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在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主题是《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演讲。其中，李晓教授用了很大篇幅来谈中美贸易冲突和应当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中吸取的教训。公众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发表了李晓教授的这篇演讲。
李晓教授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大国博弈，他认为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今天的双方贸易战，只是一场历史大戏的开幕。
在贸易冲突的背后，中国对美国其实有很深的依赖性。首先是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和制造业核心技术的依赖，中兴事件就是一个表现。其次，是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举例而言，中国2017年自产大豆1400万吨，进口了9554万吨。生产大豆非常耗费土地，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八亩土地，如果全部转成中国自己种，需要消耗7.6亿亩土地。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21亿亩（原文为21亿亩。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政府发布的国土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25亿亩以上）。这意味着要拿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大豆，显然难以做到。再次，在李晓教授看来，更为本质性的，是中国对美国构建的“美元体系”的依赖。
李晓教授认为，从中美贸易冲突里，我们可以吸取五点教训，前两点更为当下，后面三点则更深层次。
第一点是，要克服盲目自大情绪。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有一些自大情节。但是，中美贸易战和中兴事件，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和美国仍然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李晓教授举例说，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原发性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产业，比如芯片；然后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市场开发。在他看来，中国公司更多是停留在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利用别人的技术思维和产业化技术，来开发中国庞大的市场。
第二点教训是，要意识到，中国过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往，可以通过市场换技术、资金买技术、挖人才造技术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之后，这些途径都会遇到障碍，因此必须要自主创新，包括技术领域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三点教训是，暴露出了对美国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深入研究的忽视。李教授说，从2016年美国大选到2018年3月的贸易争端，“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场大国间的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纷纷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
缺乏对美国的深入研究，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情感胜于理性，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李晓教授说，这本质上是因为，中国人仍然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思维，而农民经常是情感强于理性。“中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走向商业民族的历程仅有二十几年，使得我们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年骆家辉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时，就因为骆家辉大使是华裔，很多人认为美国派了一个“中国人”来当大使，中美关系会更好。结果，骆家辉反而是一个对中国立场更强硬的大使。
然后是出现“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这是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戴季陶提出的一个说法。“智识上的义和团”的表现包括，在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也包括，对特朗普总统的缺乏了解，“经常小看他”，认为他“善变”，事实上这是因为没有认真研究特朗普。其实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特点就是：“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李晓教授说，他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开放的本质，就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开放，是中国主动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并成为这个体系的最大获益者。在他看来，“当今时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大分裂。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他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而在这种挑战中，最为危险的，是民粹主义的反美道路，乃至以一种“玉碎精神”抵制美国的一切。
第四点教训是，“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进而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
李晓教授说，如果深入研究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就会发现，是美国的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特朗普上台后，必定要采取行动来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他捕捉到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社会结构变化，也一定决定着美国政治利益、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两年或者六年后下台，美国也不会因为更换总统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
第五点教训是，“忽视对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权方式、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在李晓教授看来，中国人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同时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幻想”。
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崛起的性质是“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在他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短期内无法被取代，而是减少中国在美元体系内的风险和成本。正是因为中国加入了美元体系，才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成为这个体系的最主要支撑者和风险承担者。这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以上就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对中美贸易冲突，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思考，希望对你能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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