅地建議他：“你來到蛇口工業區，也就說你走到了大陸的這一邊，你要把內地那一邊的東西統統拋棄掉。”
2
和內地最大的不同在對錢的態度和使用方式。
“時間就是金錢”。在香港的國有企業招商局作為蛇口工業區的主辦者，負責工業區的開發。中央給予招商局一次可動用 500 萬美元的權力，但不給蛇口提供一點兒資助，這要求招商局在缺少資金時使用資本市場慣用的方法，向香港的銀行貸款。
除了建造基礎設施，主要的資金被用來和外商成立合資公司和工廠，營收共享。同時，袁庚提出少繳、或暫時不上繳營收所得的稅額，而把賺來的錢繼續用作往後項目的啟動資金。中央政府同意了這項提議。
1984 年，袁庚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求助，申請低息貸款。在一份招商局和蛇口呈送的報告中寫道：“由一個企業開發一個工業區自籌資金若超過一個企業的能力時，就往往會貽誤時機，影響長遠規劃建設，從而也影響長遠效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中央財政持續為深圳經濟特區的開發提供支持，在 1985 年一份公開、後來引發新聞審查爭議的談話中，袁庚表達了對這種“國家輸血”模式的不認可。
在對工業區的整體規劃上，袁庚提出“三個為主，五不引進”：以工業為主、外資企業為主、出口為主，同時拒絕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環境汙染、進口陳舊機器和競爭出口配額的工廠。這些說法看起來目光長遠。不過，後來深圳的工業體系是依靠蛇口反對的“三來一補”模式建立起來的。蛇口沒有建立起持續發展的新體系。
工業區不打算接受分配和調派來的人員了，他們幾乎幫不上什麼忙。蛇口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招聘。從 1981 年開始，工業區內還開辦了幹部管理培訓班，他們從全國招生，最高峰的時候錄取率只有 0.48%。工業區為這些年輕學生請來國內外的教授講課、或做講座。這些課程包括語言、商業，也包括在國內幾乎消匿的心理學。他料到學員的震驚和不滿，但仍然堅持為他們“洗腦”“放毒”。
袁庚反對過度的行政干預，他始終想試行政企分開（儘管他對政企分開的理解存在爭議）。在 1983 年，蛇口成立了一個事權集中的管理委員會，這是從國外出口加工區學來的經驗。雖然尚未有明確的思路，1982 年成立的南山開發區由幾家大型國企共同擔任股東，推行了一種類似現代企業的制度“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招商放棄控股權）、管理科學”。
有一些宏大的計劃未能成行。在 1984 年，“船王”包玉剛找到袁庚，希望合作投資，袁庚建議包玉剛一起做第二民航，“打破政府對某種行業的壟斷”。
新做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遭受非議。總是有人在問蛇口和深圳同一問題，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迴歸社會主義？也時常有人南下，來確認事情是否還在正常運轉。在 1981 年沒有簽下一個項目時，袁庚在和深圳市市長梁湘的談話中仍然堅持稱項目進展得挺順利。
一些問題在舊有的邏輯裡看起來很複雜。比方說，“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把資本家請進來辦廠，還允許資本家辭退工人？”在 1983 年一起港資工廠女工抗議加班事件中，袁庚選擇站在女工的一邊，不過他沒有糾結於制度，只是指出“加班應當是自願原則”。
大多數時候，袁庚善於迴避敏感和爭議問題，也有對既有制度的挑戰之意。在一次演講中，他主動談及“剝削”。“資本主義是有財產的人剝削沒財產的人。我們的制度下有沒有剝削？有，是懶惰的剝削勤快、能幹的。如果是同樣的兩種剝削，我就選擇前者。”不過在公開發布講稿前，他將其改成“勤奮一個樣，專業知識高低一個樣、賢愚一個樣的分配製度，不能叫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
後來，他在好多次的交談中都提到了面對改革的三種人，藉由一個經典的比喻：在緊閉門窗的房子裡呆了三十年，突然打開窗透氣，有人打了個噴嚏。除了堅決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外，還有一種人，他們意識到了過去的空氣不新鮮，但同樣批評窗外的空氣不及格。“不僅人數多，習慣勢力大，而且現實生活往往證明他們的邏輯行得通。”
袁庚的態度很清楚，“排汙不排外”。
