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高考改變億萬中國人命運。（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9日《南方週末》）
編者按：2018年高考錄取正在進行之中。高考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既要保障學生有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發展興趣，有創造性，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教育公平，還要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在地區與地區間保持一定的平衡。諸多政策目標，改起來殊為不易。恢復高考40年，也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40年。高考制度，是一個很好的平衡改革與穩定的樣本。繼2018年6月7日《我看高考改革趨勢》一文後，本期，我們繼續請兼任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的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教授分析高考制度。歡迎讀者來信發表您對教育話題的分析和建議，來信務求簡短和見識。郵箱：[email protected]。
高考是適應中國國情的一種考試
南方週末：都知道高考是指揮棒，“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中小學似乎仍然是圍繞著提高考分來組織教學，教育部門想“減負”，但落地起來似乎很難。
劉海峰：的確，現在中國因為有高考存在，它指揮棒的功能非常強大，影響了整個中小學教育。中考與之類似，導向功能也非常明顯。所以，應試的壓力在中小學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些小學一年級的學生，課業負擔也蠻重，在這種情況下，想改變中國學業水平很重的這種情況，很難。
但中國又離不開高考，我向來認為高考是適應中國國情的一種考試，沒有高考不行，有高考就會對中小學有應試的導向。從中小學就開始的學業壓力，除了跟高考制度有關外，很重要的還是中國人的教育價值觀，這與傳統文化密切相關。中國自古就崇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度甚至過度重視教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或教育部門，不管怎麼發文件要減輕中小學學習負擔，始終減不下來，一些基礎課程，學校把它減下來了，家長又把它放在課外的假期裡補回去，每到週末以及寒暑假，各種補習班、培訓班，非常火爆。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年輕媽媽很多都是“教育狂熱分子”。
崇尚儒家文化的東亞文化圈，包括韓國、日本、新加坡，與中國類似，非常重視教育，華人尤其重視。那些移居海外，到美國去的華人、留學生，他們的後代，也要考高分、進名牌大學，像美國“虎媽”蔡美兒，就是華人中的典型。她已經是從菲律賓移民美國的第三代華人了，血液裡還流淌著中華的文化基因。這跟我們文化相關，雖然美國沒有像我們這樣的高考氛圍，但華人的孩子學習任務一樣很重。
南方週末：《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講要推動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探索發現和培養創新人才的途徑，鼓勵普通高中辦出特色。為適應新高考改革目標，真正撬動素質教育，中小學教育階段未來可以做怎樣的嘗試？
劉海峰：很難，如果能做，也只能是漸進地做一些試驗，主要是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原因。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大家辦事都講求人情關係。再者，誠信體系不夠完善，如果要多元評價、綜合錄取，希望能夠不完全看課業成績、考試分數，那就要看推薦信、平時表現、成長記錄等，這些往往會作假，沒法判斷真假。比如說平時拾金不昧，好不好？當然很好，但德的標準，如果不能量化，在大規模考試錄取選拔的時候就沒可比性。自主招生當然可以，但招生規模變大，有幾十萬人時，綜合評價就需要量化，而德的量化可能會異化或走樣。現在中國高校很難來做像西方高校錄取體制那樣的改革，不得不以考試分數作為錄取的主要依據。未來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誠信體系的完善，情況會變好。現在像高考這麼剛性的考試，都還有一些人挖空心思作弊，比較容易作假的東西，沒有相當嚴格的把關，是無法採信的。
“高考改變命運”VS“讀書無用論”
南方週末：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42.7%，對中國高等教育早已從精英化到了大眾化，且正在普及化這一情況，一些考生和家長並沒有足夠清晰的認識，許多人仍然將考上大學與改變命運直接畫上等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劉海峰：雖然知識就是力量，但“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確實不如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了，我是1977年考上大學的，對“高考改變命運”深有體會。那時別說考上大學，就是考上中專，一考出來都是國家準幹部身份，都可以跳龍門。後來經過擴招，尤其高等教育大眾化後，上大學不一定能保障有好工作，現在高考改變命運、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有相當大的下降。不過，我向來認為，高考仍然可以改變命運，只是如果上很一般的學校，改變命運的幅度就比較小，比較難，但如果考到比較好的學校，尤其是到頂尖大學，大部分人還是能比較明顯地改變命運，對一些農村孩子，尤其如此。比如考上了重點大學或者原來的“985”工程大學、現在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讀出來以後，再不濟，找個不錯的工作還是沒問題。再者，校友圈也是他/她的社會資本。通過高考改變命運，還是很多農村家庭和考生強烈的期盼。
