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和金融學院院長李曉在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主題是《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演講。其中，李曉教授用了很大篇幅來談中美貿易衝突和應當從當前的中美貿易衝突中吸取的教訓。公眾號“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發表了李曉教授的這篇演講。
李曉教授說，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本質上是一場大國博弈，他認為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今天的雙方貿易戰，只是一場歷史大戲的開幕。
在貿易衝突的背後，中國對美國其實有很深的依賴性。首先是中國對美國製造業和製造業核心技術的依賴，中興事件就是一個表現。其次，是中國對美國農產品的依賴，舉例而言，中國2017年自產大豆1400萬噸，進口了9554萬噸。生產大豆非常耗費土地，平均每生產一噸大豆需要八畝土地，如果全部轉成中國自己種，需要消耗7.6億畝土地。中國的農業耕地紅線是21億畝（原文為21億畝。根據國土資源部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全國耕地面積為20.24億畝。政府發佈的國土規劃綱要要求，到203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25億畝以上）。這意味著要拿出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種大豆，顯然難以做到。再次，在李曉教授看來，更為本質性的，是中國對美國構建的“美元體系”的依賴。
李曉教授認為，從中美貿易衝突裡，我們可以吸取五點教訓，前兩點更為當下，後面三點則更深層次。
第一點是，要克服盲目自大情緒。過去40年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讓很多人產生了一種自豪感，同時也有一些自大情節。但是，中美貿易戰和中興事件，讓我們意識到，中國和美國仍然存在巨大的技術差距。李曉教授舉例說，網絡技術有三個層次，最核心的原發性技術創新；其次是原發性的技術產業，比如芯片；然後才是利用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技術進行的市場開發。在他看來，中國公司更多是停留在第三個層面，也就是利用別人的技術思維和產業化技術，來開發中國龐大的市場。
第二點教訓是，要意識到，中國過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以往，可以通過市場換技術、資金買技術、挖人才造技術的方式來取得技術進步。之後，這些途徑都會遇到障礙，因此必須要自主創新，包括技術領域創新和制度創新。
第三點教訓是，暴露出了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深入研究的忽視。李教授說，從2016年美國大選到2018年3月的貿易爭端，“我們對美國的判斷屢屢失誤。更為重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場大國間的博弈，除了一些貿易專業、經濟領域的專家紛紛出來發聲以外，那些研究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專家少有聲音。這是極不正常的。”
缺乏對美國的深入研究，會導致兩個後果。一是情感勝於理性，非理性思維經常佔上風。李曉教授說，這本質上是因為，中國人仍然是典型的農耕民族思維，而農民經常是情感強於理性。“中國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確立到今天，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這意味著我們中華民族從農耕民族走向商業民族的歷程僅有二十幾年，使得我們很少能夠理性地認識世界，更習慣基於情感來判斷世界。”他舉了一個例子，當年駱家輝成為美國駐中國大使時，就因為駱家輝大使是華裔，很多人認為美國派了一個“中國人”來當大使，中美關係會更好。結果，駱家輝反而是一個對中國立場更強硬的大使。
然後是出現“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傾向。這是民國時期的思想家戴季陶提出的一個說法。“智識上的義和團”的表現包括，在中美貿易戰中，有些學者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也包括，對特朗普總統的缺乏瞭解，“經常小看他”，認為他“善變”，事實上這是因為沒有認真研究特朗普。其實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特點就是：“當對手信心十足的時候，他特別善於抓住對方的漏洞並戳破對方的底線，為對手帶來巨大威懾，進而達到目的；而當對手全力進攻的時候，他又突然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
李曉教授說，他思考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開放的本質，就是中國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開放，是中國主動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併成為這個體系的最大獲益者。在他看來，“當今時代不存在什麼‘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全球化進程出現了大分裂。全球化分裂的本質是，世界主要大國之間關於全球化的共識破裂或沒有了，這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一件事情，意味著今後美國不再願意同我們分享他所主導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這必然對我們今後所有的經濟理論及其研究帶來巨大挑戰。”
而在這種挑戰中，最為危險的，是民粹主義的反美道路，乃至以一種“玉碎精神”抵制美國的一切。
第四點教訓是，“忽視對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進而對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研究很少，進而缺乏對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入理解。”
李曉教授說，如果深入研究美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變化，就會發現，是美國的社會分裂導致了特朗普的上臺。特朗普上臺後，必定要採取行動來彌合分裂的美國社會。他捕捉到的一個目標就是中國。“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社會結構變化，也一定決定著美國政治利益、國家核心利益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特朗普兩年或者六年後下臺，美國也不會因為更換總統而在戰略上改變對中國的基本立場。”
第五點教訓是，“忽視對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權方式、機制等問題的研究。”在李曉教授看來，中國人經常“以工業化國家的視角去認識後工業化的美國，以貿易國家的立場去對待金融國家的美國”，同時又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成就來定義自身國際地位的幻想”。
他的研究結論是：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在他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短期內無法被取代，而是減少中國在美元體系內的風險和成本。正是因為中國加入了美元體系，才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同時，也成為這個體系的最主要支撐者和風險承擔者。這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以上就是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和金融學院院長李曉對中美貿易衝突，以及我們應該從中吸取到什麼教訓的思考，希望對你能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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