他說，民主是好的，“我們應當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袁庚在工業區鼓勵人們結社集會，並將民意引入到工業區管理委員會的去留機制裡，包括民意測試、滿意度調查、民選和投票者質詢，也包括管委會委員有限的連任制度。
《人民日報》報道了蛇口的民主改革，同時補充道：“當然他們有自己的有利條件。地方小，人口少，幹部中 70% 大專畢業，工人中 85% 高中畢業。不是其他地方都具備的，所以蛇口做法不能照搬。”
3
經歷過蛇口早期改革的人大多認為，持有開放想法、並能從中央政府獲得支持的袁庚是不可多得。這句誇讚既指向蛇口工業區，同樣基於袁庚過去複雜的經歷，他不是一個一路高升、終被委以重任的政治家。他是個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者，在接手招商局和蛇口工業區的任務之前，他從未做過任何和經濟有關的工作。
1917 年袁庚在廣東寶安縣的大鵬出生，19 歲他考入國民黨中央軍校廣州分校，這是黃埔軍校的第四分校。年輕時的這段經歷應該讓他印象深刻，在蛇口，比起主任，他更喜歡稱呼人或被稱作總指揮。在《袁庚傳》裡，袁庚還常提及孫中山的理念並對其修正，孫中山過去說“以俄為師”，袁庚認為如今可“以日為師”。他遺憾地提到孫中山民主革命的失敗——現在不同了，我們可以嘗試社會主義民主。
1941 年，袁庚參與了“香港大營救”行動（電影《明月幾時有》即關於這場大營救）。1944 年開始，袁庚負責和美軍交換日軍情報。他從事了若干年的情報工作，從 1949 年前到之後作為駐外人員。
在 1960 年代，袁庚出任中央調查局一局副局長，分管廣東情報工作。這段時間裡，他為人稱道的事蹟是排除了兩起可能發生在雅加達和金邊的刺殺共產黨高官事件。
1969 年到 1973 年，年過 50 的袁庚被關在秦城監獄。和大部分的情報工作者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袁庚被指“出賣情報”“出賣黨的利益”。在秦城監獄，袁庚說，因為太無聊了他開始觀察螞蟻。他注意到螞蟻總是集體行動，當它們發現食物時，會齊力搬抬回去，沒有哪隻螞蟻會提前私吞。在工業區，他常意味深長地對人講起這個故事。
人們相信，這段蒙冤入獄秦城的經歷讓袁庚在擁有權力後依然表現得親民。他沒有專車的概念，坐什麼車都行。也討厭擺官架子，不認同為來訪的官員特地開道，或在人群蜂擁而上時加速突圍。在 1980 年代初期他也經常保住那些激進的年輕人，雖然也並非總能如此。
袁庚出獄後，曾被任命為外事局副局長。1978 年，他被交通部派任到香港招商局，“打開局面”。這是個模糊的說法，事實是，招商局當時的辦公室在一棟四層的小木樓裡，資產只有 1.3 億元人民幣。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從 1950 年代開始就不斷有人出於改善生活的考慮，從寶安縣出發，偷渡到香港。他們不是總能成功的，失敗者的屍體被衝上堤岸。
《袁庚傳》的作者塗銷認為，在 1985 年之前，袁庚的工作重點不是經濟，至少不全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而是政治。
後來在蛇口工業區成立後第一次在香港宴請港商時，袁庚被提問，1949 年，你帶領軍隊南下深圳，從你的手中解放了蛇口，將資本家趕跑，建立了公有制社會，現在你又要把資本家請回去搞經濟，所欲何為？
在公開的和政府官員的對話中，蛇口工業區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多賺外匯。在招待港商時，袁庚告訴他們：“賺到錢當然能匯出，匯入我們指定的銀行——中國銀行，就得（粵語，意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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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袁庚常在蛇口的家中接待前來拜訪他的人。他也常與人講起他在蛇口的遺憾。遺憾大大小小，最常提到的有幾個：
1978 年，李先念打算把整個南頭半島 30 平方公里的區域全部劃給招商局。儘管對資本市場的金融工具有所瞭解，但袁庚還是謹慎地估算了招商局現有的資產可以完成大約多少平米的工業區建造，他是以臺灣的高雄工業區為樣本的。他的謹慎可以理解，招商局所屬的交通部起初並不支持他，他們過去有過不愉快的經驗， 在地方上建立起的港口、碼頭最終被地方政府收走。行政上的多頭管理後來在蛇口也成為一個大問題，當袁庚意識到工業區面積太小時，他向深圳市要求劃出更多土地，但雙方因為稅收和自主權的問題發生了爭執。
與深圳市分歧有關的是對“政企分離”理解的分歧。