其實，主要是現在社會為青少年成才提供的路子不是很多。比如安徽六安市的毛坦廠中學，以前一些媒體老是對它進行抨擊、諷刺，稱作“亞洲最大高考工廠”、應試教育的典型。我認為對這些毛坦廠中學的學生、家長，不要一味地諷刺、挖苦，也要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這些家長和學生，基本上都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在那裡待上一年、半年陪讀的母親，基本上都是非白領，沒工作的，房租又貴、條件又差，還不是期盼孩子復讀時能多考幾十分、上百分，能上個更好的大學。為什麼要這樣？主要是沒有其他路子，如果不通過高考，他們可能祖祖輩輩地，從以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到現在是在流水線上打工。高考畢竟是一個能通過自己努力，實現命運改變的機會和途徑。當然，讀書無用論也廣泛存在。
結構問題：缺創新能力和高級技工
南方週末：毛坦廠中學主要針對成績本來就比較差的學生。據報道，衡水中學則存在比較嚴重的跨地域掐尖招生的現象，能進去的也不一定是條件差的家庭的學生。不論什麼家庭，考個好一點的大學，的確是捷徑之一，近幾年畢業季待就業大學生數量仍年年刷新紀錄，大學生就業難的討論從擴招之後就一直存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快速增長，社會其他發展環境與之協調嗎？
劉海峰：擴招後，就業的困難程度是遠遠高於以前了。從1999年擴招開始就出現這個問題，現在招生規模那麼大，畢業生每年七百多萬，確實有一部分人沒法就業，這也是相當大的壓力。不過，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雖說很高，但跟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比，還不算高，主要區別是沒法做到寬進嚴出。像土耳其，經濟水平不見得很高，毛入學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八十了，但畢業率並不高。歐美一些國家，有的大學招一百人，畢業的只有百分之四五十，我們就百分之九十好幾，甚至接近百分之百的畢業率。這樣一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雖然在總人口中比例不算很高，但在結構上跟社會需求還不是很匹配。一是真正高端的人才欠缺，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人並不多，另一方面，高級技工也缺乏，這種結構性問題還需很大努力才能調整、改進。
分省定額：歷史與合理性
南方週末：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說，近5年實行了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專項招生計劃，以及中西部招生協作計劃後，多招收了37萬名大學生。農村貧困地區專項計劃，有相關效果追蹤調查嗎？
劉海峰：全面、精確的沒有，但據我一般地瞭解，還是對保護和鼓勵農村學生上好大學，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現在農村學生上比較高層次的大學，機會比城市學生少很多，像北大、清華，農村考生數量這三十年確實下降比較多，關鍵是受教育條件不同，資源差距很大。對這種弱勢群體要實行一定的傾斜政策，這對保障一些家境比較清貧、學習相當優秀的學生還是必要的。類似政策，世界多數國家都有在做，中國臺灣地區也有，他們叫繁星計劃，把重點大學的招生指標投放到那些薄弱的中學和偏鄉地區去。這幾年農村貧困地區專項計劃招進來的學生，大部分還是很不錯的，少部分在理工科院系學，成績差距比較多的話，可能需要補齊一些知識。對文科和一般院校來講，差一二十分甚至更多一些，應該不要緊。
南方週末：近年來使用高考全國卷的省份越來越多，在統一試卷的趨勢下，錄取分數線的可比性會越來越明顯，分省定額錄取制度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方向？
劉海峰：我覺得，主要還是以省為範圍的變動，不論是科目改革，或者說其他方面的改革，無論怎麼改，基本上不會影響分省定額這種錄取制度，也就是按省級範圍錄取這種格局。因為分省定額的形成是一個相當固定或者說剛性的一個格局，這個說來話長。
南方週末：為什麼分省定額的格局具有相當的剛性？
劉海峰：中國原來人才選拔是沒有分省定額的。最早追溯到科舉時代，像唐代考上進士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北方人，南方人很少。但經過唐後期，隨著南方的發展，進士增多了。唐末五代，北方經常戰亂，經濟文化受到很大破壞，許多士人南遷。到北宋中葉，考上進士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完全倒了過來。當時北方出身的一些謀士，就跟宰相司馬光出主意。司馬光於是上奏，提出應該“逐路取人”，各地應按一定比例來錄取。當時皇帝宋英宗也覺得有一定道理，叫朝中大臣討論。南方出身的大臣歐陽修，是江西吉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科舉考試既然是國家考試，應該以成績錄取，不能以地區按比例來錄取，水平低的，還要給它一定的指標會造成不公平。於是這個爭論不了了之，科場競爭還是完全按成績錄取。北方人弱勢，南方人絕對強勢，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明代初年。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最為典型。當時首都還在南京，那年會試一發榜，52名中進士的沒有一個北方人，發榜之後，北方舉子就鬧事，說考官都是南方的，偏袒他們。後來就找另一撥人複查試卷，當時科舉考試確實很客觀、公正，複查結果認為並未舞弊違法，維持原榜不變。北方舉子不服，又鬧，於是朱元璋龍顏大怒，把當時的考官和第一榜放出來的狀元都殺掉了，還有一些人流放了。後來重新再考，請另一撥人評卷，再放榜出來61人，就全是北方人，沒有一個南方人了。這被後人稱為南北榜事件，是科舉時代發生的最嚴重的南北地域之爭。其實第一榜也不是考官有作弊，主要當時南北文化水平差異很大。
明代後來到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就出現了科舉中的“南北卷”制度，其中還有“中卷”，江南、江西、福建、廣東這些都屬於南卷，佔55%的錄取名額，北卷佔35%，中卷佔10%。但到清康熙年間，有幾科南方人中大部分是江浙人考得好，有幾科甚至福建、廣東沒人考上進士，人們又提出這個南北卷制度還不夠合理。於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就出現了會試分省定額取士，按省來給定指標，這就跟我們現在高考分省定額錄取制度很像。
科舉1905年廢除之後，高校也沒有分省定額錄取。但在1920年代，北京大學按成績自由錄取時，就出現有八九個省沒有一個人考上北京大學的情況。當然，當時北大還不像現在那麼重要。不過，當時的教育部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後來開始制定辦法，照顧邊疆和文化教育相對落後的地區，給一定的指標。類似情況，演變到現在的分省定額。
南方週末：分省定額能產生怎樣的效果？如何看待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之間的矛盾？
劉海峰：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是一個兩難問題，是一個千古難題。從北宋中葉就出現了，當時的文化巨人，從司馬光到歐陽修等人曾經爭論，也沒法解決。現在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分省定額錄取，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經濟、文化和教育水平差距很大的國家，是一個特有的現象，傾斜的高考分數線的問題，很難完全解決。
分省定額錄取體制，以省為範圍劃定分數線，無論一個省的高考怎麼改革，不會影響其他省。2017年浙江、上海的改革，以及今年北京、海南的改革，都是這樣。
社會化考試：政府很難退出高考
南方週末：招生考試製度確實複雜。《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探索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這裡的社會化考試具體怎麼做？
劉海峰：社會化考試，即組織考試者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門，而是由社會專業考試機構來考。在美國普林斯頓市，有負責SAT這樣的學術能力評估考試的機構，它是私立非盈利性機構組織，是社會化考試的機構，而且是實行一年多考。現在各省的考試院，也不是完全的政府機構，大部分屬於事業單位。
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在中國的國情底下，我覺得還是不宜交給其他民間機構來考。在中國，考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意義上，中國是一個考試社會，高考尤其重要，是一個國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基本考試製度。教育部長陳寶生2017年5月說過一句話：“高考是教育領域具有政治意義和全局意義的重要工作。”確實如此。高考基本沒有小事。
中國人不僅把高考看作一個考試，一種教育，還經常把它變成一種經濟、一種文化、一種萬眾矚目的社會活動。“文革”前夕廢高考，“文革”後恢復高考，就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在中國，高考不是那麼簡單的，不像一些人所說，政府應該退出高考，就可以解決問題。
中國現在的高考由政府二十個部門齊抓共管。為什麼興師動眾？就是因為民眾太關切了，大家都把高考當成一個非常神聖的，在中國難得公平競爭的一種機制。恢復高考以來一直是這樣，現在高考面臨著防止作弊，尤其是高科技作弊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才會讓教育、公安、消防、交通、武警、國安、電信等部門來齊抓共管。就這樣還不能杜絕作弊，還有一些人挖空心思鑽空子。民間或其他第三方機構來主考，根本就做不到這些措施。前幾年，有些地方高考時下大雨，路被淹了，當地發動部隊的衝鋒舟，把考生渡過河，這種情形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所以在中國，雖然提出社會化考試，但現在很難做到。比較合適的還是由現在各省都成立的教育考試機構來管理，特別是經過分省命題鍛鍊的教育考試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這樣比較規範，有專業性，也能維護高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方法論：高考改革要從試點開始
南方週末：新高考改革從試點到推廣節奏很緊湊，未來的高考改革，怎麼處理改革與政策穩定性之間的關係？高考改革如何把握“度”？
劉海峰：我研究考試很長時間了，從研究科舉算起有三十幾年，研究高考也有二十幾年，系統地研究了考試。從我的研究來看，高考改革這樣影響重大、複雜的改革，最好是在全面研究和長遠規劃的基礎上，漸進地推進，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
這次新高考改革，牽涉得特別廣，變動幅度也比較大。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關於深化改革的決定，說要“文理不分科，減少統考科目，部分科目一年多考，社會化考試”等時，我就提出，像這樣複雜的改革，是影響非常重大的，一定要在一定範圍裡實驗，證明確實具有可行性後，才宜全面鋪開。現在這個改革，先在上海和浙江試了，大家看了以後都知道其中的利弊，應該怎麼來把握和調整，才漸進地鋪開，是比較恰當的。還有，各省也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因地制宜做出一些改進的辦法。
比如說像海南省，基礎教育不算很好，是2017年開始第二批試行新高考的。在制定新高考方案時，我參加過教育部對它新高考準備的督查，當時海南就沒有像浙江那樣選考一年兩次，而是改進了，只有一次機會，且安排在高考之後緊接著進行。這樣它組織起來就會省掉很多事情，對防止考試作弊很有幫助。海南這樣的做法，比浙江簡化很多，這種刪繁就簡的辦法我個人認為是可取的。
新高考試點，要真正證明可行了，才推開。在推開過程中，也應不斷地加以調整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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