袁庚始終認為蛇口工業區是作為招商局下屬的企業存在的，在 1987 年 4 月，蛇口工業區成為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以公司董事會取代原來的管委會。他希望這家企業儘可能地脫離深圳市政府的管理，擺脫繁縟的行政手續——一件批文可能需要 3 個月。他讓工業區這家企業擔起興辦社會公建的責任，進行大量的財政投入，以求公共建設為企業服務。這不是袁庚初創的做法，但過去，不管是在大慶還是在湘潭，實踐者都沒有試圖從中實現“政企分離”。
深圳市一位已經退休的官員在接受塗俏採訪時說，他認為，這樣做恰恰無法實現政企分離，就像所有的國有企業一樣，既是政府又是股東，“根本不符合國際化社會化生產的經驗，不符合改革開放的經驗”，“你為什麼不像香港一樣依法辦事呢？”
韓耀根說，袁庚同他談起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聽從港商李嘉誠、霍英東、包玉剛的建議，在蛇口進行股份制經營。
“這個只有到他失去職位以後，失去他的理想與目標之後，檢查自己（才發現），如果有股份制的話，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搞掉。他的理想後來縮小，就放在平安保險裡面。平安保險是個縮小的蛇口工業區，他跟馬明澤說，一定要股份制，和一切一切官方國有企業切斷。他當時遺憾的，改革被顛覆的原因，就是沒有法制化。這也是袁庚的侷限性所在。”
在當時，袁庚提到香港商人，最常說的是“他們鬼精得很”。他悉數駁回了他們各項大膽的投資想法，最後只收到了一輛快報廢的大巴。袁庚命人停在工業區門口，逢人便說是港商送的。
袁庚擔心的是國有企業和中央政府失去掌控。“完全是我們控制下辦的特區。”這是上下一致的看法，上下一致的擔心是“稀裡糊塗上了外國人的當”，變成“國中之國”的租界。蛇口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儘管請外國人來當經理，但“這不是賣國”，因為但幾個大廠招商都佔股 50% 或以上。“他認為，這不是什麼經濟數字，而是政治問題，是共產黨也是社會主義應有的規矩。”塗俏在書中評價說。
在工業區順利發展的那幾年，中央政府倒是提及過，是否可由外面的財團組成開發公司，負責開發特區。袁庚認為由海外財團組成開發公司“這樣做對我們不一定有利”，主張“我國在港三大機構（中行、華潤、招商）取代外資開發者角色”。
工業園區的民主化管理改革也慢慢成為一個問題。1988 年 ，只有 66.8% 的人參與了董事會信任度的投票。投票前就有人建議公開財產，不過沒有獲得響應。最終信任票只佔 50.6%。在對單身職工宿舍提價表示抗議後，沒有可以商討、改變方案的制度流程。
從 1986 年開始，管理改革的發動者和觀察者中就有人提出，蛇口民主的最大障礙在於“人們自己創造出一個不可超越的權威”。這個權威當然是袁庚。蛇口已經擁有 3 萬職工、5 萬人口，但“袁庚一人是蛇口的大腦”。袁庚提出想法，大家就去論證。
人格魅力成了雙刃劍。它輕鬆地化解了信任的問題，但從 1986 年就有人提出，袁庚之後怎麼辦，一直到蛇口時代結束。到了 1989 年，同樣的問題還有人在提。
1989 年，《蛇口通訊報》舉辦的一期新聞沙龍，主題是“明天會更好嗎？”一些人這才意識到蛇口工業區發展了 10 年，營收才 30 多億，大部分的收入是靠供水、供電、通訊和地產所得。工業區沒有值得稱道的企業和產品，相形之下，深圳的華僑城和幾家上市公司的發展都更好。一些人說，還不如內地。
袁庚是在 1993 年從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休的。蛇口工業區也在 1992 年在新的行政區劃中被併入深圳市的南山區，成為區下屬的街道。從 1987 年開始，蛇口向深圳繳納 稅額逐年上升，到 1993 年，自留的部分還不夠工業區公共事業費用的 1/5。
不過在 1993 年 9 月的巴黎地球綜合狀況預備會議上，袁庚還是做了一次《樣板勝於雄辯》的演講。2003 年，袁庚寫了一幅“曾經滄海”，贈給時任中國證監會深圳證監局局長的張雲東。
很多人回憶 1980 年代聲勢浩大的改革開放，那可能是從民間到官方都充滿改革開放熱情的一段時間，但沒有聽說過袁庚，和沒有聽說過蛇口都屬正常。
參考資料：《袁庚傳》《爭議與啟示：袁庚在蛇口紀實》《當代中國“烏托邦”》《見證蛇口》
題圖攝自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油畫作者龐振捷。題圖及未註明出處的文內圖片攝影 孫今涇/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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